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章节试读

《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的笔记-第90页

《春秋左氏正义》既散出单行正当作音

《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的笔记-第338页 - 越州刻八行注疏本的體例特點與文獻價值

一（一）附表六“經注本”、“八行注疏本”卷次情況互乙。

《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的笔记-第433页 - 附录《今存宋刻经书注疏版本简目》

“七、公羊”
此处编辑失误。
前面：一、周易。二、尚书。三、毛诗。四、周礼。五、仪礼。六、礼记。七、左传。
这里“七、公羊”序号当接作“八、公羊”。后文类推，“八、谷梁”当作“九、谷梁”、“九、孝经”当作“十、孝经”、“十、论语”当作“十一、论语”、“十一、孟子”当作“十二、孟子”、“十二、尔雅”当作“十三、尔雅”。

《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的笔记-廖瑩重世彩堂刊刻《九經》 - 廖瑩重世彩堂刊刻《九經》

北宋以來國子監本系統經書，如兩宋國子監本、蜀本，都是未加句讀的，今存撫州公使庫本、蜀刻大字本、興國軍本皆類此。按，《蜀刻大字本經書的傳本》一節著錄有“《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此本為單疏本，經注皆有句讀（P101書影），作者未對此本有句讀的情況進行說明。此本1也許並不是《沿革例》所說的“蜀學重刊大字本”，則此本與《沿革例》所謂“蜀學重刊大字本”之關係當重新審定，2也可能是《沿革例》的表述不全面。

《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的笔记-第236页 - 《毛诗正义》单疏

较早将单疏本《毛诗正义》介绍到国内的学者，当推繆荃孙......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日本访书记》记其在日本所得所见珍本古籍......这里的“较早介绍”，似乎就是了解《毛诗正义》单疏存在的意思？如果是这样，那么在繆荃孙之前，肯定已有中国学者了解并记录了这书。文廷式在光绪二十五年，就在岛田翰家见过了这个本子。并且，我觉得在文廷式之前，李木斋恐怕也是知道（并见过？）这个单疏的，起码不会晚于文廷式。
很少看经学版本论文，不知道《毛诗正义》单疏的研究者是否已经提过这俩人是较早知道这个单疏的中国人。

《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的笔记-第82页 - 抚州本《礼记》原刻与补版之比较

由这篇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8407384/，这确实是作者的一个明显逻辑推断错误，从而导致其误判央图本刷印时间下限。台湾央图藏本不可能是黄震、高梦璞修补后的印本。还想一说的是，央图网站上的标注版本，既不认为这个本子是咸淳后修本，也并非照作者说的最后修版纪年是“宝祐五年丁巳”，而是：宋淳熙四年(1177)撫州公使庫刊紹熙至淳祐間遞次修補本央图网站将修版下限定到淳祐，我想应该也是参考了《日抄》中另一篇《修抚州仪礼跋》：聞淳祐九年，本州初建臨汝書院時，嘗模印入書閣，取而正之，則此時書板已多不可辯，盖此書之不全久矣。手里没有央图书志，不知书志是怎么说的？

《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的笔记-第47页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故胄监刊六经无《礼记》，三史无《汉》、《唐》。”
据注释，引书为《丛书集成新编》影印本。“三史无汉唐”一句费解，查中华书局徐规点校本校改作“正史无漢唐”，似亦欠妥。
按：作“三史”不误，此处“六经”、“三史”相对为文。“唐”乃“書”字形訛，宋人把《史记》与前后《汉书》并称“三史”。此处讲靖康南渡，国子监缺书，“六经无《礼记》，三史无《汉书》。”

《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的笔记-第82页 - 单经注本

今存抚州本中，皆未见咸淳补版年号。各本中印刷时间最晚的是台北央图藏本《礼记》，最晚的补版纪年是宝祐五年丁巳，下距咸淳九年仅十六年。如上所述，台北央图藏本《礼记》的文字与初印本文字有不少异文，是据别本校改的，这应当是补版後印过程中进行的文字校正。联系到黄震所说的“旧本虽善，中更修缮，任事者不尽心，字反因之而多讹，今为正其讹七百六十九字”，央图所藏此本《礼记》很可能就是经过黄震、高梦璞修整勘正过的印本。下页台北央图藏抚州本《礼记》或可能为咸淳九年重修本台北央图藏本补版最晚纪年是宝祐五年，并未下及黄、高修版的咸淳九年，照此逻辑，此本怎么可能是黄、高修整勘正过的印本呢？应该正是黄震所提到的“中更修缮”的“旧本”才对。

《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的笔记-第10页

唐柳仳曾记载他在成都的见闻……正如柳仳所记载的……
按两处“柳仳”皆当作“柳玭 ”。
注1《爱日斋丛钞》卷一引《柳仳家训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按《四库》本《爱日斋丛钞》引作《柳氏家训序》。

《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的笔记-第114页

本页和下页的注释共3条，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