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邊界》书评

所谓的乡愁 不过是矛盾的边界

阿泼：六年级生，本名黄奕潆，受过新闻与人类学训练，担任过记者、偏远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志工和NGO工作者，现职为媒体工作者。将社会当成一个“田野”来观察，尤其对文化议题感兴趣，喜欢自学亚洲各国语言。渴望了解世界，喜欢自助旅行，总是发挥人类学家精神赖著当地人聊天，以“是否和当地人同桌吃饭”作为旅行成功与否指标。在写《忧郁的边界》的读书笔记前，作者的身份是需要着重拎出来详讲的。从上述腰封所摘抄的作者简介来看，媒体工作者、人类学研究者（也就是社会学）是阿泼身份的两个重要标签，这也使得《忧郁的边界》脱离了一本旅行书的姿态，更偏向一本“田野”笔记。除了职业身份外，阿泼的台胞成长背景身份，也从书籍的始贯彻至终。虽然文章一路记录的都是越南、泰国、缅甸、冲绳、朝韩等地边界上暧昧不明的民族认同，但从阿泼眼中的“他者”回望，我也多多少少看出了她对两岸关系那到道不明的情愫。而这种情愫，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理性，沾染了小辈与长辈间的感情色彩，但它确是一种更趋近于台湾岛民对对岸的真实情感。台湾，与每个身处边界的地方一样，生活在其中的岛民，多多少少都有着暧昧不明的身份。生活在台湾中部山区的阿美族、排湾族、泰雅族等先住民（原住民）；国共关系破裂，跟随国民党逃离到台湾的老兵，后来逐渐形成了眷村文化；因为台湾经济转型期，从泰国、越南、缅甸、大马等东南亚地区漂洋过海而来，为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外来劳工。（仅从近现代追溯）而从书中所交代的，少得可怜的阿泼家庭背景来看，于100年前来到台湾的阿泼祖辈，恰逢甲午战争，中方战败，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不同于老兵家庭，也不同于原住民，阿泼家庭对台湾被割让的记忆，历久弥新。而这被割让的记忆，却与我们大陆一提起日本侵略，就直接联想到南京大屠杀，因为对日本充满浓浓的民族仇视，有着种种不同。台湾人恨日本么？这是我在看这本书时，最常反问自己的。然而，若非琉球，恐怕清廷始终无法体会到台湾的珍贵，也不会意识到日本的威胁。只是这个历史波浪，却是从几个倒霉的船员漂流到台湾沿海后，开始展开的——至少在我的历史课本中，琉球是这么登台的——它甚至有个名字，叫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是日本第一次对外战争，也是后来日本占领台湾，并侵占中国大陆本土的开始。从阿泼冲绳的“田野”笔记中，我至少可以肯定，对于日本侵略的历史，台湾人是不加否认的。1895年，日本因《马关条约》强占宝岛台湾，台湾岛民与日本军发生了激烈的抗争。在1895年台湾被割让到1945年日军投降的50年间，台湾人一直没有停止对日本侵略的抗争。而于2012年上映，由魏德圣执导的《赛德克•巴莱》就是讲述了1930年，在日本殖民下，高山族原住民发动的雾社起义。这部台湾“史诗”片，让这段真实发生在台湾土地上的悲壮旋律，重新激荡在人们心中。然而这种历史记忆所奠定的感情基调，并不能准确描述台湾人对日本的感情。L先生：从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获得台湾，到1920年代以前，日本每年都把大批预算投入台湾，而没有从台湾获得收益，使台湾变成了日本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以至于当年的日本议会中，有人递交了一个提案，建议把台湾在国际市场上拍卖掉。直到1920年以后，日本才开始从台湾获得收益。台湾的教育程度，1923年已达23%，而当时中国大陆的识字率要低得多。从《南方人物周刊》所刊登的，萧功秦与台湾L先生交流后，所撰写的《台湾人为何不那么恨日本人？》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在殖民台湾时，并没有做太多“坏事”。日本人在侵略的同时，却也给这里的经济、教育发展带来了许多助力，台湾人实在找不出太多理由仇视日本人。台湾因为日本的这些“怀柔政策”，内心中对日本的抗拒开始减少，以至于在殖民后期，日本在台湾烙印下的日本文化痕迹，至今还在影响着台湾人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台湾传播的种种新闻、综艺节目中，不难找寻到它们的踪迹，而台湾人对大陆人的误解和排斥（如大陆新娘）也亦然。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所谓的国别意识，如果没有经过教化的潜移默化，我们又是否也会慢慢产生自己是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呢？上溯到更远古的时期，西部、北部为夷，东部、南部为蛮，只有依着黄河的中原才算得正统的“国家”。那时的蛮夷子民都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字以及文化，而如今我们都归属于一个中国，虽然有着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方言，但大家都可以通过普通话交流，通过汉字互相加深了解。人们对历史碎片的真实记忆，大多都来自于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记忆。而所谓的民族仇视情绪，如果与自身经历割裂，甚至背道而驰、相去甚远，那么历史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只是一个遥远且飘渺的文字符号而已。为什么台湾人看似更讨厌大陆人？当时，有个从首里国学到北京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名叫林世功，偷偷到中国寻求救援，希望力挽局势，甚至不惜绝食，让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李鸿章出面解决这问题，但谈判始终陷入僵局，最后林世功留下“孤臣无力可回天”之感叹，台湾也落入了日本领土。我将台湾人对大陆的“奇怪”的感情，这一问题，抛给朋友M。朋友M道：如果孩子被父母抛弃，即便有生育之情也总是会怨恨的。我想起大学有着四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的河南室友L，她说，在她小的时候，因为家里养不起那么多的孩子，曾把四姐送给她的远亲寄养。虽然，室友L的大姐、二姐在刚成年之际便南下深圳，扛起了家庭的经济重担，室友L家里的生活也渐渐好了起来，但被母亲满心愧疚而重新接回家中的四姐，却并不像其他姐弟那般与家里人亲密无间。就算是理智上告诉自己，抛弃实属父母的无奈，但内心深处的怨恨还是无法消散。晚清政府因为软弱，而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将他们推入浮油般的命运，这份源自抛弃的怨恨，渐渐冲淡台湾人的民族认同感。再把视线转移到1945年后，日本已投降，中国收复了失去的台湾故土，交由国民党接管。当时时值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一边压榨台湾人，一边将大量物资运往大陆，资助国共内战。原以为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人，却仍然过着被专制独裁的日子，民不聊生，民愤一触即发。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为了争取民主、民权走上街头，罢市游行，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武力冲突。1989年，侯孝贤执导的反映“二二八事件”的电影《悲情城市》上映。因为没有解严，《悲情城市》的拍摄、上映困难重重，但好在威尼斯电影节捧回金狮，成了首获三大国际电影展的台湾电影，才未被禁演、删剪。片中林氏家族兄弟四人在“二二八事件”历史背景下，命运飘摇不定、无助恐慌，这一切都在默默讲述着台湾本土人和外来人、本家人和国民党之间的冲突。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又因国籍相同而同属加害者，冲绳人或许是最怨恨日本人，但同时也是最替日本人反省的民族，对冲绳人来说，矛盾无处不在。这句摘自阿泼冲绳“田野”笔记的断论，也许同样适用于阿泼所代表的台湾人。因甲午战败、“二二八事件”饱受摧残的台湾人，也许是最怨恨大陆的，但同时也因为遭受过专制压迫的苦楚，他们也是最清楚民主重要性的人，也许有一天台湾人像港人一样，开始为国内的民主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