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书评

工人阶级这样走上历史舞台

本书是历史学家E•P•汤普森的代表作，这部巨著1963年出版时，他还不满40岁。本书聚焦于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汤普森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理解阶级：阶级是一种关系，而非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基础。事实上，两个穷人并不必然走到一起，除非他们接受了自己的阶级身份，并相信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汤普森这样来理解阶级，因为当时太多人将阶级的概念庸俗化，将其简化为经济实力的差别，于是，人类中的一部分（穷人）天然成了正义者，而另一部分人（有产者）天然成了坏蛋，不论后者做了什么，前者都有权力惩罚他。在汤普森看来，阶级是一个文化的过程，是人们接受阶级概念并为它奋斗的经历。于是，英国近代史不再仅仅是民主进化史，它也是阶级萌芽、成长和斗争的历史，两者互相激荡，历史不再呈现为线性发展那么单调、优美和富于逻辑了。那么，这个文化过程是如何开始的呢？汤普森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四个奶妈，一是非国教传统，一是英国人“生而自由”的观念，一是民众自发反抗，一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正是它们的合力，才让那些分散在各地、从事不同工种、彼此竞争的人们，真正发现了他们的阶级属性。1792年3月，8名工人在小酒吧里讨论了生活的艰难，每人出了一便士，形成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组织，他们认为议会也应该倾听他们的意见，几周后，这个组织壮大到几百人，接着他们以谋反的罪名被逮捕，差点上了断头台，但最终被宣判为无罪释放。几名发起者很快就在记载中销声匿迹，但无产阶级却从此走上了历史舞台。事实上，工人阶级并非某个先知点化而成，它完全是自发秩序的产物，它最初要求如此含混，甚至将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混为一谈，但很快它就校正了方向。因为，钱权结合让当时的英国如此堕落，在号称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中，劳动者生活极为艰难，看上去仿佛发生了一场富人对穷人的内战。不错，从平均数上看，当时英国工人的收入比法国工人高一倍，但汤普森揭破了其中的谎言：平均收入落实到每个家庭，其实是少数人的天堂和多数人濒临破产，这是推动英国工人阶级从认同到运动的关键力量。令人敬佩的是，汤普森不仅展现工人阶级发展的客观过程，还精描了人们主观心态的变迁，他通过几十个侧面来刻画人们为什么将自己看成是工人阶级，这让本书成了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甚至可以这样看：汤普森是以工人阶级为经线，串起了整个英国近代历史，作者惊人的博学与敏锐的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你只想读一本英国近代史，那么，这本书就是最佳选择。

一些读书体会

读《工人阶级》后的想法《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开枝散叶式的历史书写方式于我而言极具冲击，其特别之处在于：那些由作者苦心孤诣从史料边角之间牵拉出来的时代线索，并不旨在一种“宏阔”的历史场景的布置，或是由堆叠证据而产生出某种结论的说服力——诸如此类的推导方法已经成为我们阅读史著的期待定式；相反，汤普森在书中传达出“拆解”和“曲折”的取向。一个典型的阅读经历便是，同一个历史名词出现在各个章节时会呈现出多异的褒贬色彩，其对于工人群体的影响方向是多面甚至矛盾的。比如“卫斯理宗”这一概念，它既可以指代哄抬狂迷与严戒的原教旨风潮，也可指向新教徒传统中的民主政治信仰，对于底层信徒而言，这种教理在规约着他们的同时极具激进的感召力，让他们满足于“千年至福”的偏狭理想，而又不满足于世俗的挫败与不自由，“卫斯理”在书中正是如此轮享着心理病态与精神能量的角色。也因此，我时常怀疑自己误读了前文，需要不断回翻并检查概念，最终却往往发现历史逻辑的疏通比我想象的更具多样性。也正是在艰涩所包含的阅读反思中，我渐渐体会到书中看似无序和散漫的叙述其实是被精心构建起来的，每一条线索的分径并不是由于历史判断的迷失，而是为了并不那样快的导向结论的终局——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汤普森长期以来由于“理论”的贫乏而受人诟病，却没有人会否认本书作为“方法”的开创性价值。汤普森在书中这样写道：“其中的每个传统，若无另一种作为补充，就都不会强盛下去。”由此可以看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不是一本要颠覆历史结构主义或是拒绝理论性阐释的作品，其之所以被看成是与传统历史学理论的离经叛道，关键在于他认为显而易见的因果链的秩序只能反映时代势力互动、调和、竞争的最终后果，却无法反映历史主体的真实行动和意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经对本书评论道：“汤普森的主题是前工业社会的劳工重构凌乱世界的努力，而不是他们努力的最终结果——不是完全意想的。”也就是说，汤普森所谓对于理论框架的不信任并不是在质疑理论之于研究对象的有效性，而在于它所可能造成的对于真实的研究对象语言的掩盖和损害。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史学家所需要的工作不再是建立平面的联系与推导，而是架构出一种“生态性”的还原体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书最打动我之处，正在于这种看似杂乱的“生态性”对历史所有可能时态的涵盖，那些已经发生或形成的事物、正在发生却被打断的事物、还有暗潮之下呼之欲出却被无限延宕的事物，被不加分类地罗列在书中，构成了18-19世纪英国阶级文化的整体想象。其中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汤普森为宪政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领袖与英雄谱传，对新兴上层阶级中勃发力量的描述、历史传奇事迹甚至个人崇拜话语的续用，看似和工人阶级的主题不相融合，但汤普森在这里想要传达的正是一种失败者的历史遗产、一种创造历史与被历史毁灭同时进行着的偶然意味。这种悲剧氛围很可能被当时民众所感知，却被现代化的历史记录标准遗失，而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作为一条夭折却极具潜能的历史道路得以再现。——而这也正是汤普森对工人阶级研究的历史意义的倚重所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百科全书式的记叙手法无法一言蔽之，然而书中的三个部分之间仍然伏埋着某种问题意识的推进过程。第一部分着重于英国民族文化尤其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宗教与思想“传统”在工业革命期间政治氛围中的流传；第二部分着重于底层民众如何“经历”现代化转折时期的劳动方式、生活样态、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的变迁，这种“经历”糅杂了民众对于历史记忆和历史经验的独特理解；第三部分着重于“组织”的缓慢形成对于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培养，并且决定了工人阶级历史行动的特定路径。汤普森的研究逻辑始终是围绕主体在历史中的不同表达形态而展开的，在《理论的贫乏》中他这样说道：“作为主体，男人和女人回归到理论……不是作为自治的主体，‘自由主体’，而是作为对于已确定的生产环境、人际关系进行体验的个体，作为需要和利益以及对手，然后在他们的意识和文化之内，用非常复杂的……方式，‘处理’这种经验，然后……回过头来在确定的情形中行事。”历史学家如何看待自己与历史上其他社会存在之间的能动与局限，决定了其研究范式对“历史理性”的不同理解。作为历史社会学发源的18世纪启蒙运动将理性作为一种绝对道德和国家的理想形态，其进入历史的方式是通过建构规律与概念来恢复进步价值，这种方法的前提就是取消了历史主体对于发展趋势和自身处境的自觉认识可能。19世纪末期，唯物史观的贡献在于承认不同文明、社会、人群对于社会存在理性反应，因此“历史理性”构成普遍模式却不存在普世形式。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在20世纪初期发生的帝国的崩溃、革命的兴起，都在一定程度上应证了人类意识中更加隐蔽和不可控制的一面。现实政治世界中不断发生的权力策略的破产促使历史社会学重新对权威体制的有效性和公正性进行评判，促进了内部理论的更新换代。和无政府与共产主义学术思潮同代的汤普森式“历史理性”认为，历史主体对于内在和外在的不相协调具有敏感和明确的判断，对差异的感知造成了或为适应或为抵抗的行动策略——这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机械理性完全不同，汤普森相信“工人阶级造就了自身”，因为主体性最为实在的来源是主体心灵的标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那句著名表述“人们终究有能力表明他们自己是理性和道德的体现者”可以做两重含义的理解：第一个层次是，并不存在一种准则性质的“历史理性”可以对历史主体的行为进以解释，理性是被“表明”的，而并不构成历史动因，从属阶级渴望被表明的期望、努力和实际被表明的能力才真正构成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这种建立联系的“理性”潜力近乎本能，甚至包括了不受任何操控的无意识而达成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汤普森发现了文化分析的理论价值；第二个层次是，理性和道德终究只能够在历史情境下进行理解，帕森斯所提倡的“理性化进程”很可能暗示着一种具有权力意味的历史话语的整合，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对理论框架的拆散正是问题由“是否是”向“如何是”的转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不管从史料的详备程度，还是从方法的创新意义而言都让人心生敬意，但在阅读过程中我仍然产生了一些未经解答的问题和困惑。首先，汤普森关于阶级的范畴杂合了18世纪民族国家建立认同的过程背景，书中所描绘的英法工人群体之间的合作伴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爆发，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矛盾被简单对立为底层与政府之间的张力，这也是因为汤普森对于理论的割舍使其在处理广泛的范畴时无法进行细化。其次，《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注重描绘工人阶级对于文化资源的利用，然而文化资源从另一个角度同样具有文化壁垒的侧面。即使工人阶级能够产生理解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自为”意识，然而这种意识极有可能会导致一种“洞察”的自我限定。这种限定往往涉及到工人阶级对于社会他者的眼光以及对于物质差异的结构性回应，而这正是汤普森有所忽略之处。因此，尽管他对工人阶级背后还未发生的历史形势的雏形有所顾及，却并没有解答其中可能隐藏的影响因素。最后，汤普森尽管分析的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人阶级，但他对其中的人的认识仍然沿用自然主义的理念，而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来临之后最为重要的异化问题。商品交换的奴役、分工对于主体的割裂、自由市场对于人的价值理性的破坏，都使劳动从一种人的生命本质渐渐转变为外在自身、反对自身的异化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汤普森对于工人主体的判断仍然具有某种本质主义的倾和过多理想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