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出版日期:2015-9-1
ISBN:9787301259727
作者:(日) 石川祯浩
页数:401页
内容概要
石川祯浩，1963年生，日本京都大学博士（2002），曾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2001—2002）。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著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革命とナショナリズム1925—1945》等书。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
一 何谓中国
晚清“睡狮”形象探源
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考
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
二 东瀛之风
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
近代东亚“文明圈”的成立及其共同语言——以梁启超的“人种”为中心
梁启超与明治时期日本的地理学研究
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华山为例
三 国民革命
走进“信仰”的年代——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初探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终结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所谓“斯大林五月指示”问题
走向农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策略与共产国际
四 史实考据
早期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1919—1922）
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
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
孙中山致苏联政府遗书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事项索引
书名、刊名、著作索引
作者简介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收入日本著名史家石川祯浩近十余年的重要论文，集中反映他对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和早期中国共产党史的新思考，在广泛调查史料并借鉴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系列历史现象和具体细节进行缜密分析与考证，以期揭示和探讨中国近代历史的多重面相。
石川祯浩一贯主张采纳更宽阔的研究视野，充分考虑日本和西方（包括苏联及第三国际）的影响，从与世界性的思想流通、影响及运动之相互关系的角度着眼，回归历史发生现场，加深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解。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买此书之前，还只是对其目录中的题目有些兴趣。看了豆瓣上的评论后，觉得买对了。“实证主义”的历史学研究，正是我喜欢的，尤其看完高华的几本书之后，更觉得中国缺少“实证主义”的氛围。1. 晚清“睡狮”形象探源此文的结论是，“睡狮”形象的演化路径是：英国人吴士礼称中国是“弗兰肯斯坦”，中国外交官曾纪泽称中国“先睡后醒”，梁启超说中国是“睡狮”。文章结尾还引用了鲁迅在1933年文中所说“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如果再深入了解一下吴士礼、曾纪泽的身份，以及梁启超的期愿，这个传闻之所以能广为流传出来就更容易理解了：吴士礼曾领兵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并支持镇压太平天国，他有条件有意愿“夸大”中国的重要性；曾纪泽表达的是外交官的立场；梁启超则将其化为中国人更容易理解的睡狮形象，以鼓励变法。在那个环境下，这种有利自信的传闻，被很多老百姓接受。而鲁迅作为国人的“扇耳光者”，敏锐而一贯地以扇醒中国人为己任。2. 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此文的结论是，“黄帝”作为汉族的祖先的形象，是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所创造的内容包括黄帝纪年、黄帝肖像以及黄帝传说。作者暗示这三种创造都受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再造“天皇”形象的影响。清末革命洪流既推动了“汉族”概念的形成，也被这一概念所推动。这段时间也正是“人种理论”风靡全球的时候。关于“黄帝起源”，还曾经流行过“自古巴比伦迁徙而来”的说法，这种有着“先进的西方人血统”的汉族起源说，进一步强化了“推翻满清腐朽政权”的正当性和必胜信心。3.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考此文的结论是，上海外滩公园“仅限外国人入内”和“狗和自行车不得入内”的告示内容最终被演绎为更具冲击力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文章也指明了这种演绎的背景，就是租界设施逐渐对华人开放。中国人对于西方，一直并存着对其“秩序性”的追求，和对其“歧视性”的反感，这种矛盾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比如WTO。4. 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此文的结论是，清末革命受到了其时传入中国的西方人类学成果的影响，区分汉藏人种和满族所属的通古斯人种的结论，为革命派找到了排满革命的理论依据，也让改良派很尴尬。近代人种学就像当年的达尔文主义一样，是静态地看待自然世界、将人比作机械的时代的产物。现在持这种前现代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5. 梁启超与文明的观点6. 近代东亚“文明圈”的成立及其共同语言7. 梁启超与明治时期日本的地理学研究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既很快地接受了当时西方流行的人种论、地理决定论等近代科学观点，同时也敏感地意识到这类静态观念的局限性，相比之下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客观条件的影响，更接近现代科学观点一些。8. 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此文引出了一个二十世纪初日本媒体界的一个风云人物——茅原华山。茅原是一个敏锐的政论家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观点是新潮而易变的。在某一段时期，他的观点吸引并影响了李大钊。此文所研究的内容似乎还有一些敏感，因为似乎让李大钊这位伟光正的人物受到一个日本“瘪三”影响，有些高级黑。但事实就是如此，也没有必要因此嘲笑甚至贬低李大钊的形象。9. 走进“信仰”的年代此文查证的是1922年前后风靡全国（其实也主要是北京、上海）的“反基督教运动”的情况。作者发现，北京的反基督教运动基本严守“反宗教、不反资本主义”的界限，而上海的运动则直接把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与反基督教并列，甚至更像是将反基督教当作反帝反资的武器。而且，作者发现，上海及其他地方的运动，背后都有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国际的影子。其实马克思主义原本并不和宗教冲突，但在俄国，革命胜利后对待东正教会是极力压制的（但还没有到“摧毁”的地步），这次运动之后，共产党就和宗教信仰势不两立了，同时，中国的基督教则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当时就有媒体说武断的反宗教信仰，本身是不科学的。10.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终结与苏联和共产国际这段历史基本已经被沈志华、杨奎松等人研究透了。本文查证的是，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所谓“私自将斯大林给中共的‘五月指示’给了汪精卫”的背景和可能的真相。作者认为，基于汪精卫的艰难处境，以及斯大林反托洛茨基的需要，即使是斯大林授意罗易给汪精卫看“五月指示”的内容，也有可能因形势的变化而让双方都不承认这个过程。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中共的选择其实相当地被动。苏联既要中共留在国民党（汪精卫）内，又要它推动国民党进行土地革命，而这对于当时的形势以及国民党（即使是左派）的组织成分来说，基本不可能同时实现。所以当时中共部分核心领导（如陈独秀、张国焘）都是明确反对的，而另一部分领导人，如任弼时、瞿秋白等人则完全赞成。鲍罗廷是主张折衷并模糊化执行的，但他与罗易的矛盾又搅和在一起，最终中共在已经很恶劣的形势下做出了毫无意义的选择。11. 走向农村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依托的是“土地革命”，这一点从后往前看虽然无疑是正确的，但认识到这一点，以及如何实践这一点的过程，却是曲折的。本文通过查阅一手资料证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正是来自苏联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和执委会第7次扩大全会推动了中共逐渐重视农民问题。斯大林认识到中国不能模仿苏联的工人革命模式，也认识到在中国维持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但由于意识形态以及权力斗争还有信息传播延迟方面的种种原因，他的中国农民政策介于激进与渐进之间，往往该渐进的时候，他的激进的指示传来了，需要激进的时候，他又在犹豫，最终导致中共进退失据。当然，站在今人的视角去判断当年究竟该采取何种策略是没有意义的，但实证主义史学的价值就是，还原了当年的历史过程，让这一更为真实的过程看起来比后人通过回忆构建的过程更加符合逻辑。瞿秋白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关键历史人物，在革命心理学上应该也是个非常不错的案例。12. 早期共产国际大会上的中国代表（1919-1922）共产党是一个生来就具有国际主义理想的政党，苏俄也很快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利用手中的国家资源实践其混杂着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目的的理想。同时共产党也是一个非常重视“会议”的组织。所以，自1919年内战还没结束就召开的共产国际一大到1922年的共产国际四大，都邀请了中国代表参加。但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发展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按照共产国际的定义，只有被它所承认的各地共产主义组织才能被叫做“共产党”，所以，究竟谁代表后来的中共参加了前几届共产国际大会，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本文考证了前四届大会的中国代表身份：第一、二次大会实际上是旅俄华人代表受邀参加，虽然也有组织，但毕竟不在中国，第三次大会受邀参会的就是来自本土的共产主义团队了。但第三次大会面临的却是三个代表其实都不代表本土已经获得公认地位的陈独秀等人，其中一人还是社会党的，由于其有扎实的英语功底（美国7年），反而在会议期间影响较大。好在最终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来莫斯科、但一直参与陈独秀组织的活动的俞秀松，以及其实代表个人参会但最终认同陈独秀组织的张太雷所临时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获得了正统的地位，而且后来也没人质疑张太雷的身份，将他当作自己人（最后还牺牲在1927年的广州起义），这才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份且没有像其他国家共产党那样内部因正统地位问题闹分裂。第四次大会因为是陈独秀亲自参会，他在国内已经获得了公认的领袖地位，所以，他所代表的党组织（前一年已经宣布成立）也就是正式被共产国际接受为中国共产党了。不过，关于他本人究竟什么时候到达的莫斯科，史实上还存在争议。但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大影响了。俄国共产党形成并传播了两种行事风格：1. 按预订计划实施革命，2. 凡事重视组织程序（开会）。经过几十年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两个风格几乎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正好暗合了中国文化特性）而不感知，现在仍然影响着中国政治。这两个特点区别于其他的政党及团体，天然具有计划性和民主性（一定范围内的）特点，或许这是共产主义能够影响世界百年历史（现在还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13. 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中共一大作为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中共党史中花在其上的研究投入也很多，成果也很多。不过，经过作者的考证，党史中这一重要环节却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疑点，无论是开会时间、地点、人数，都并不那么确定。因为缺少第一手的资料（这次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开的，而且中途还因被租界巡捕搜查而换地方），目前所有的史料实际上都是二手的。作者着重分析的是陈潭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初期革命活动》和《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929年12月31日），发现每一个都有很多疑点，要么是前后不一致，要么是相互不一致，连“葛萨廖夫”这个人都只不过是“校订者”。然后，作者写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在指出史料考证上的疑点，而是想指出，存在诸多疑点的现实为中共党史编撰者所无视，谬误被写进了权威就成为了权威。14. 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此文承袭上文，仍然指出的是中共党史研究者“盲从权威资料”的问题。“实际上，远比那些似是而非的所谓代表名单更能反映出当时党的实际状况的，是二大时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留下类似大会代表名单的文件，或者说没有名单也根本不会影响党开展工作这一事实。”15. 孙中山致苏联政府遗书孙中山遗书到底是两份还是三份，一般说法是三份：《国事遗书》、《家事遗书》和《致苏联政府遗书》，但作者考证发现，《致苏联政府遗书》的形成过程和前两份遗书很不一样，而且孙中山逝世后马上就存在着关于这份遗书真伪的争议。作者通过查阅资料和分析史料认为，该份遗书是在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弥留之际，在签署另两份提前准备好的遗嘱的同时，当场拿出来由孙中山签署的。但签署并非虚构，因为在场的国民党左中右元老也都在其上签了字见证其真实性。基于这个起点，作者进而分析了为什么会出现围绕此份遗书的巨大争议：孙中山是联俄联共政策的最大支撑，他的逝世几乎必然会导致这一政策推行受阻，于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对发布这一明显左倾的、信函形式的、形成过程具有某种阴谋性质的遗书采取的是隐瞒的态度。“史实”究竟对于“史识”有多重要，其实在此文中就能看出来：不花精力考证史实，一切推论都是空中楼阁。相比而言，高华等中国当代史研究者的成果，多数都仍然是在用其所反对的方法来做学问。 -
在有关历史的争论中，常可以看到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一种从“大历史”（Macro-history）视角出发，认为过往的那些鸡毛蒜皮实在无关宏旨，“我为什么要知道”；另一种则认为历史的趣味正在于那些丰富的细节之中，不仅如此，推敲、发现、证实某些细节有时能带来新的认知。在历史爱好者中，后一种方法的流行并不亚于前者，他们推崇通过各种细节像刑侦术一样地追索、甚至“复原”历史“事实”，并认为这样得来的是更为坚实可信的东西。石川祯浩在这本《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中所呈现的正是这种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这与他以往几本著作的风格一以贯之，日本学者似乎也特别善于不放过细节所在，通过对档案材料的反复推敲（甚至是抠字眼），以加深对某些历史的更深认识。打个比方，这就好像在一个幽暗的隧道深处，人们各自盯住自己眼前一小块岩壁，想尽各种办法，试图把这里向前钻进几厘米。公平地说，这些做法自然有其价值，好过国内学界早先空洞繁琐地在意识形态上辩论一些不着边际的历史问题或粗放地重复谈“大问题”，因为“刑侦术”的确带来了某些新的“知识点”。大部分书都只有少量新东西，而石川祯浩此书的每一篇都是在扎实考证之后，有“道前人所未及”之处的。如果人人都能以狮子搏兔之力扎实地解决“小问题”，则累积起来将颇为可观，必能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学术的挺进也有赖于新的进展，无论其大小。只不过，我对这种实证主义的路径也有一些本能的怀疑——这也得感谢石川祯浩，因为这种质疑也是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的，这么说不是讽刺，因为能激发人思考本来就是一本书很重要的价值。我的怀疑在于：这种相当依赖于实证的做法，固然能推动新材料的发现、带来新的知识点，但有时会止步于那个新细节的发现上（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唯一坚实可信的，也不愿说过头话），在思辨问题时，在认知框架、对话语环境的辨析上可能会出现不小的问题。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背后，隐藏着一个基本信念，即存在某个唯一的历史真相，它是可以通过更细致的“刑侦手段”触及或还原的。这无疑与后现代史学的观念相反，而属于某种更早的信念——这么说并无高下之分，因为国内学界有时虽然急于拥抱“后现代史学”，但其实连“现代”都还没认认真真做好。但在遇到那种真相已被掩埋在层累交叠的陈述、记忆（所谓“编织”）之中的历史时，这种方法就可能显露出某种局限性，而需要更新认知框架。书中一篇关于外滩公园门前“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是否存在的文章，可说便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个争议的存在，本身就与实证主义视角有关，因为它的症结在于：眼下没有任何实物或影像的资料能证明这一告示牌确确实实存在过，而当时人留下的文献记载则矛盾不一。虽然许多人都曾记载说见过这块告示，但具体怎么写，却有细节上的差异。例如周作人的记载是“犬与华人不准入”（周作人1903年9月11日日记）；蔡和森称是“华人与犬不得入内”（1923年11月16日《向导周报》文）；1924年孙中山则说是“狗同中国人不许入”（《中国内乱之原因》）；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说自己在法国公园亲眼看到的是“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八字。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在1913年的记述最为具体：“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云：‘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有材料证明，“华人不许入”和“狗不许入”是公园规定中分开的两条，但并未记载在一起；因此，如石川祯浩所言，“告示牌的问题，与其说事关告示牌存在与否，或字句有无，不如说是被理解为列强制造了‘国中之国’、歧视中国人、统治中国的野蛮象征，并流传开的。”实际上，关于张献忠“七杀碑”的具体字句也存在类似争议，现在并无材料能确信存在“杀杀杀杀杀杀杀”七字的碑文，但在世人心目中，这却更符合张献忠嗜杀的形象。在这种历史问题上，实证主义往往以探求唯一真相的面目出现，并对人们惯有的历史认知具有某种解构的力量，但它其实只是争论中的一个声音。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件事的争论中，从上海史学者薛理勇、熊月之，国外学者毕可思、华志健以及石川祯浩等，几乎所有人都聚焦于一种实证主义的思路，即究竟有没有实物或影像资料能证明存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告示。但这个证据，就像许多历史资料一样，我们很有可能永远也不会找到。在当时，姚公鹤等人的观点则虽然肯定这一辱华的告示牌存在，却又认为西方人这样做也有情可原，原因是华人入园时有随意采摘花草、践踏草坪之类的不文明行为。也就是说，在这一话语中，虽然承认告示牌的存在，但强调的不是殖民统治的中外矛盾，甚至也不是“上流社会”与“底层华人”的阶级矛盾，而被转化成“文明/野蛮”的分野。但石川祯浩并未再去分析这一话语背后的意味，他的兴趣好像仅在于告示牌是否存在、以及征引史料举证当时另一种声音认为不对华人开放是因为中国人举止不文明。但这是问题的重点吗？我很怀疑。因为当时这些租界的公园并不是在出现了“华人在公园里的不文明行为”之后才禁止华人进入的，相反，这种禁止本身是他们特权的体现；而“华人的不文明行为”则是后起的、为他们的特权予以合理化的辩护，或是为了试图激发中国人尽速“文明化”而说的反话。这种话语，在西方的殖民统治中是屡见不鲜的——通过与西方普世的文明价值观进行对比，把东方各国锁定在低等级的位置上。这正是印度学者查特吉所说的，亚洲妇女所受的虐待，是“从根本上建构殖民主义话语的整座大厦”的基础之一。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我，机器人》中，机器人的逻辑其实也是如此：因为人类自身存在缺陷，所以我有权接管秩序来统治你们。近代西方列强并不只是在中国如此保留自己的特权。在埃及，人们认为“英国人冷酷无情，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多年来，惟有埃及仆佣才能进入开罗豪华的吉兹拉体育俱乐部，这一点令人心酸）”（戈尔德史密斯《中东史》中译本页261），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翻版，而那并不是由于埃及人在这个体育俱乐部做了什么不文明的事。在19世纪后期，美国南方各州的“一些公园的入口处都挂有一块招牌：‘狗和黑人禁止入内’”（Domenico Losurdo《自|由主义批判史》中译本页359），这大概只能解释为种族隔离制度吧？而据Stephen M. Hart的《马尔克斯评传》，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1961年在亚特兰大“他们亲身经历了美国南部种族主义的粗暴。餐馆不让他们进去，因为他们被当成是墨西哥人，迎接他们的是‘狗与墨西哥人勿进’的招牌。”（中译本页63-64）难道这是因为墨西哥人在餐馆里不文明？在历史的研究中，“事实”往往充当着解构与祛魅的力量，因此实证性的史料往往具有重要价值。也是因为这样，当人们发现并无材料证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时，便倾向于认为这是虚构的、甚至是“流传了一个世纪的谎言”。但这不如说是一种受辱的象征、一种凝结着国族情感记忆的概括。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曾谈到，有些人群怕鬼，“毫无疑问，这纯粹是迷信；但是这种迷信却是一件事实，而且是我们所考虑这一局势中的关键事实。”这也就是说，历史学家仅仅去“厘清真相”而不顾“不实”的观念是不够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话语背后的情结，至少与“事实”或“真相”同样重要，放弃对它的分析，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历史学家的失职。勘误：p.42：古巴比伦加尔迪亚部落（Chaldea）：迦勒底
精彩短评 (总计30条)
-
面子请人抽根烟，里子就要杀个人，面子出血，里子就要收住，收不住就是毁家灭门的大事。 -
我看完第一篇文章是震惊的......看完启发很大，但不是思想史层面（我先入为主）孙中山的遗嘱就是汪精卫写的啊啊啊！华人与狗不能入内这一章很不错，以及，20世纪10年代的中日交流也是一个突破点……我能做吗？心塞中......不是思想史就是这么好读！ -
毫不犹豫给五星的书，石川先生做学问的那种严谨细致的精神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
有几篇看不太懂 -
认真考据，重细节的日本学者。 -
挺好看。 -
啊脑海里简直就出现了一个严谨细致自言自语的日式老学究呢！ -
中日俄英多种文献旁征博引；重视细节，重视文献本身的生成、传播与修改、变异。 -
羞杀神州士人 -
考据工夫相当了得，魔鬼藏在细节里，不能不服。然东洋之中国研究，有血肉无灵魂；西洋之中国研究，有灵魂无血肉，石川氏之论文集亦复如是。 -
应该列入"两学一做"参考读物。《从考证学到史料学》一文为最推荐，通过几个实例充分展现了党史领域中史料情况之复杂、史料学之必要，读后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修罗场——清史研究者真是很幸运啊，像党史这种史料，换我早就疯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留日学生与黄帝崇拜、人类学与排满思想三文亦颇有启示，其余文章随便看着玩。此外本书在参考文献上很慷慨，不仅引注清晰，且详略得当，可以扒下来当引文用。。。 -
从考证到叙述都严谨且精彩。不仅参考了日本的研究现状，同时也广泛查证中国和苏联早期各类报刊，多人的回忆录，各类中苏会议文件。虽然是论文集但有比较清晰的研究主线，一方面是戊戌变法后文明论从西方到日本再到中国的传播和演变，另一方面是注重资源多样性和客观性而非仅根据回忆录入手的党史考证。尤其在文明论的讨论中能够较为客观地审视中国近现代人们思想中的常识也好先进也好的某些部分的来源，以及这些部分并不是理当的、理论的或是“学术的”，而是从一个东西方急剧交融和冲突的时代中遗留下的最为显明的末节。 -
K250.7/1623 参考 浦分(新) -
上帝就在细节之中 -
小题大做，十分有趣，但背后意义何在，有时也值得质疑 -
【2015.10.28石川祯浩先生签赠】“何谓中国”一章略琐碎，“东瀛之风”一章精彩且得其大，“史实考据”把赵家家史学者打得啪啪啪～ -
还是比较喜欢系统性的论述，这种为求证而求证的调子，喜欢不上~ -
读来有些枯燥，不过研究视角刁钻，考证功夫扎实。对晚清民国的中国民族主义宣传的还原令人五味杂陈 -
真是十年磨一剑，敬佩这等毅力。 -
一如人言，对你国“史家”充满鄙夷。 -
治学严谨，如果历史只学了教科书那就会成为教科书般的傻子。 -
中日情结之变 只求心安 -
有几份证据说几分话。一个不算收获的冷知识：弗兰肯斯坦最早的中译名是“佛兰金仙”。 -
论文集，用非常扎实的治学态度理清了近代史上的"细节"问题。阅读体验平易流畅，引人入胜。其实，一切历史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即使只撩开袍子的一角，也足以打破不少“神话”。 -
当当上架了。（想要作者签名本的朋友我们私下聊 -
历史即未被证伪的逻辑。 -
看完日本学者的考证书，历史学这玩意难度真是太大了…… -
同意维舟的看法。细致的实证研究很值得钦佩，然而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 -
神州士夫可羞死矣 -
石川帧浩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中共党史与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海外研究者，其实证研究的绵密、审慎令人感到恐惧、敬畏。本书收录的是多有修订的旧作论文，并未收录其近期发表的作品与但凡涉及党史敏感的题材，收藏意义更大。当我在中文序里看到作者对“这外国人的解说也挺有趣的”做学者的自我辩护时，却感到了巨大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