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译小说论稿
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2月
ISBN:9787806882085
作者:郝岚
页数: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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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务的“说部丛书”与“林译小说丛书”在阅读史上的意义，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关键是，许多论者没有看到“读小说”（正如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读小说，在民国时期成为一种大众阅读习惯，是从“说部丛书”与“林译小说丛书”开始的。有许多的阅读个例可以显示，这两大小说丛书，对民国时期的大众想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请看《从文自传》中这段很有意思的描述，它真实地描绘了一个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意识是如何从《说部丛书》中萌发的——因为空暇的时间仍然很多，恰恰那亲戚家中有两大箱商务印行的《说部丛书》，这些书便轮流作了我最好的朋友。我记得狄更斯的《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书，反复约占去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我欢喜这种书，因为他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他不像别的书净说道理，他只记下一些现象。即或书中说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他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他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动作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另外一句话说来，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可是，由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的各种无固定性的流动的美，德性的愉快，责任的愉快，在当时从别人看来，我也是毫无瑕疵的。我玩得厉害，职份上的事仍然做得极好。这种领悟，同样发生在鲁迅的“弃医从文”中。为什么不是是弃医从学”而是“弃医从文”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作为章氏弟子之一的鲁迅在现代中国，执意要当一个文人而不是一个学者呢？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以一段“冰之喻”，说明了文学的这种直观性的特点，也就回答了上面的问题。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閟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閟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此为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学子。如热带人未见冰前，为之语冰，虽喻以物理生理二学，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为冷如故；惟直示以冰，使之触之，则虽不言质力二性，而冰之为物，昭然在前，将直解无所疑沮。惟文章亦然，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如热带人既见冰后，曩之竭研究思索而弗能喻者，今宛在矣。从历史来看，文学在近现代中国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郜元宝《神思之心和学之心——文学与学术的分途》一文（见《鲁迅六讲》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09170/）认为：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地位，有如哲学在19世纪的德国。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现代才真正形成全国一体的知识界，它的实际坐落点，则是现代文坛，而居现代文坛中心的无疑是现代文学。知识界的灵魂主要由文学体现出来，一切思想文化“运动”，要么由某种具体的文学问题引起，要么最后归结为其声势远比单纯的思想学术壮大的文学潮流。思想学术倘与文学运动无关，只能潜伏于社会意识的暗角，不得用“运动”形容之。文学家高于学问家，文学被赋予比“学说”更高（其实是最高）的价值，整个文化呈现出“文学主义”的气质，这是现代中国特有的历史境遇不得不然的选择。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呈现出“文学主义”的气质，我认为是一个独到的发现。与“学说”相对的固然是“文学”，但是，我认为这个“文学”具体来说，应该是“小说”。也就是说，影响20世纪中国最大的是文学，而影响文学最大的则是小说。在近现代中国，无论是雅俗新旧中西，小说永远是阅读大众最主要的选择。为什么如此呢？这恐怕就需要从更本质的层面来理解小说、故事在现代中国的意义了。若论直观性，戏剧、绘画、电影的直观性是超过文学的。但这些都没有在20世纪中国起到主要作用。当然，这和艺术形式的发展有一定的过程有关，有些艺术形式在现代中国还达不到普及的程度。但是，这个问题要从更本质的层面来说。正如我们强调文学主要是小说，小说能凸显一些更特别的因素。简单说。小说能提供一种有想像余地的直观性。小说在现实之中，又在现实之外。它的核心是一个故事。故事就涉及到经验的交流问题。从林译小说、张恨水小说到鲁迅的小说、巴金的小说，小说作为讲故事和听故事的过程，是都起作用的。我认为这样可以超越雅俗中西问题，统一来考虑读小说在现代中国的意义。现代中国的一个独特的阅读现象就是，新旧中西小说的混读。冰心回忆说——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 我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许多字形，因着重复呈现的关系，居然字义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兴趣，一口气看完《三国志》，又拿起《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那时，父亲的朋友，都知道我会看《三国志》。觉得一个七岁的孩子，会讲“董太师大闹凤仪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亲带我到兵船上去，他们总是把我抱坐在圆桌子当中，叫我讲《三国》。讲书的报酬，便是他们在海天无际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说。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说部。如《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之类。从船上回来，我欢喜的前面跳跃着；后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说，笑着，跟着我走。 这时我自己偷偷的也写小说。第一部是白话的《落草山英雄传》，是介乎《三国志》，《水浒传》中间的一种东西。写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为“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到几十次，便写得没劲了。我又换了《聊斋志异》的体裁，用文言写了一部《梦草斋志异》。“某显者，多行不道”，重复的写了十几次，又觉得没劲，也不写了。 此后便又尽量的看书。从《孝女耐儿传》等书后面的“说部丛书”目录里，挑出价洋一角两角的小说，每早送信的马夫下山的时候，便托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书店明善书局（？） 去买。——那时我正学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时，先生便批上“赏小洋一角”，我为要买小说，便努力作文——这时我看书看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喜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竭力的劝我出去玩，我也不听。有一次母亲急了，将我手里的《聊斋志异》卷一，夺了过去，撕成两段。我趑趄的走过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斋》来又看，逗的母亲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会会员。常常有朋友从南边，或日本，在肉松或茶叶罐里，寄了禁书来，如《天讨》之类。我也学着他们，在夜里无人时偷看。渐渐的对于国事，也关心了，那时我们看的报，是上海《神州日报》，《民呼报》。于是旧小说，新小说，和报纸，同时并进。到了十一岁，我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欢的是《封神演义》。最觉得无味的是《红楼梦》。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在阅读的新旧转换中，读者的意识是如何变化的？这些所谓的“旧小说”赋予读者的是什么？还有，读小说很重要的一种功能区分就是消遣与求知，这甚至了成了旧/新小说的分判标准。比如丁玲回忆——我，还有我中学的同学们，至少是我的朋友，我们的幼小的心是飘浮的，是动荡的。我们什么都接受，什么都似懂非懂，什么都使我们感动。我们一会儿放歌，一会儿低吟，一会儿兴高采烈，慷慨激昂，一会儿愁深似海，仿佛自个儿身体载负不起自己的哀思。我那时读过鲁迅的短篇小说，可是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那时读小说是消遣。我喜欢里面有故事、有情节、有悲欢离合。古典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甚至唱本《再生缘》、《再造天》，或还读不太懂的骈体文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更能迷住我。因此那时我知道新派的浪漫主义的郭沫若，闺秀作家谢冰心，乃至包天笑、周瘦鹃。而林琴南对我印象更深，他介绍了那末多的外国小说给我们，如《茶花女》、《曼郎摄氏戈》、《三剑客》、《钟楼怪人》、《悲惨世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我想在阅世不深，对社会缺乏深刻了解的时候，可能都会是这样的。问题是，所谓的消遣与求知是否是截然分开的？怎样理解读小说的消遣？这里还是涉及到浪漫主义（包括市民浪漫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问题。总之，能从“读小说”上来考察小说对现代中国复杂的塑造功能。 -
陈晓飞 林纾，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翻译家，对中国新文化的产生有着深远影响。这个名字，曾经因“断尽支那荡子肠”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而名噪一时；也正是这个名字，又因写作《荆生》、《妖梦》而成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林纾文化身份的跌宕变迁，足以折射出近代中国翻译文学与新文学纠缠不清的关系。郝岚的新著《林译 小说论稿》，正是基于林译小说这个备受争议的论题进行分析，力图重新挖掘他在特殊历史语境中的身份变迁，客观冷静地探求林译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国翻译文学以及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地位与意义。 传统的翻译研究习惯于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语言层面，纠缠于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误读。近年来，国际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同样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林译小说论稿》这部论著正是秉承这一宗旨，着意细读林译的序、跋及一些导读，考察其背后一些被遮蔽的因素，发现林译小说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及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 该书的上编通过对林译小说特殊文体的分析，引发读者对于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与民族建构问题的特殊思考。作者对于林译小说文体的独特界定——拟古文体，是一种独创，也拨开了学界长期纠缠在林译所用文体究竟是古是今的迷雾。此外，把林纾、庞德和严复这样三个翻译界的重量级人物并置在一起进行梳理，林纾译笔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及其译介的前现代性也愈发昭显。特别是对于惯常并称的“严、林译”的再思考，将林译小说与严复的西方思想论著翻译实绩和策略进行细致的考察，凸现了林译小说所代表的晚清文学翻译的独特处境，辨清了严、林译因不同的读者诉求而实施的不同翻译策略。此外，本书也在文本的个案分析上显示了著者的思考：林译小说中的“名品”多为通俗小说（言情、冒险、神怪），作品的流行和译者对其的人格化与国民性解读不无关系。著者针对这一现象的细致探微更令读者深入理解了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本意与普通民众阅读心态的割裂。 本书的下编着力于林译小说的文学现代性、思想价值与文化身份。尽管有学者已经认识到，从文化的高度和文学史建构的视角来看，林纾不愧为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的创造者和成功的实践者，但是对于林译与中国文学现代性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近年来，随着晚清翻译与创作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林译的地位才得到彰显。《林译小说论稿》专辟一章从世界文学格局的建立、对传统叙事的新解以及中国小说文体类型丰富与健全等多方面，翔实有据地佐证了林译小说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话语创始者的重要地位。 翻译是语言、政治与文学观念的交汇场，更何况处在中国近代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郝岚将林译小说放置于文学翻译与传播媒介的网络之中，详加解读，不仅扩大了译介学研究的实践范畴，也令我们看清了林纾新、旧两种文化身份嬗变中的微妙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著者特别通过林译小说所体现的文化心理矛盾，探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对于束缚人们思想的对于林纾文化身份非此即彼的尴尬问题，提供了一种切实、可信的答案。其翔实的文献资料与各种理论紧密交织，浑然一体，语言流畅，读来全无晦涩之感。 自1964年钱锺书在《文学研究集刊》上发表了名文《林纾的翻译》之后，林译小说在我们的文学史或研究中常常是不可或缺的，但又不甚了了，鲜有深入而执著的分析。这给我们后来者留下了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当然，或许也正是由于作者强烈而众多的问题意识，本书的上、下编略有松散之感，仍然缺乏贯穿始终的整体性，或许这也是为何作者只将这部不乏新意的著作称之为“论稿”的原因。不过这部论著的开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独特的理论视角，这种重新发现“文化上的哥伦布”的探索精神，都是从事林译研究、译介学研究乃至文化研究值得借鉴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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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主动提供下载 很方便。对林纾的作品有很梗概的认识。最喜欢的摩登伽女的典故林纾也用了，那时候的人对内典都掌握的很棒啊。林纾对女性的态度也令人激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