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新游

内容概要

方野

又名刘玉清，男，著名作家。发表中、短篇小说《家》《沙暴》《座钟》《奇特的花圈》《十里桥韵事》《黑记》《潇洒潇洒》等数十种，约三百万字；曾出版长篇小说《苦爱》《天堂约会》。《旧时新游》是其出版的首部散文集。

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辑　亲人

给故去的母亲
003

母亲的手
007

我的1966
009

我与二哥
026

刘先生
032

第二辑　师友

汪老师
039

往事与哀思
045

陈忠实先生二三事
052

老杨
055

张晔兄
059

日久人心
063

两本书和两位故去的女性
068

长辈对晚辈的怀念
071

第三辑　恋情

记一段恋情
077

第四辑　感悟

崆峒悟语
091

我的大学
094

凝固的绝唱
099

香港的“净”与“静”
105

宝岛的宝
109

边陲第一宴
117

书的故事
120

沙葱赋
123

冬日漫笔
126

沙漠之子
129

第五辑　风景

登上巴音笋布尔峰
135

一次沙漠旅行
137

珠江的夜景
140

天上看云
143

琼岛树趣
146

后 记
149

第一辑　亲人

给故去的母亲

母亲：

您离开我们已有九个年头了。九年里，我难以忍受失去母亲的悲伤，常常想起您，思念您。九年时间不算太长，但也不算太短，家里自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您的孙儿、孙女已经结婚成家，而且分别做了父亲、母亲。春燕的女儿已快满五岁，冲霄也于前几日生得一个男孩。我当了爷爷，却不由得再一次想起了您，想起冲霄出生时的情景。记得他由于不足月，再加他妈怀孕期间营养不良，刚生下来的时候很弱小，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有。您就在您的乳头上抹上红糖让婴儿嘬，他从此学会了吃奶。这几乎成了咱们家的家传秘方，用在冲霄的孩子身上仍然特别灵验。记得冲霄生下来后屋子里阴冷，冻得哇哇直哭，您就把他放在您的肚子上，他这才暖暖地舒坦地睡去。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留下带孩子的劳苦和艰辛，因为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您带大的；在他们上学之前我几乎没操过什么心。冲霄一直和您睡在一起，直到1986年我举家西迁，你们奶奶孙子才分开，那时他已经上初中一年级了。

儿女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您给我的何止是生命。1957年，咱家已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三个孩子饿得皮包骨头。您含泪把两岁的弟弟送给30里外一户姓曾的人家。他可是您的心头肉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不把他送人他就得活活饿死。1960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席卷全国，咱家所在的甘肃民勤县是个重灾区。那年秋天，经过多日的秘密准备，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您背着7岁的妹妹，牵着11岁的我，踏上了漫长的逃荒之路。我已经记不起来从民勤到武威的近100公里路程走了几天几夜，只记得一天上午我饿得实在支持不住了，您看见路旁有一群社员在挖胡萝卜，就把我领进胡萝卜地里，为我乞讨一个胡萝卜吃。那么大的一堆胡萝卜，我想他们怎么也会给我一个大点的。没想到那个中年男人只挑了一个很小的胡萝卜送给我。我们从武威坐上北上的火车，内蒙古西部的一个生产队收留了我们。后来得知，民勤老家有些家境比我们好的青年都饿死了。要不是您及时果断地带领我们逃离民勤，咱们一家肯定是村里最早被饿死的人，哪里还能活到今天。

您是慈母，但决不放纵您的孩子。12岁那年初夏时节，我怎么也不想上学了，连续几天没去学校。我能想象得到当时您是多么生气和失望。您劝我我不听，骂我我不从，给我讲道理，我又听不懂，办法想尽了，可我就是不肯背上书包到学校去。最后您气愤地说：“不上学就跟我下地劳动去！”您让我扛上锄头到地里锄玉米。您在后面监督我，不让我歇息，不让我把腰直起来，要我不停地干活。我知道您这样做是让我通过劳动懂得读书的意义和价值。这个办法果然收到了效果，我吃不消，第二天便背上书包上学去了。我至今庆幸若不是您的那次“锄头教育”，我恐怕要当一辈子文盲。“文革”期间，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失眠，精神恍惚。您认为我的病是看书太多，用脑过度，多次流着眼泪自责说：“早知这样，我当初就不硬逼着你去上学了。”真是横也不行，竖也不行。做母亲实在太 难了。

母亲，我知道，说起您活过的这一辈子，真正幸福的时光是做姑娘的那些年。您的哥哥们是那么疼爱您。您和姐姐、嫂嫂们无忧无虑地绣花，做针线活儿，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痛苦和烦恼。您竟然也上了三个月私塾，识了不少字，成绩是优秀。自打您19岁出嫁做了人妻，生活的重担从此挑在肩上，再没有消停过一天。来到河套以后，日子好过一点，您的心情也比较舒畅，但在政治上受了不少欺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您也跟着倒霉了。1966年初冬的一个下午，听说红卫兵要来咱家造反，贴大字报。那些红卫兵都是从小和我玩耍的青年男女，我羞于看见他们，便早早躲出去了。那时我只顾自己心里的苦痛，根本感受不到您心里有更大的苦痛。我一直在村外躲到黄昏时分，估计红卫兵散去才回家。我发现院子里一片狼藉，墙上糊满了大字报。我走进屋里，只见您面色苍白地坐在炕沿上发呆，但是没有掉泪。您告诉我当时的情景：红卫兵一进院子就喊口号，让您跪着接受他们的批斗。然而您对我的逃避毫无怨言。当时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过错，甚至还在心里埋怨您的出身影响了我的前程。母亲，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太混账了，太自私了，太不在乎您的痛苦了。我后悔自己为什么不陪着您接受红卫兵的批斗，而要躲出去呢？在那样的时刻，您的儿子不能为您分担痛苦，您是多么孤立无助啊！这件事我一想起来就心痛，可是已经永远无法补救了。

您生前常对我说，人活一世重在品质，哪怕吃一点亏，也要有个好名声。您还说，做男人就要坦坦荡荡，不要畏畏缩缩。您要我遇事坚强，不要被困难吓倒。您的这些教导是我一生的宝贵精神财富。甚至如何吃饭才对健康有利也有您自己的一套说法。您常说：“吃饭不要吃得太饱，吃到还想吃的时候放下碗筷，对身体最好。”您给我讲过许多为人处世的警句和歇后语，可惜我没能及时将这些人生格言记录下来，现在大都忘记了。

1997年11月初，您住进了医院。这是您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也是最后一次住院。从您发病住院到去世总共只有20天，您却老说不想拖累我们。您一辈子为儿女含辛茹苦，却连让我们在病床前多服侍几天的机会都不给呀！现在，每当看见和您年龄相仿的老人还活着，我就不免心生羡慕。您就是活到今天，也还不到80岁。只要您健在，我就是孩子，您的孩子。您故去后，我就再也做不成孩子了。我知道您的一生活得太穷、太苦、太累，您的生命被透支了。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您是最应该享福的。

安息吧，我永远的母亲！

母亲的手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母亲手上有一朵墨绿色的九饼花。乍看好像是画上去的，可是总也褪不掉。我问母亲，母亲才告诉我，那是她做姑娘时刺下的。她说先把颜料画在手上，再用针将皮肤扎破，淌出血来，让颜料渗入皮肤，这样就永远也褪不掉了。正是这朵九饼花，使母亲的手显得格外美丽和温柔。我一直觉得母亲的手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手。

母亲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是在她做姑娘时度过的。母亲姓谢，谢家在清朝出过三任知县，民国时还出过一个县长和一名国大代表，而母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却在民勤一中教书时做了地下共产党，可见谢家的景况一直是不错的。母亲小时候上过三个月私塾，考试成绩优秀，以后是和姐妹们一起学刺绣，做针线活儿。每当民勤县城西门外的擂台唱戏，她们三姐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坐上带篷的骡车去看戏，引来众多艳羡的目光。我想，那时候的母亲一定是非常美丽的，但是，当19岁出嫁做了别人的媳妇以后，伴随着坎坷命运的开始，母亲的手也随之变得操劳和粗糙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整夜整夜地纺花织布。母亲把棉花撕好摊成一片儿一片儿的，再把一片儿一片儿的棉花用毛笔杆儿卷成圆筒状的捻子，这样就可以纺线了。母亲纺线一般都在晚上，她一只手摇纺车，一只手抽线，随着纺车发出“嗡——嗡——嗡——”的音乐般的声响，细细的棉线从母亲手中的棉花里抽出来，再绕到锭子上。那姿势，那动作，看上去简直就是优美的舞蹈。

从纺线到织出布来，中间还有许多个环节，不过最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还是“拉线”。在院子里钉上几十根铁签，再把绕着线团的竹筒儿套在铁签上。母亲拉着数十根线头走动，那些线团哗啦啦转动起来，仿佛那些线团也像孩子似的有了生命，一起跳跃着向她欢笑。母亲拉着棉线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把拉出来的线绕在“工”字形的线拐上。母亲步履轻盈，动作舒缓，她仿佛不是在拉线，而是在舞蹈。那哗啦啦的流水般的响声竟成了我记忆中永不消失的最美的音乐。

长大以后，我才渐渐悟出，母亲的感受和我其实是不一样的。她在纺线织布的时候，绝不会有我想象中的那种轻松和愉悦。她是在劳动，是在为儿女们的成长进行艰苦而又枯燥的劳动。由于长年累月不分白天黑夜的辛勤劳作，母亲的手上满是老茧，而且常常裂口。她在睡觉前会把杏仁或者蓖麻籽捣碎搓在手上，然后放在火上烤，这样疼痛的双手才会感觉舒服些。当母亲看着用她亲手织的布做成衣服穿在我们身上时，她的脸上会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是对她那双灵巧而又辛勤劳作的手的最好的补偿。

我的1966

一

1966年，对世界上的多数人来说，是个很普通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按照天干地支说，是丙午年；按照十二生肖说，是马年。似乎看不出来有什么吊诡之处，然而，这一年，在我人生岁月的记忆中，却刻下一道深深的难以抹平的印痕。

一个民族的苦难是由无数个个体的苦难构成的，但在1966年的中国，好像不是这样，大多数人感觉很亢奋，只有一少部分人感到无奈、失落、痛苦、羡慕，甚至嫉妒。当时我就是第二类人的心态。

那年我17岁。

小的时候，我总觉得我与村里别的伙伴没有什么不同。别的伙伴也觉得他们与我没有什么不同。渐渐地，随着岁月的流淌，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与他们的一些不同。首先反映到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格的政审上。政审表上有一栏极其重要的项目：家庭出身。以前，我在这一栏里填的是“贫农”，后来我就只能填写“地主”了，因为我的母亲是地主。

还在两年前，大渠东边另外一个大队的“四清”运动搞得如火如荼，有些人扬眉吐气地活着，有些人战战兢兢地活着。我所在的大队尽管还不到“四清”运动的点，但风声已经很紧了。会议越来越多，多数会议与生产无关，而是与政治有关。有些会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这还好办，不能参加，不参加就是了，但最要命的是会议开到中途，会议主持人（一般是队长）会说这么一句话：“子女们回去吧。”

话语很轻，轻到听不出一丁点儿歧视的意思，甚至还带出那么一点恻隐来，但在我（还有几位）听来，却字字千钧，脑袋被震得嗡嗡作响。

人们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继而接二连三地转向我。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起身，转身，迈开双腿，从人群里往外走。我的脑袋耷拉着，眼睛低垂着，但我感觉到，人们的目光尤其是一些女孩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以后的岁月里，每当回忆这些往事，我总要猜一猜当我从会议室往外走的时候，他们的目光里包含着哪些内容，是怜悯，茫然，还是幸灾乐祸？但我还是猜不出来。我的双腿犹如绑上沙袋，感觉异常沉重。绑上沙袋的不是我的腿，而是我的心。是我心里沉重，才从腿上感觉出来。只有几米的距离怎么那么漫长，总也走不完？

我终于从会议室走出来了。出来以后我长长吁了一口气，因为我终于从会议室走出来了，再没人用异样的眼神看我了，尤其是那些姑娘们。我感觉浑身轻松，轻松过后又是沉重。回到家里，我睡下了。但我睡不着，望着黑暗中的屋顶发怔。

问题离开问题存在的具体环境，可能就不成其为问题。十年以后，当我和我的伙伴们一个个成家立业，我才重新发现，原来我们是一样的。我没发现我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没发现他们和我有什么不同。我再回望十年前的情景，竟然觉得有些可笑。现在17岁的孩子听了大概也会觉得可笑。但我设身处地地想，还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我后来之所以觉得可笑，是因为已经从那个环境里走出来了。从那个环境里出来，其就不成为问题。现在的孩子觉得可笑，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到过那样的环境里去。

二

在我的心里真正放上事的是有一年春节过后。那年我大约13岁。每年春节前，大队团支部从各生产队抽调一批能歌善舞的男女青年排练文艺节目，准备春节期间在各生产队进行慰问演出。这些文艺节目大多是经专家整理过的二人台传统小戏，社员们很喜欢看。生产队用筢子在某户社员的房前搭一个棚子，算作舞台。舞台的横梁上挂两颗棉球，蘸上柴油点着以后，照明问题就解决了。给棉球蘸柴油由专人负责，他蹲在一边看节目，过会儿就得起身给棉球蘸一回柴油。

一天下午，剧团来到我所在的生产队。晚上演出的时候，和我同姓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兼团长照例要讲一次话。观众对他的讲话并不当回事，都急等着看节目呢。可是今天他讲的一段话却把我听傻了。这段话的大意是有人隐瞒阶级成分，本来是地主，报的却是中农。他讲话的表情和语气都特别严厉。

我马上意识到他说的那个隐瞒阶级成分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们一家是1960年从甘肃民勤县逃荒来到内蒙古河套平原的。在我们先前过来的有我的一个叔伯哥哥，住在大队东边的另一个大队；在我们后面过来的有我的二爹，他和我家在一个大队，他在三队，我家在一队。后来登记阶级成分，二哥、二爹和母亲统一口径，把成分报为中农。“四清”运动开始后派人去民勤搞外调，他们的阶级成分露了马脚。剧团刘团长大概针对就是这件事。今天来一队演出，针对当然是母亲。我当时尽管很小，已经意识问题的严重性。我两腿发软， 心里像针刺一样难受，我无心再看演出，提前回家了。我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母亲，母亲同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接下来又发生了第二件事。在三队当饲养员的二爹由于隐瞒成分遭到大队长的严厉训斥。大队长训斥二爹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要他马上离开，免得给他带来麻烦，因为二爹（还有我们一家）能在这儿落户，都与这位大队长有直接关系。那天晚上，二爹偷偷来到我们家，和我睡在一盘炕上，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发现他已经不见了。后来我从二哥口中得知，二爹逃回民勤老家了。

二爹离开后，母亲申报了地主成分，二哥申报了自己的地主家庭出身。打那以后，大队治保主任或民兵连长召集的四类分子会议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她同时失去参加社员大会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多了一个阶级敌人，少了一个人民。这便是我的母亲。劳动之余在田间地头开会学习，母亲和其他几个四类分子一样，都得乖乖地坐到一边去。

我心里不时生出一种怨恨。我不是怨恨我面对的这个社会，因为当时我并不觉得这个社会有什么不好，我是怨恨自己时运不济，没有出生在一个好的家庭。这种怨恨我极少提起，只是深藏在心里。即使这样，我的情绪还是被心如细丝的母亲发现了。她是从我的脸上发现的，她是从我的眼睛里发现的。母亲没有怨恨。她似乎并不怨恨是谁包办婚姻把她从一个中等生活水平的书香门第之家嫁到一个新兴地主家庭，而且她的丈夫并不争气。除了奢华的婚礼，出嫁以后她并没过过几天好日子。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是在娘家度过的。在当姑娘的18年里，父母和叔婶的疼爱，哥哥、姐姐、嫂嫂的呵护，居然还使她上了三个月私塾，认下了不少字。她只有遗憾。她不是为自己遗憾，而是为她的孩子遗憾，遗憾自己怎么就不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好的家庭出身。这些，她也没有直接说出来，是我从她的脸上眼睛里发现的。

可她总是心有不甘，常常感叹说：“嫁到你们王家，我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倒是戴了一顶地主帽子。”

她经常提到一个土改时划分阶级成分的前三年和后三年，从1949年往上推，三年以前出嫁的，应该跟着婆家的阶级成分走；三年以后出嫁的，应该按照娘家的阶级成分算。她是1947年嫁到王家的，是后三年，所以她的阶级成分应该是中农。她还多次说过，本来第一次划的成分是小土地经营者，不知为什么，第二次划成分时就改成地主了。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前三年和后三年”这样一项政策，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小土地出租者”这样一种阶级成分。这些我都不知道。我也懒得去管它。其实，这是她的一种无奈，一种不甘，是否还有向她的孩子说明自己的清白的意图在内，我不知道。不管怎么说，母亲是四类分子，我是四类分子子女，这是既定事实。这个事实没有谁能改变它。

说这些还有意义吗？这在今天或许没什么意义，但在那时，意义太大了。

三

形势越来越紧张，母亲的处境越来越艰难。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初冬的一天，母亲接到通知，下午，红卫兵要来给她张贴大字报。上午他们已经去过两户地主家。他们一冲进院子就高举拳头，高喊“打倒地主分子XXX”的口号。听到口号声，地主分子必须赶紧从屋里跑出来，跪在地上，双手接过红卫兵递过的大字报，然后接受他们的批斗。批斗以后，红卫兵撤离了，地主分子要亲自把大字报张贴在墙上。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坏透了。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很快到来的事实。这些红卫兵，他们是我的同学，是我的伙伴，我们从小在一起玩耍，长大在一起劳动。今天下午他们却要到我家来了。到我家来不是和我玩耍，而是要批斗我的母亲。这件事已经过去45年，我对他们的做法没有一丝怨恨，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听到这个消息，我只是害羞、害臊，羞得无地自容，无法面对他们。我不想看见他们，也不想让他们看见我。所以，我选择了逃避。

吃过午饭，我走出家门，走出院子，来到村子西边的一条水渠上。渠水已经结冰。渠畔长着几棵柳树和沙枣树，也已经枝枯叶落。大地上一片萧瑟。萧瑟的初冬与我此刻的心境倒很吻合。我在渠畔上来回徘徊。我在痛苦地等待。等待这个时刻的过去。我在想象，或者在估计。估计红卫兵大概已经出发了，正在向我们家行进。又过了一会儿，我估计他们已经冲进我家院子，正在高举拳头喊口号。我的母亲惊慌失措地从屋里跑出来，面对着他们跪下，颤抖着双手从他们手里接过大字报。这样想象的时候我也在颤抖，不光身体颤抖，心里也在颤抖。他们离开了。母亲熬了糨糊，把大字报公公正正地贴在墙上。我怕我的估计不太准确，回去撞上他们，所以，我又徘徊了一会儿，断定他们离开以后，才开始往回走。

一进院子，我就看见墙上的大字报。走进屋子，看见母亲正斜挂在炕沿上，面色苍白。她的样子很凄凉，很无助，心里有说不出来的苦楚。但是她没有哭，她眼里一滴眼泪也没有。我没觉得我的逃避有什么不好，这本来就不是我应该承受的。母亲似乎也没觉得我的逃避有什么不好，没有一丝抱怨。她的儿子在她最需要支撑的时候，却选择了逃避，悄悄地离开了。后来我一直不知道当时她希望我离开，还是希望我留在她身边。这个我没有问过，她也没有说过，但我还是看出她希望我离开，至少理解我的离开，因为她不想让她17岁的儿子承载那么沉重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向我诉说接受批斗的经过。她说由于自己人缘好，平时没得罪过什么人，再加上她是女的，他们并没有做出过激的行为，口号声也不特别响亮。她还讲了一个细节：一个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女孩远远地躲在人群后边。

多年以后，尤其是近些年，这件事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我魂牵梦绕当时的场景，还有当时的心情。回忆伴随着思考，乃至于反省。事情发生的当时，我只想的是自己的屈辱，而不是母亲的屈辱；但现在，我想得更多的是母亲的屈辱，而不是自己的屈辱。而且这种情绪越到后来越加强烈。我却选择了逃离。当时我为什么只考虑自己的感受而不关注母亲的感受呢？她是直接的当事人。我的屈辱与她的屈辱比起来，有着天壤之别。我为什么不留下来？即使不出去陪她一起接受批斗，一个人待在屋子里也好啊！那样母亲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在她面对红卫兵跪着的时候，她肯定会想到她身后的屋里还有她的儿子，她心里会有稍许支撑，稍许慰藉。当红卫兵撤离之后，她从地上起来，磕打磕打裤腿上的土（她极爱干净），转身回到屋里，首先看到的是她的儿子。可是，我选择了逃离，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让她孤独无助地承受面对当时的一切。

以后很长时间里，我没有感觉出自己有什么不对；以后很长时间里，母亲也没有感觉到她的儿子有什么过错。她从来没有流露过一点埋怨的意思。我们都觉得这样做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后来形势好转了，母亲再不像从前那样屈辱地活着。对于以前的屈辱，不管是母亲，还是我，我们都很少提及它，它在我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忘了。

常常记起这件事情，是在母亲去世之后。我反复思考这件事，开始自省、自责。在她活着的时候，有许多事情，我应该向她认错，至少，应该向她做些解释和说明，求得她的理解和原谅，但是，我却没有做。现在我想向她忏悔，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她不在了，永远不在了。

对于我们的双亲，往往是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才渐渐发现在他们身上留下许多遗憾。可是想补救，想报答，已经来不及了。

四

政治上遭受的歧视给我带来前所未有的自卑，这种精神压力使我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知道自己患上神经衰弱是后来的事，知道这种疾病只是一种功能性疾病，并无大碍，也是后来的事。但在当时，我以为自己病得很严重。我严重失眠，有时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我心悸怔忡，神思恍惚，经常处在一种毫无道理的恐惧之中，老觉得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走。总之身上出现无数说不清的症状。

我忽然生病，把母亲吓坏了。她的宝贝儿子就要长大成人的时候，却生病了，这是个她从未想过却已经发生的既成事实。她想不通病魔为什么偏偏降临到她的孩子身上。她想不通，但她必须面对。

这已经是1966冬天。这个冬天是那样漫长，那样难熬。后来的岁月里，我多次回想起1966年冬天，总怀疑那个冬天时间出问题了。它不如同往常那样正常地稳定地有序地流淌，而是凝固不动了，至少流淌得特别缓慢。为什么时间会出问题？为什么这个寒冷的冬天老也过不去？

没人再敢到我家来，包括母亲的同伴，我的伙伴。记得有一天特别寒冷，我从陕坝买牛骨头回来。走到村前的一条水渠上，十来个我的男女伙伴正聚集在一起干活。我在他们旁边停下了，我想和他们说几句话，但我必须等他们开口之后，我才敢说。我在那儿站了几分钟，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搭理我。我知道他们中的几位也想和我说话，可是一说他们的立场就有问题了。在我绝望悲凉到极点的时刻，有个小伙子问了我一句：“去哪了？”我回答说：“陕坝。”说完离开了，我不能再讨没趣。这个伙伴名字我至今记得，他名叫徐创福，小名根宝，是村里出身最好，最早当上红卫兵的青年之一。他和我同庚，只上到小学二年级，后来由于出身好而参了军。他的那句只有三个字的问话让我感动了好多年，一想起来我就感动。

这个冬天真是倒霉，许多不好的事儿都降临到我们家里。杀了一头只有60斤肉的猪，这是全村最小的猪。更要命的不是猪太小，而它是一头病猪。它有虫病，当地叫作米心猪，红色的肉里密密麻麻地长满了米粒大小的白色颗粒。这种肉在今天是根本不能吃的，但在当时，我们还是把它全吃了，因为这是我们一家五口一年的肉食。

母亲是个不轻易流泪的人，哪怕遇到多大的困难，哪怕受到多大的委屈，她都不会哭。她也常说自己眼睛太硬，不轻易哭。这在女性当中是不多见的。当她在社员大会上遭受批斗的时候，她没有哭；当她和别的四类分子被押到5公里外的公社戏台前陪斗的时候，她没有哭；当深夜被叫到大队开罢训话会回来的时候，她没有哭；当除夕夜，别人在家过年，她和几个四类分子在粪坑里劳动的时候，她没有哭。她不但不哭，还能保持一份乐观的心情，她能忘记别人对她不好，而能永久地记住别人对她的好。谁在劳动改造中帮过她一把，谁和她说了一句什么问候的话，她都要回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和她一起分享。在最艰难的时刻，她也总是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

然而，她还是哭了，那是因为她的儿子。当我患了病，而且愈来愈严重的时候，她流泪了。她觉得她的儿子病得很重，非常害怕。她害怕失去我。她偶尔当着我的面哭过，但更多的是背着我哭。她在为我哭泣流泪的时候，总爱说这样一句话：“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该逼着让他上学。”

这句话的意思别人不懂，只有我懂。

几年前，我上小学二年级。初春的一天，我身体不适，想托人请假，同学们已经都到校了。不请假就算旷课。我在家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不敢去学校上课了。我怕被老师批评，也怕被同学耻笑，第二天没去学校，第三天更不敢去，这样越积越多，就有了辍学的念头。母亲先是催，后来又改为劝，苦口婆心地劝，劝我去学校上课，我不为所动。母亲接下来是骂，我仍然不为所动；母亲又动手打，我还是不为所动。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来没有对我这么严厉过。可我当时并不理解她的良苦用心，一点儿也不觉得上学有多么重要。她把所有的办法都使尽了，我就是不肯去学校上学。后来，当我认识到知识的重要，当我也有了儿女，做了父亲以后，我才想象到母亲的心情是多么焦急。

一天上午，她递给我一把刨锄，厉声说：“走，不想上学就跟我下地劳动！”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跟她来到房后的玉米地里。她让我在前面刨，她在后面刨，一边监督我。她一个劲地催我赶快刨，使劲刨，不准歇息。开始我还能勉强支撑，到后来就支持不住了，想直起腰来歇一歇。她不准我休息，继续催促：“不要伸腰！快点刨。不想上学就给我在家好好劳动。”我终于坚持不住，答应去上学了。

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常想起这件事，而且做出过许多假设，如果当时母亲不那样硬逼我，我可能从此辍学，我就成为一个文盲。如果我是一个文盲，我今天在干什么呢？也许一直在农村劳动，也许学一门手艺，维持生计。不管做什么，我走的肯定不是已经走过来的这条人生道路。如果那天上午母亲不逼我，以后我就不会看书，我不会写作，我不会当老师，我不会借调到教育局工作，我不会到广播站当编辑记者，我不会发表出版数百万字的作品，我大概也不会特别重视我的儿女的学习与成长。

然而，当我生病以后，母亲却后悔了。这种病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过于敏感。她以为我过于敏感是看了太多的书，如果不看那么多书，就不会得这种病。我生病了，她为逼我上学而责备自己。

史铁生先生在《我与地坛》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是加倍的。”问题是，他瘫痪了，他的两条腿再也不能走路了，这注定他的大半生要在轮椅上度过。他的身体痛苦和精神痛苦使他的母亲心里更加痛苦。我算什么不幸呢？我只是身体出了点小毛病。我计较的只是不能像别的伙伴那样当民兵，当红卫兵，入共青团，在政治上不受歧视，才患上神经衰弱症，和史铁生先生比，这算什么不幸呀！多年以后，准确地说，是母亲故去以后，我才想象得到我的这点小病给母亲带来多少麻烦和精神压力。现在，该我自责了。

五

我生了病，母亲不是一味地流泪哭泣，而是一边伤心难过，一边积极地为我进行治疗。她不能没有儿子。她要的是一个健康的儿子，而不是一个生病的儿子。儿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是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事实。

我生活在比较偏远落后的农村，这样就注定我的治疗要从偏方开始。有个亲戚对母亲说，牛骨膏可以治好我的病，她的儿子就是吃了一副牛骨膏而痊愈的。她说黑牛的骨头熬的膏子最好。母亲决定给我也吃一副牛骨膏。牛骨是我搭乘一辆胶车去陕坝买来的。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依然清晰。寒冷的冬天，太阳似乎也不暖和，它从东方缓缓升起来，又从西方匆匆落下去，白昼的时间非常短暂。陕坝刚刚军管，部队大概就是那天或者前一天驻扎进来的。街上到处是穿草绿色军装的军人。我精神恍惚，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事情我都关注，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事情我都有兴趣。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大字报和小字报。我对小字报尤其感兴趣，因为它常常能透露出一点北京高层的政策信息。所以我就傻呆呆地看，想从中找出一点有利于我的指示，比如对四类分子子女与贫下中农一视同仁等。这在当时是多么幼稚可笑。我不但没有发现对我有利的东西，反面遭到车主的严厉呵斥，他说我长这么大了，怎么像个精神病人似的，一看见大字报小字报就傻乎乎站着不动了。

我找到食品公司的经理，把大队介绍信给他。他看过介绍信，又抬起头对我说：“军管了，现在我们买一根针也得军管会批准。你去找军管会吧。”我从他的话音里听出来，他对军管是有情绪的。我又去找军管会，一位军官（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级别）看过介绍信以后不高兴地说：“买牛骨头也找军管会，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说：“食品公司经理说他做不了主，买一根针也得军管会说了算。”他更加生气，大声说：“乱弹琴！什么买一根针也得军管会说了算。这事你让他们去办。回头我要找他们算账！”我又返回食品公司，经理才敢把牛骨头卖给我。

走进库房，才发现已经没有一副完整的牛骨头，而是四头牛的骨头和几峰骆驼的骨头混在一起。库房管理员和我一起挑拣，大骨头肯定是驼骨，不要；小的大概就是牛骨。好不容易凑够一副牛骨头，但肯定不是一头牛的骨头，可能腿骨是黑牛的，肋骨大概就是黄牛的了。之后我把牛骨头装进麻袋，又搭乘那辆胶车回来了。

父亲即将把牛骨头熬成牛骨膏的时候，放上对症治疗的中草药。母亲用仅有一点白面，为我蒸了发面馍馍，再挖上一小勺牛骨膏化成汤，泡上馍馍吃进去。她看着我吃，目光里满含着希望，以为吃下这付牛骨膏，我的病就会好了。她的理由很充足，吃了牛骨膏，别人的孩子的病能好，她的孩子的病也一定能好。

很遗憾，我最终还是让她失望了。一副牛骨膏吃下去，半个多月情况极好，和正常人一模一样，母亲特别高兴，可是半个月过后，我又变成和从前一样了。

这对母亲打击太大了，但她仍然没有失去信心，继续为我寻医问药。

六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在村西的土路上，出现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寒冷的冬天，老人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他背着一只粪筐，手里拿着一把粪叉，每当看见一泡牛粪、马粪或者人粪，他就停下，用粪叉把粪铲起，丢到粪筐里，然后继续往前走。早晨和下午，他从北面的村子（二队）里出来，由北向南地走；中午和黄昏，他再从南向北，由原路返回。几乎天天如此。

后来才知道，他名叫张九皋，已经70多岁了。新中国成立前，他是当地的一个地主。土改后，他被判刑，送到呼和浩特农场劳动改造。他有文化，而且懂医道，据说在改造期间，曾经给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治好过病，由于这个原因，刑满释放以后，他才能被留在新生医院当大夫。“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乌兰夫被打倒了，他也被发配到原籍劳动改造。他住在二队他女儿家。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和他发生关系。

又有消息传进母亲耳朵里，张九皋偷偷给人看病啦。他给人看病当然只能是偷偷摸摸的，而且不可能收费。他本来不敢给人看病，因为他是阶级敌人，把他发配回来是劳动改造的，看病是非法的，但是，他的医术太高明，他的女儿、女婿有亲戚，他的外孙有朋友，他抵挡不住那些已经倾家荡产的病人的软磨硬缠，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就在深夜偷偷给人家看一看。这些大医院都没有治好的疑难杂症病人，吃了张九皋开的药方，居然就好了。这消息在地下流传开来，引来越来越多的病人，但大多数被他拒绝了。他不是不想给人家看，是不敢看，怕出事。

母亲想到了我，她也想让张九皋给我看病。这需要担多大的风险，一个四类分子，要请另一个四类分子给她的儿子看病，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给我治病，她已经不计后果，经托人反复求情，张九皋终于同意给我看一看。一天天黑以后，我一个人偷偷摸摸来到张九皋女儿家，他有三个外孙，我都认识，大外孙比我大几岁；二外孙和我年龄相仿，是我的小学同学；三外孙比我小几岁。当我来到他家（准确地说，是他女儿家）以后，他拾粪还没有回来。他必须把拾来的粪堆放在一起，用土掩埋。等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我打量他，这是个已经完全城市化的老头，他的皮肤很白净，气色很好。他一进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手擦脸，然后吃晚饭。吃完饭，他便坐在炕桌边，就着煤油灯，整理他的医学笔记，同时让他的二外孙和三外孙也洗了手，帮他抄写汤头。这是为什么？这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还想做学问？他要将他几十年行医的经验总结出来，整理出来。这是当时形势下最不可思议的事。后来我常常想起他的这种行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是自知年事已高，想把自己的学问留给后人？但当时是反知识的呀，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呀。或许，他对未来仍然抱有信心，认为严冬终将过去的，所以才能坦然面对眼下的处境，对事业仍然有所追求？他很和蔼，给我号了脉，又看了舌苔，询问了症状，他用乐观的语气说：“没有太大问题，吃几副药就会好的。”

第二天上午，我拿着张九皋开的药方去抓药。其中有一味叫“黄檗”的药，药店没有。害得父亲到处找药，他跑遍全村几十户人家，最后在相邻的另一个公社一户社员家的杈齿子上刮了一点黄檗。母亲把药在砂锅里熬好，再让我喝下去。两副药服完，我再趁着夜深人静偷偷跑到张九皋那儿。他号了脉，看了舌苔，问了症状，然后说：“病情已经好多了，再服几副药就会完全好了。”他又给我开了几副药。我原以为，吃了他的药，我的病真的就会好了，可是很遗憾，我的病并没有明显的好转。我很失望，母亲也很失望。我就再不到张九皋那儿去了。

后来我听说，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张九皋居然带出三位弟子。其中两位是他的二外孙和三外孙，现在已经是有名的中医；另一位是我的同学，名叫郭文荣，他也是张九皋最得意的一位弟子。郭文荣现在临河市开诊所，名气很大，我的胃病就是郭文荣看好的。我还听人说，张九皋老先生看见我以后，有意收我做他的弟子，可惜我对医学没太大兴趣，我热爱的是写作，最终没能做成他的弟子。

作者简介

本书二十九篇散文作品是从作者众多散文中精选出来的。分为《亲人》《师友》《恋情》《感悟》《风景》5个部分。这些散文既讲究“营养”，又注重“口感”，“色、香、味”俱佳，堪称美文。希望得到读者的喜爱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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