巴蜀历史文化论集

章节摘录

书摘      近年来，我们在四川境内实地调查中，发现和搜集了一些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碑石，其中以反映张献忠农民军的为多。这些碑石，大体可分为两类：二类是农民起义军的刻石，直接说明了起义军的某些活动；另一类则是地主阶级分子撰文勒石的，充满了他们对农民革命的仇恨、恐惧、攻击和诬蔑，但也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不少真实情况。这些碑石，佐证或补充了文献资料，也是农民军战斗活动的物证。    第一类  农民起义军的刻石    大顺二年(1645年)《张献忠圣谕碑》。现立于广汉县人民公园内。碑高210、宽100、厚10公分。正面镌刻精美龙纹，上方正中有“圣谕”二字，碑文是：    圣谕：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口(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    “大顺”二字有明显凿痕，只依稀可见。碑阴刻《万人坟碑记》，有“万人坟”三个大字，立碑年月为“隆武二年(1646年)仲冬月”，文字大都漫漶(《(嘉庆)汉州志》有著录)，系  南明刽子手杨展镇压张献忠起义军，率兵过汉州(广汉县)时，搞的一个“万人坟”，并由他撰写碑文。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率起义军再次攻入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农民革命政权，改元“大顺”。  《后鉴录》说：“(张献忠)复为伪圣谕，刻石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 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是时崇祯十七年一月。”①《蜀碧》说：“初，贼自为圣谕六言云：‘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命右相严锡命作注解发明之，刻诸石。”②《客滇述》说：“献忠自言亲见天神与语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遂刊行各州县，再续二语云：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即以为圣谕碑。”③《鹿樵纪闻》的记载与此基本相同，惟“万物”作“百物”，“自思自量”作“自去思忖”④。可见，张献忠曾有此“圣谕”，又命其右丞相严锡命作注解，并把 它印发各州县，刻成圣谕碑。     1982年3月，重庆市博物馆在清理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洗布塘街境内的明玉珍墓时，出土了明玉珍的《玄宫之碑》(以下简称《碑》)，碑石高114、宽56、厚23公分。碑额中部有篆书，“玄宫之碑”四字，两旁刻有龙纹；碑文正书，约1000字。由大夏政权中书左丞相戴寿“填讳”、中书右丞相刘祯“撰文书丹”、知枢密院事向大亨“篆额”，于天统四年(1366年)立石。碑石完好，字迹清晰①。    明玉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一支红巾军的领导人，先是徐寿辉天完政权的部将，后在四川重庆建立了大夏政权，明玉珍在四川地区的活动，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有关明玉珍的情况，《明氏实录》、《平夏录》、《明太祖实录》、《明史》等记述较为集中，但其中也有语焉不详、错漏抵牾之处，此外如《鸿猷录》、《国初群雄事略》等书所载，亦间有风闻、抄袭之弊。   《碑》的出土，为研究明玉珍及其活动，乃至有关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其它一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贵资料。本文试将《碑》与所见文献对照，作一初步分析。    《碑》的记述，可补文献记载之阙略。    (一)文献载，大夏政权机构开始是仿效周制，设六卿，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改为中书省、枢密院，设有左丞相、右丞相、都察院、平章、参政、尚书、宣慰、承旨使、学士等官职，还有国子监、提举司等。主要官员有戴寿、万胜(明二)、向大亨、莫仁寿、刘祯、吴友仁、邹兴、张文炳、窦英、姜珏、荆玉、商希孟、江俨(一作严)等。《碑》所列是改制以后的机构和官职，有：  “金紫光禄大夫太傅中书左丞相录军国重事”、“金紫光禄大夫少傅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荣禄大夫知枢密院事”、“中书省左丞”、“中书省右丞”、“枢密院同知”、“枢密院副使”、“枢密院签院，，等。所列主要官员新见的有孙天佑、刘仁、徐汪、明从睿、明从哲、马文敬、王元泰、朱黼、邓立、沈友才、刘铭、明从政、明从德、李聚、窦文秀、周景荣、田继坤等十七人，另有员外鲍玉一人。此外，还有一系列与政权设置有关的仪制，如颁“先天”历、“立太庙”、追谥祖宗、“典后”、“立东宫”，即所谓“礼乐刑政，纲纪法度，卓然有绪”。这些记述，丰富了文献记载，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第一，大夏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比较完备，且有相当的稳定性。第二；其官职，中书省以左丞相为次，改变了元朝以右丞相为长、左丞相为次的官制；枢密院毄设有元朝所无的“签书院事”（“签院”），大夏政权当是参照了南宋官制，这也反映出它的反元性质。第三，主要官员中的明从壑、明从哲、明从政、明从德，当为明玉珍的族人或被赐姓为明的官员。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在中国书院史的发展中，四川地区(含今属于重庆市的地区)占有重要地位，至迟在唐代已有几所书院，即贞元九年(793年>建于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咸通年间(860—874年)以前建于巴州(今巴中县)的丹梯书院和南溪书院(在今南溪县)、青莲书院(在今盐亭县)等。这些书院多是文人学者个人的读书场所。宋代以后，四川的书院有明显的发展，不仅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具备了教育功能，形成了制度并逐渐完善。据《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统计，各时期四川书院数量居于全国各省的序次是：唐五代时居第4位，宋代居第6位，元、明两代均在第10位以后，清代居第2位。其中有全国著名的宋代蒲江鹤山书院(宋理宗御赐院额)、涪州北岩书院，元代绵竹紫岩书院(御赐院额)，明代的成都大益书院，清代成都的锦江书院、尊经书院等。清朝末年，随着教育改制，作为教育体系的书院不复存在。四川地区自公元8世纪至19世纪末叶，作为教育体系的书院存在长达一千多年。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仍有复性、勉仁等书院，本文将不论及。    在宋代学术的发展中，蜀学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就学术思想而言，宋代蜀学经历了萌芽与草创、形成与初盛、低谷与转型、定型与鼎盛的进程，概而言之，即以苏学为主(初盛)转为以洛学为主(鼎盛)的局面①。自南宋中期以降，，苏氏蜀学便趋向冷落以致衰隐，即使是其发源地区并占主导地位的四川，也经过“洛蜀会同”而主要被洛学(理学)所取代，、使宋代蜀学出现了以程朱理学为主的鼎盛局面。为什么曾经显耀一时的苏氏蜀学会逐渐衰隐呢?有学者认为是，北宋末年党禁、学禁的打击；朱熹贬斥；苏氏的成就偏重于文艺方面②。或认为是，苏学正统意识不强；苏氏哲学本体论与伦理观的结构较松散；苏氏不以成道成圣为治学宗旨，又不注意传道授业；朱熹对苏学的批判③。这些分析是中肯的。笔者还 为，促使洛蜀会同、苏学衰隐、洛学显扬、蜀学转型的重要因素与书院有密切关系。本文就宋代书院与宋代蜀学的关系作些初步探析。      历时15载、洋洋230万字的《自贡市志》(以下简称《市志》）出版了!这是自贡市建市近肋年来的第一部志书。它不仅为自贡市提供了一部地方全史，也为我国地方志宝库填补了一项空白。筚路蓝缕之力，开篇创新之功，耀然炳著，令人钦敬!初步拜读之后，甚有收获，仅就一些突出之处谈谈不成熟的看法。    一、讲求质量  贯穿全志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和百科全书，不仅有资治、教化的功能，还有存史的功能。新修地方志要求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地方性的统一，以保证志书的质量；也只有这样，才能超过旧方志。这些要求，归结言之最基本的就是一个“信”字。一部地方志称得上是“信史”，这就在基本上保证了志书的质量。对于这点，《市志》的编纂者们甚为注意，他们把质量视为志书的生命，提出了”《自贡市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求是存真、秉笔直书的原则”，以及“面向全市，总揽市情，着眼宏观，突出重点，体现特色，的总纂构想，把“讲求质量”作为全书的基本要求。通观《市志》，“讲求质量”的要求得到了认真贯彻，从而保证了志书应有的质量。    要使志书成为信史，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搜集、辨析和运用资料，务必使资料广泛、翔实，准确实用。1939年自贡建市，是从荣县、富顺县各划出部分地区，1978年、1983年荣县、富顺县又先后成为自贡市的辖县。由于《市志》是自贡建市以来的第一部市志，而《市志》内容的时间上限又是1840年。这样，它可以直接利用的旧方志资料既少又零散，其资料工作的困难更大更多。《市志》编纂者对此有充分认识，采取了抓好各专业志的编纂和《市志》编室直接搜集资料的双管齐下办法。对各专业志的资料工作、长编纂修和志书编纂提出严格而明确的要求，并加以认真实施。结果，各专业志用了6年的时间，搜集资料达3亿字以上，各专业志的长编与志书的字数比例一般为10：1。在这个基础上，《市志》严格审辨各专业志、区县志提供的资料和直接搜集的资料，使资料工作扎实、可靠。    尤论是对各专业志的资料或《市志》编室直接搜集的资料，《市志》都悉心进行梳理、辨析、甄选，然后按照编纂原则和总纂构想的要求加以利用，这从《市志》全书取材之审慎、脉络之清晰、内容之全面得到说明。下面举两个小例以为佐证。宋代在富顺设盐监，由泸州富义县改名为富义监(不久更名为富顺监)，并升为州级行政建置。《四川郡县志》记载：“富顺监。《宋地理志》……乾德三年，升为监。”新修《富顺县志》把升监时间记为乾德四年(966年)。究竟是三年还是四年?《市志》取乾德四年之说。这是符合《宋史·地理志》记载的。而且《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文献通考》等书，均载为乾德四年。实乃《四川郡县志》引录《宋史·地理志》有误。一年之差，反映出新修《富顺县志》扎实的资料工作，也反映出《市志》对待资料的审慎。又如书院，新修《富顺县志》载有9所，所修《荣县志》载有5所，共14所。《市志》所载共15所，其中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贡井建立的“酌经书院”，就是根据《自贡市贡井区志》增补的，这也反映出《市志》在资料工作方面的细致。    从《市志》对待资料工作的认真态度而言，充分表明《市志》的编纂者们严格把关，讲求质量，努力按照“信史”的要求修纂自贡市的第一部志书。……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1998年，在有关单位和一些学者的支持下，我自选出版了《胡昭曦宋史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又自选了《巴蜀历史文化论集》，并且有幸被列入“四川大学‘211工程’项目巴蜀文化研究丛书”。    我偏重于四川(巴蜀)地方史的学习和研究，是从1960年开始的。那时，我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五年级，主修中国近代史专门化，一边进行课堂学习，一边参加《四川近代史》(教材)的科研，写出了第一篇习作论文《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  (刊登于《历史教学》1961年第11期—12期)。1961年大学毕业留系任教后，在校、系的关心帮助和业师蒙文通教授的指导下，我担任中国古代史通史课教学和重点进行宋史的研究。于是，我在科学研究上既偏重于宋史，又致力于四川古代史。    在宋史研究中，我大多是探讨宋代四川的一些课题。我认为，对宋史的研究应该既要注意到宋代历史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也要注意到宋代的各个地区。江南和四川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更应着重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全面地更为切实地认识宋代历史。我是任教于四川的宋史工作者，对四川的资料比较容易搜集，也比较了解四川的山川人文，更有责任为全国的宋史研究提供一些有关四川地区的资料、线索和认识。因而，我很注意把宋史研究同四川(巴蜀)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选择了一些宋代四川地区关乎全国性的、而史学界又研究较为薄弱的课题，诸如：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宋末四川宋蒙(元)关系、宋代蜀学、宋代四川科技文化发展以及宋代重庆城市发展、司马光诞生地、陈抟里籍、成都范氏家族、蒲江魏氏家族、绵竹张拭家族，等等。还在自己研究和吸取有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了《四川古代史稿》中的宋元部分。    与此同时，我对四川(巴蜀地区)古代历史文化的一些问题也作过探究，诸如：汉晋至隋唐以后的氐羌，唐末、元末、明末和清朝中期四川地区的农民起义，四川书院史以及对新修四川地方志的一些认识，等等。    自1960年至今逾四十年，可以说我在巴蜀古代历史文化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是锲而不舍的，已发表的论著虽谓粗浅，但能为学界提供一点资料、线索或参考，我就感到满意了。    在巴蜀历史文化的研究方法上，我重视广泛掌握文献记载(包括考古成果)和必要的实地考察相结合。1981年，《中国地方志》刊登了我的一篇短文《研究地方史要重视必要的实地考察》，表达了我对这种研究方法的认识。我认为“这就是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方法。文中写道：“必要的实地考察，对地方史的研究尤为重要。第一，现存文献资料多是全国性史籍，作者不可能对其重要记述逐一核查，其中或有缺略、含混乃至错误之处。这些问题，一部份可在地方性史籍中得到订补，但有的地方性史籍也未详载或本来就抄自全国性史籍，这就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如果各地都充分利用自己的方便条件，进行这项工作，将会大大有助于全国性历史的研究。第二，现存地方史籍，虽大多是当地人修撰，留下不少可贵资料，但由于作者的局限，在一些问题上或付之阙如，或语焉不详，或矛盾抵牾，或错讹杂见。这就既要继承，又要创新；既要运用，又要订补，也得进行实地考察。”这种实地考察，“必须在广泛掌握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有目的、有重点地进行”。自1978年至1983年的六年中，我同历史系的几位同事和研究生、本科生，带着文献资料中发现的问题，先后去四川省内近50个市、县开展了实地考察，后来写成的《四川古史考察札记》就是这些活动和心得的部分记述。原来打算至少要去100个市、县考察，然而1984年学校委派我兼任校研究生处处长(后改为研究生部主任)，为了争取胜任这个新的、繁忙的工作，我停止了赴校外考察的活动。以后，一直兼任行政职务到1997年。行政工作和研究生教学任务的压力以及逐渐发展的高血压病，使我至今未能实现到100个市、县实地考察的计划。虽然如此，我从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中，获得许多收益，这可以从我的有关四川古代史的论著中明显看到。    收入本集的文章共33篇，文字有长有短，大多是正式发表过的，其内容涉及自汉代至近代巴蜀地区(今四川和重庆市)历史与文化中一些问题的论述和对有关著述的评论。    ……

内容概要

胡昭曦，男，1933年2月生，四川省自贡市人，汉族，中共党员。1956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五年制），1961年毕业后留系任教。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指导教师。他是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带头人、也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书籍目录

西部大开发与巴蜀文化研究(代自序)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论元末红巾军将领明玉珍的历史地位四川地区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些碑石唐末阡能起义及对其遗迹的考察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明玉珍玄宫之碑》初析“啯噜”考析范祖禹与《唐鉴》宋代四川地区科技文化发展述论宋代蜀学刍论唐君毅对宋代儒学的研究四川书院的藏书事业四川书院的发展与改制宋代书院与宋代蜀学四川自贡胡慎怡堂氏族源流考略谆谆教导，受用终生——缅怀文通师对编写公路交通史的几点认识注重质量，刻意创新    ——读新修《富顺县志》内容全面，特色突出    ——读新修《大足县志》讲质量，出特色，创新篇    ——读盐都自贡第一部市志《上帝鞭折钓鱼城》序《宋代阆州陈氏研究》序一部开掘丰厚文化底蕴的力作    ——读《大足石刻铭文录》有关张献忠起义的新见资料    ——简介《五马先生纪年》《圣教人川记》附《五马先生纪年》出版说明四川抗元名城——富顺虎头城犍为紫云城南宋云顶山石城遗址《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评介大足石刻与宋史研究群材构厦与地域文化研究《锦江书院纪略》——一部稀见的书院志附录：本书未收作者有关巴蜀历史文化的论著目录后记

编辑推荐

巴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文化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而且对于继承发扬巴蜀文化优秀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本书收录论文33篇，内容包括对古代氐羌的研究，对唐末、元末、明末、清前期四川地区农民起义的论述，关于四川古代书院发展和宋代巴蜀科技文化的考述，对一些研究巴蜀史志的学者和著述开展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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