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 续篇

内容概要

徐日辉，男，汉族，祖籍山东掖县，现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旅游文献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

研究方向：①《史记》；②秦早期历史；③旅游文化；④史前文明以及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现已出版学术专著《秦早期发展史》、《秦州史地》、《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续篇》、《史记札记》、《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史》、《张良萧何韩信评传》、《伏羲文化研究》、《街亭丛考》、《甘肃饮食文化史》等14部。

书籍目录

目  录

一  《史记·礼书》之背景考察
1

（一）《礼书》的渊源
1

（二）汉初“礼”的资料缺佚
21

（三）礼崩乐坏的沿续与现状
26

二  《礼书》的社会意义与实践
45

（一）《礼书》的社会意义
45

（二）礼与《礼书》的社会实践
66

三  司马迁与《礼书》
104

（一）治国、正身与规范
104

（二）发展与演进
122

四  八书阙《刑法书》研究
140

（一）八书的阙门
140

（二）阙《刑法书》是司马迁治世思想的实践
144

（三）阙《刑法书》是司马迁对现实政治的公开抗议
151

（四）阙《刑法书》旨在恢复传统的礼乐制度，净化

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
162

（五）阙《刑法书》寓意“刑余之人”以诫告后人
166

五  八书阙《地理志》研究
173

（一）司马迁与盛世疆域
173

（二）司马迁对传统地理文化的继承
178

（三）安邦定国与司马迁的地理思想
187

（四）司马迁笔下的地域文化与经济特色
192

（五）排除地理障碍，加强民族团结
201

（六）司马迁德配地理思想的高度概括
207

六  八书不立《五行书》研究
212

（一）不为迷信的“五行”作伥
212

（二）司马迁对阴阳五行的认识
216

（三）破除迷信，摈弃五行
228

七  八书不立《艺文书》研究
241

（一）“秦火”及《挟书律》之余孽
243

（二）“艺文”不合八书寓意
255

（三）以《要指》为纲目，纵论天下学术
259

（四）以人代学品评各家流变得失
269

八  八书、十志序列比较研究
293

（一）八书溯源与序列
293

（二）十志与八书序列比较
307

九  八书与数“八”及数
315

十  八书与礼乐制度
337

主要引用书目
353

后        记
366

作者简介

序   言

《史记》体大思精，是学术界公认的一部“百科全书”。正由于此，阅读和研究《史记》有很多话可说。尽管《史记》自问世两千多年以来，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和读者阅读和研究，发表的论文论著不计其数，但仍然有许多话题可说，不仅不会出现题无剩义的局面，而且《史记》蕴含的思想有永远开掘不完的价值。就拿《史记》五体之一的“八书”来说，内容博大精深，至今留有许多未知领域有待探索。例如，司马迁为什么作“八书”？为何其数为八？“八书”顺序有无深意？司马迁与班固相隔未远，而《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相较，却有很大的差异。马班比较是一个传统课题，汉末王充已发其端，争论了近两千年，而“八书”与“十志”的比较，却很少提及。也许“八书”与“十志”都难读，内容太博大，难点最多，深入探讨不是一件易事，所以在《史记》研究与马班研究中都留下许多空白。徐日辉君师从于余研究《史记》，并结合他的考古知识欲有所展。1996年我有幸参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规划“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的机缘，提出了“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的课题，徐日辉承担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劳作，徐君获得了二十余万字的成果，于2000年9月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徐日辉君研究《史记·八书》有以下三个突出的贡献。《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全书七章，内容为：一、八书的题名；二、八书的序列；三、八书的旨意；四、八书的重构与扩展；五、八书产生的历史条件；六、八书对中国文化的直接影响；七、八书的历史地位。从全书的这一分章布局，可以看出，作者突出对“八书”的创作旨意及思想内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视角宏观，论述全面，回答了许多隐微的问题，也是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探索“八书”的构成及其价值的论著，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是“史记学”百花园中绽放的一朵奇葩。这是第一个贡献。

但是，徐日辉君并未止步，他继续深入，把《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的比较列入了攻关项目，着重阐发《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相比较中《史记》的未立项目，即司马迁为何不立“刑法”、“地理”、“艺文”、“五行”等门类。结论认为：不立“刑法”，“是对现实政治的公开抗议, 旨在恢复传统的礼乐制度，净化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不立“地理”，是在“德配与地理的思想主导下，不为汉武帝穷兵黩武的盛世疆域张目”；不立“艺文”，一是秦火之后文献缺失；二是“艺文”不合八书寓意，“不愿为汉武帝时代穷经而经亡的‘学术繁荣’贴金”；不立“五行”，乃是“破除迷信，摈弃五行”。这些议论，既有合理的内核，深挖司马迁书与不书的微言大义，亦难免有偏颇之嫌，但徐君第一次探微，揭示司马迁春秋笔法的尝试是可取的。徐君的尝试，开拓了多向思维的境界，可备一家之言，启示来者再探索，发明新义之功不可没。可以说，徐君即将推出的“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续篇”，填补了马班比较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这是第二个贡献。

徐君的研究成果，还有一大特色，大量引证考古新材料，使立论证据充实，亦更具时代色彩，精义迭出。这是第三个贡献。

徐君书成，索序于余，欣然命笔，已陈体会于前。意犹未尽，在此，借花献佛，略抒一点浅见，既与徐君共勉，亦以此就正于方家。

“八书”载朝章国典，即把国家大政纳入史学范围，这是司马迁的创造。司马迁以“书”之名为题，司马贞解读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史记》）卷二十三《礼书·索隐》）。据此，“八书”是囊括国家大政，以今日言之，是分门别类的文化专史，开后世各种典志体专门之学的先河，所以内容极其丰富。古代《尚书》是各种体裁的公文档案汇编，司马贞以“五经六籍总名”释之最确。班固著《汉书》，因总题为“书”，所以改“书”为“志”，并扩大内容为“十志”。后之作者，依仿班志，《汉书》以下诸纪传史，皆称之为“志”。“八书”首创，“十志”相承，渊源有序，马班比较，切不可以班志为标准，反推“八书”之失，或某书某志缺如。

司马迁只作“八书”，不立“刑法”、“地理”、“艺文”、“五行”，以及“食志”等五门，要依据司马迁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他所承继的前代资料来探求，而不应以《汉志》的有无为标准，这是必须把握的一个基点。

先秦时代，国家大政被归纳为“八政”，见于《尚书·洪范》，司马迁非常熟悉，写入《宋微子世家》，以周武王问政于箕子，箕子答以九条，其中第三条便是“八政”。“八政”依次是：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史记·八书》与之对应，礼、乐对应宾，律对应师，封禅对应祀，平准对应货，相对应者只有四政。“八书”缺“食”、“司空”、“司徒”、“司寇”四政，而增设“历书”、“天官”、“河渠”三政。由此可见，司马迁所立“八书”，自有其思想旨趣，不是简单的缺与不缺。徐君的研究作了许多探索，这里不多说。

《史记》在“八书”之外，立有十篇类传，其中多有国家大政。例如“循吏”与“酷吏”，可代司寇，即“刑律”之政；“儒林列传”可代“司徒”之政；“货殖列传”“平准”为表里之文，是相辅与相承的姊妹篇，合为货政。此外，《夏本纪》详载大禹治水，划分九州，厘定贡赋，既有司空之政，又含地理之政。这说明，司马迁关注的国家大政，并不限于“八书”所列，古代亦不止于八政，而是书志所列以及排列顺序表现了史家以及当时社会所认定的重大之政。司马迁以礼、乐居第一、第二，取代《洪范》以食、货居第一、第二，显然是维护秦汉时代大一统政治强化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的需要而升华的哲学观念，同时这也是升华孔子“足食、足兵”而“民信为先”思想的政治体现。

“职官”是国家大政的要件，儒家五经典籍中就有一典曰“周礼”，又称“周官”，专论官政，讲的是国家机构。《史记》列在“十表”之中，有“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班固仿之，作“百官公卿表”，详于“史”表，范晔《后汉书》升格设立“职官志”。在这一点上，范书优于《史》《汉》，也说明了史学的发展脉络，某些方面是后来居上。

“八书”寓含先秦八政观念，只是一个因素。《史记》五体，总数一百三十篇，各体分数，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这些数目均有特定含义，《太史公自序》以及三家注均有明确的阐释。张守节说：“八书，有八面，法天时之八节”（《论史例》）。徐君进一步上溯先民创“八卦”对“八”这一数字的神秘观念，以及五行哲学对司马迁的影响，很有见地。无论司马迁有怎样的哲学思考，而从国家大政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囿于“八书”其数为“八”的极限，省立“刑法”、“地理”、“食志”等门类留下遗憾，也恰为班固提供了用武之地，而列传所书国家大政，受其传记体例的局限，是不能与书志相提并论的。也就是说，班书“十志”，比迁书“八书”的内容更为博大，更符合史学的完整性是勿庸置疑的。

不过我们再具体分析，《史记·八书》不立“刑法”、“地理”、“食”三门是真谓之“缺”，即应立而未立者曰“缺”；不立“艺文”，是条件未备；不立“五行”，是破除迷信，不从流俗，此乃司马迁的卓识远见。

以上议论，权作是笔者对《史》《汉》两书之书志比较的断想，意在说明，此课题的研究还有话可说，还有待深入，也可以说是《史记》研究永无穷期的一个例证。

是为序。

张大可

2005年1月于北京

 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 续篇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