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三卷 思考與選擇》章节试读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三卷 思考與選擇》的笔记-第547页 - 第八章

“王铁崖教授认为，现在是学校机关化、衙门化。用行政方法来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人们不是以学术地位来衡量一个教授的学识才能，而是以什么主任什么长来表示一个人的学识才能，甚至在报上也出现了‘某某教授升为系主任’的可笑提法。”56年过去喽……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三卷 思考與選擇》的笔记-第189页 - mao周分歧：批you倾保守与反急躁冒进

本书此章记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最值得注意的是，社论详细列举了急躁冒进在各方面的表现：......现在正值农忙时间，但有少数农村扫盲积极分子不管这一情况，占用农民的休息时间来扫盲，使农民只好在课堂上打瞌睡。别的地方甚至设立识字岗，拦路识字站，强迫农民识字......这本寒假开始真正读，昨天姥爷坐我书桌也看了看。翻到一页，脱口道：“55、56年左右，我当时上初一，在当时县城西门的入口边，放着小黑板，有包括我在内的学生轮流值班，在黑板上面写几个字。之后拦住进县城的年轻农民认字。说些‘大哥，来认认字’、‘认识不认识？不认识的我来教你’......前后个把月，去了几次。”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三卷 思考與選擇》的笔记-第42页 - 早春時分：中共中央知識份子會議

北洋政府時期，教授薪俸相當於中央政府部門的科長；南京政府時期，教授薪俸相當於一等縣長、省政府秘書科長等；新政權建立後，教授工資相當於中央副部長級。
這裡指的教授畢竟是少數，大部份知識份子待遇堪憂了。中共建政後，尤其1957年以後，知識份子的地位又是如何呢？關於知識分子待遇，近日發生的重慶高校教師罷工事件可見一斑。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三卷 思考與選擇》的笔记-第54页 - 知識分子政策調整的局限

這學期的教材明顯把知識分子會議捧得過高，就算沒有讀沈先生的書，也知道後來當局南轅北轍的做法。沈先生指出了這次會議的局限性，第一就是沒有就知識分子階層的階級屬性達成黨內共識；第二是沒有反思和總結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中的過火現象，更沒有觸及知識份子關心的肅反問題；第三是沒有觸及思想和學術自由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三卷 思考與選擇》的笔记-第33页

中共干部的不信任，使知识分子，包括积极靠近党的知识分子，都感到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华东纺织管理局总工程师室一级机电总工程师陆芙塘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我们和领导之间，总有一条鸿沟，虽宽窄不一，但都是有的，有些同志很想靠近党，（但）好像党有些不愿伸手的样子。”纺织一厂一个技术人员说得更直接一些：“我们和领导同志之间是面和心不合，见面都很客气，但从来没有深谈过。”……广西民盟副主席石兆棠则说：“在新时代里，知识分子像一个新嫁娘，又喜欢，又害怕，想骄傲，又自卑。翁姑、小姑那么多，找缺点的人毕竟多，给予同情关怀的人毕竟少，这样三天下厨打烂碗的机会也毕竟多一些了。”中共与高级知识分子的真实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各地反映的另一个情况是，在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问题上，中共各级组织普遍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北京市高级知识分子最多，有15000人以上，其中许多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工程师、医师、作家、艺术家，仅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就有153人。新政权建立后，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有40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在全国是最多的。但即使如此，同样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倾向，不少人虽“再三申请入党，也没有被接受”。如北京大学，只发展了极少数的教授入党，且以种种原因使他们四、五年不能转正。其他省市更是如此。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曾有16位教授写了入党申请书，不少老教授表示“以余年献给党”，却始终没有得到党组织的青睐，不少单位没有发展一个党员。全市八所大专学校的259名教授中，只发展了一个党员。陕西省八所高等学校、南京市九所高等学校几年来没有吸收一个教授入党，湖南则全省没有吸收一名教授，河南省也只发展了一名教授。江苏有些县委组织部甚至在布置工作时公然宣布“在教师中不建党”。这种关门主义使许多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很受挫折，难怪哈尔滨市有高级知识分子说，“捧着猪头进不了庙”。
中共已意识到知识分子重要性，但又对他们抱有极大的敌意和警惕，在组织上排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