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镜子》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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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不同于拼音语系，阿拉伯语系和拉丁语系之类的，对于文字的演变速度相对而言慢了很多；随之而来的延续性会更强。这也许是中华保持大一统的促成因素之一。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相关的书籍介绍也不甚枚举，经济学家会有经济学家的道理，国学家会有自家的理论体系。总而言之，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的确是个很有趣的话题。然并卵。。。
另外在文中对“吃了么”，“撑的”解释也算是很到位吧。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中国历史的周而复始，的确也是一个神奇而合理的存在。经过近代面目全非的变革，这样的周而复始又会通过一种怎样的方式来体现呢？
传统的不都是最优的，但是要打破传统，而不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往往不太容易。。。这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慢慢积淀，去思考。
书中有一句引用，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这里的游戏可以理解为娱乐文化，或者精神享受吧，尽量摆脱低俗趣味。但是何又谓俗呢？

《语镜子》的笔记-第14页

语言具有很大的强制力，萨丕尔说：“词不只是钥匙，它也可以使桎梏。”帕默尔说：“以最精细微妙的方式向人们施加力量而且最不容人们抗拒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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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镜子
2014-11-25丰子恺说，他每逢画技停滞时便练习“魏碑”，而后便有长进。不师法自然而效仿一种“符号”，会令西方画家大惑不解。
2014-11-25谁？我！”——封闭的社会
在前两章中我们讲述了社会中人们见面后的问候词。有时候因间隔着一道门户或仅靠电话沟通不能谋面，问候前便先要问询对方“姓甚名谁”，对方或是被动或是主动要作出通报。发生在这之间的惯用语汇是饶有趣味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乡间的情景：
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辩人。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报姓名的。很少太太会在门外用姓名来回答丈夫的发问。其实岂止在乡间，就是在城市的传统社区中，“谁？我！”这种回答方式也是颇为流行的。流行的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中，叩门的人大多不是亲属即是近邻。
“尊姓大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可以是足够的“报名”。我们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这是个熟人的社会。但是我们因为久习于这种“我呀！”“我呀！”的回答，也会有时候用到了门内人无法辨别你声音的场合。（费孝通，1947：10，11）
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美国社会中，“姓名”更经常地挂在嘴上，不仅被别人频频称呼，自己也每每要主动自报。美国人在自己的住所和办公室里听到电话铃响，拿起后的第一句话往往是：This is xxx（本人姓名）Speaking.（可直译为：这是xxx在说话。）因为美国大学中的课程大都是自选，即使是为数不多的几门必修课也由自己选择在哪个学期中学习。没有经常的同学，大家不断组合。于是形成一个惯例，第一堂课上，同学轮流自我介绍：“我叫xxx，主要兴趣是……”落落大方地自报姓名成了极为频繁的活动。到了交际更为频繁的社会上，或是对于某些社会活动频繁的社会角色来说，口头互报姓名让人应接不暇，且难于将人头、姓名、单位、住址、电话一一记住。“名片”应运而生。于是通过事前的印制准备，人们把“自我介绍”浓缩在一张精美的小纸上，以呈送名片代替了口头介绍，省去了絮叨。
帕默尔说：“语言现象也反映出人的另一特点……求经济省力。在正常情况下，说话人将满足于使用为传达自己信息所必需的最小力量。”（帕默尔，1936：85）在一个封闭、缺乏流动的社会中，大家都生活在亲属和熟人的小圈子中，其中一人只要拉长了声调“嗯”一声，或喊叫一声，周围人就知道他是谁，于是一个单音字（“我”）成了省时省力又亲切和蔼的最佳选择。社交圏子一大，即使人数不过二三十，要从音调判定正身就已经太难为人了；而一旦“生人”或不常往来的人频繁登场，“我”就失效了。“图穷匕首见”，不管“我”字蕴含着多少亲切感，它只好让位于硬崩崩的、单刀直入的“姓名大号”了。因此姓名这时变为最简明和省力的了。当人数超过50人，特别是当生人频频出现时，名片就成为最省时省力、便于储记的手段。人们总是这样有意无意地选择着，不使自己徒劳受累。细心的人们可能会察觉，不同社会中的姓名通报方式与其主导的价值观竟是高度和谐的。封闭社会中的自报方式——“我”是个代词。代词就其形式本身而言是最无个性的，因为它是公用的，人人都可以自称为“我”，都可以称他人为“你”、“他”。姓名则不然，虽然重名重姓并不少见，但一般在一个具体场合中，某一姓名只代表一个人，在称呼中它远比“我”含有更多的个性色彩。“你我相称”（即使用代词）给人亲近感，姓名有时则会使人感到生硬、见外。在少数几位朋友的晤面中，我们往往不直呼对方大号，以避冒昧，也不自称姓名，以免给人留下“张扬”之嫌，多是“你我相称”，要不然就使用“准代词”——“小刘”、“老张”。称名不称姓当然也是各民族普遍使用的缓冲“生硬”、增加亲切感的敬称。
以代词自称帮助人们隐去姓名，无意中也正与传统社会中不鼓励人们“出名”和宣扬“人怕出名猪怕壮”的价值观暗合。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普遍信奉的美德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们笃信：出头的椽子先烂，出名的人要倒霉。而“高扬姓名的方式”——自报大名、主动送名片——又正同开放社会中鼓励个性、鼓励自由竞争的价值观相吻合。在美国社会中，“有抱负、有雄心”（ambitious，它同时亦可译为“野心勃勃”）是远比谦虚更令人称道的美德。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中，“知名度”也已成了令人敬佩和追求的东西。在一个高度封闭的社会中，在其一个个小圈子——村落、社区中，大家的知名度一样大也一样小，谁都知道谁，大家都是“你”也都是“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在开放的社会中，个性被高扬着，每个人都更属于他自己，他不仅把自己的名字挂在嘴上，印在名片中，还希望留在更多人的心中。我们这里绝不是在作好坏的判定，只是在描述从语言现象中窥测到的生动的社会现实。
2014-11-26古人说：“语之不言，行之不远。”
2014-11-26哲学家说：“谁控制了人们的公开说话，谁就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人们的内心思想。”一个永远不能说出来的概念，即使没有死亡也将瘫痪和畸形。一个谎言重复千遍便会使人们信以为真，而一个被偷换了概念的词汇在无数次的使用中会使人觉得它的含义就是目前的样子。
2014-11-26然而，如果翻翻家底的话会发现：“红”在中国语言中是个“暴发户”，这一“族类”在传统语言中并不发达兴旺。不错，历史上有过“周尚赤”的说法，杜甫的诗篇中“朱门”成了富贵者的象征，婚丧在民间被称为红白喜事，结婚用红纸剪下喜字。但也仅此而已。“红”在汉语语言中是个小户人家，在社会生活中也远不具有突出的象征意义。甚至比之西方，当时“红色”在中国或许受到一点怠慢呢。西方天主教中的红衣主教的红色教袍已具有了十足的象征意味，以后的“红十字”再次将之变成一种象征。与“红的历史”相似，“黑”在传统中国的语言和社会生活中也不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西方天主教的很多派别的修道士身着黑色会服（如多明我会和本笃会），遂有“黑衣修士”、“黑衣隐修院修士”之称；希特勒的党卫军也借用黑色特有的森严感；在当代西方人庄重的社交场合男士大多要穿黑色礼装。与之相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黑”没有派上这么多用场，更不具备象征意义。note全球范围内,再也没有比红这个颜色有更多解读的颜色了。革命 危险 停止 暴力 喜庆 辟邪 等等
2014-11-26其实，即使把“文革”期间撇开不说，拿正常时期的现代汉语与现代英语相比，我们也会发现，英语显然要比汉语少“绝对”的味道，多“相对主义”精神。他们的文章和口语都有大量的may（可能）、perhaps（或许）、possibly（可能地）。除非在你向他求助或邀他参加一个活动时他准会作个行与不行的确定答复；在其他场合——议及他人、价值判定、理论探讨时——他们极愿使用“可能”的字眼。“肯定”尚且如此慎重，“极端”的字眼自然更少使用。“相对主义”态度是近代科学的产物，更多地受到近代科学熏陶的西方人把这种态度融化在他们的语言中，丢掉了前科学时代的盲目自信。相比西方人，中国人显然更喜欢作斩钉截铁的回答，似乎一切都是确定的，都有答案，都有把握。绝对主义更多地支配着中国人的态度，更多地反映在现代汉语的风格中。“文革”不过是把这种态度、风格推向极端。
2014-11-27青年在否定地回答了苏格拉底的询问，认定“虚伪、欺骗、偷窃”不是“正义”后。
苏格拉底接下来又问道：“如果一个将领看到他的军队士气消沉，就欺骗他们说，援军快要来了，因此制止了士气的消沉，我们应该把这种欺骗放在哪一边（正义与非正义）呢？”“我看应该放在正义的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儿子需要服药，却不肯服，父亲就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而由于用了这欺骗的方法竟使儿子恢复了健康，这种欺骗的行为又应该放在哪一边呢？”“我看也应该放在正义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人因为朋友意气沮丧，怕他自杀，把他的剑或其他这一类的东西偷去或拿去，这种行为应该放在哪一边呢？”“当然，这也应该放在正义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苏格拉底又问道：“你是说，就连对于朋友也不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坦率行事的？”
“的确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宁愿收回我已经说过的。”（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四卷
2014-11-27可是当碰到单字为名的先生或小姐、女士时，我们便遇到了难题。我们曾以“老张”、“小张”的称谓去化解直称姓名的生硬。无奈随着价值观的变迁，青年人未必喜欢被称为小某，中年人也未必愿人称之为老某。同龄人之间，“老”与“小”的称呼更显乏味多余。可是遇到单字为名的朋友，你又该怎么称呼呢？
2014-11-27英国人克里斯特尔说，目前全世界大约有六千种语言，其中一半将在21世纪灭亡。即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在世界某个地方消亡。
2014-11-27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三思后行/多谋无断好男儿志在四方/父母在不远游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龙生九子，各有所好；一娘生九种
有其父必有其子/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兔子不吃窝边草/近水楼台先得月
未雨绸缪/车到山前必有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掉翎的凤凰不如鸡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树挪死，人挪活/滚石不聚苔，转业不聚财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行百里者半九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出淤泥而不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四两拨千斤/一力降十会
艺多不压身/艺多不养人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会当凌绝顶/高处不胜寒人多力量大/鸡多不下蛋，人多瞎捣乱
人多乱，龙多旱/只要人手多，牌楼抬过河人到三十不学艺/活到老，学到老
穷寇勿追/斩草除根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船到江心补漏迟
孺子不可教也/大匠手中无弃材狗嘴吐不出象牙/不可因人废言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看人下菜碟儿/一碗水端得平
没缝鸡蛋不生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丈夫宁折不弯/大丈夫能伸能屈肉炒熟，人吵生/不打不成交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算计不到一世穷名师出高徒/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邪不压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人定胜天/人算不如天算身正不怕影斜/人言可畏
先下手为强/后发制人万事起头难/起头容易结梢难
阎王不要命，小鬼不来提/阎王好斗，小鬼难缠物美价廉/便宜没好货
三分毛利吃饱饭，七分毛利饿死人/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大恩不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民不与官斗酒香不怕巷子深/响鼓也要重锤
人比人死，货比货扔/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三岁看大/大器晚成从小看大，三岁知老/十年之后，一龙一猪
胜者王侯败者贼/不以成败论英雄不打不成材/树大自然直
投鼠忌器/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亲戚远来香，邻居垒高墙/远亲不如近邻
铁板钉钉/煮熟的鸭子飞了有枣没枣打一杆/不见兔子不撒鹰
将在谋不在勇/两强相遇勇者胜一步先，步步先/出水才看两脚泥
得饶人处且饶人/得理不让人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好死不如赖活着
出头的椽子先烂/一招鲜吃遍天人没伤虎心，虎没伤人意/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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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镜子》的笔记-第155页

而随着消耗，捡拾的距离将越来越远，负担也越来越大。因此一个家庭没有能力维持一支火种，维持火种的单位只能是部落。
……
原始人要跟着食物源跋涉、迁徙，不会定居于附近缺水少食的山洞。那为什么在山洞中屡屡发现火的遗迹？只能有一个解释，那里是他们保存火种的专门场所。
后文还推测了，保存火种造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分工，火促进了部落间的交换，进而催生了人类语言的产生。很有趣。

《语镜子》的笔记-第20页

因中国早期文明的发达，先民较早地走入了农业文明，开始了定居生活，住进了温暖的“格子”中，精神上则更深地陷入语言符号的系统中。大自然的直接启示日益淡化，而他对符号的作用日益敏感。在审美世界中，音乐和美术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中更依赖于大自然的直接启示。
有此一说，这也算是早熟文明的代价。

《语镜子》的笔记-第88页

那么当代汉语中“红与黑”的象征意义来自何处呢？最大的可能是来自俄国。陈原认为“黑帮”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最早出现于1938年左右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
……
对“红”的崇尚或许源出同处。……

《语镜子》的笔记-第43页

社会“尊称”从“先生”向“师傅”的转换象征着一种巨大的逆转：劳心者的社会地位正让位于劳力者，一向支配社会的精英文化正让位于大众的鄙俗文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十几年，见微知著的先觉思想家伏尔泰就洞察到了这种苗头，他说：“可悲，在语言问题上，正如别的更重要的习惯一样，竟由平民领导着一个国家的头面人物。”而把平民文化全面推上社会舞台的，是贵族文化传统最为深厚的中国。
此文称中国是贵族文化传统最为深厚的国家，刚在知乎上看关于为何中国没有贵族传统的大讨论，国人认知差异有趣。

《语镜子》的笔记-第50页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势利小人，就有阿谀奉承之徒，但是当一个民族着意造下一些专门的“谀词”，便意味着这个民族中的趋炎附势之风已经相当可观和成熟了。

《语镜子》的笔记-第18页

中国的音乐始终是陪衬物，早期与诗、舞结合，以后又结合在民歌、戏曲、弹词、鼓词、京剧之中（相对独立的仅是格调最低的“吹打”），它始终是“语言”的陪衬。以后诗留下了，词留下了，戏文留下了，音乐侍女的容貌却被忘却了。这固然是因为没有成熟便利的记谱法，但产生不出成熟的记谱法反过来又说明了音乐始终没有达到独立的程度。

《语镜子》的笔记-编一 - 编一

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千百种描写“雪”的词汇。在更多的场合中，语言的强制性并未带来冲突，它使你在接受语言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一种价值观和一种思维方式。即使是最彻底的反叛者也难逃重复万遍的“咒语”。他在接受语言时接受了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远远多于他自觉的反抗。因中国早期文明的发达，先民较早地走入了农业文明，开始了定居生活，住进了温暖的“格子”中，精神上则更深地陷入语言符号的系统中。大自然的直接启示日益淡化，而他对符号的作用日益敏感。虽然除了极为稀少的出家人，没有人能够真正完全脱俗，但反抗异化，不甘使自己完全陷入社会经济生活和它所直接造就的价值观中，确实是当代人的追求。

《语镜子》的笔记-第12页

但是方块字具有拼音文字截然不同的特征，它不是“拼”的，而是约定的，虽然字体的构造中也是有逻辑可循的，但是这种逻辑不像拼音法那样具有精确性和公认性，而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任意性。拼音文字逻辑上的严密划一及其与语音的高度贴合推迟了文字“定型”的迫切要求，而方块字造字方法的任意性则更急迫地要求“定型”。这不是在描述经验历史，而是说不同够定法的内在逻辑所必然，只是人们还希望文字能有效地执行其功能。于是方块字更早地结束了其文字的形成期，更早地定了型。
从文字定型期的角度剖析方块字在中国人长时间跨地域保持高度民族认同感这一现象中的作用，很有道理。
说直白些，汉字形音独立，使用者没有记忆自信，只能死记硬背，因而不易变异。拼音文字音可辅助记忆，使用者自信怎样都看得懂，反而催生变异。

《语镜子》的笔记-第91页

在美激发了人的自由乐趣，安逸的形势调剂了他的粗野生活前，人家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是自私自利而又不能自主，无拘无束而又没有自由，成为奴隶而又不受规则支配。他在丰富多彩中只看到他的掠夺品，在自然的伟力中只看到了他的天敌。
席勒

《语镜子》的笔记-第65页

“马子”指“任人骑”，因此成了此类角色的称呼。可见“马子”是相当粗鲁直率的借喻，这倒正与东北俗文化的基调合拍。“马子”既是这种含义，“大马棒”意为男根在逻辑上便畅通无阻了。

《语镜子》的笔记-第6页

正如帕默尔所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

《语镜子》的笔记-第8页

语言本身有着极大的顽固性，如果没有革命带来的语言上的大扫荡，很难理解为什么具有更深厚封建传统的欧洲，语言上竟比日本更平等。

《语镜子》的笔记-第4页

斩首要用刀斧，而为什么“斩”字含“车”呢？《说文解字》告诉我们，“斩以车斤，斩法车烈也”。可见后来以刀斧斩首的刑法曾代表着人道和进步，在其之前盛行的是车马分尸。
很难想象是处于人道考虑，更可能原因或许是方便快捷，易于近距离围观。

《语镜子》的笔记-编一 - 编一

我们争取男女权利上的平等不是要消除上帝造下的亚当与夏娃的区分，而恰恰是为了他们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娇美、温顺；刚健、雄壮，有了这两种美质，才有了美妙的世界。我们为什么要在称谓上掩盖和混淆了这原初的区分呢？想到了《爱弥儿》
国骂以“他妈的”为代表，却并不以“妈”为限，它是“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及也’。233333
一旦革命从狭义的“不满、变革”变成了广义的“好、正确、神圣”，它也成了一切人努力标榜的东西。于是宗派的、私欲的、争权夺利的举动也必须借以革命的美名。“拉大旗作为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革命的这一“新功能”。由于革命变成了某种钦定的“好、正确”，下级成员是否“革命”也就意味着他是否服从某一路线、方针。在更多的场合，“革命”等同于“服从”。看到这里觉得这本书不是语言社会学或传播学，而是……
美育是从内心制服野蛮的最佳手段。

《语镜子》的笔记-第194页

礼仪就是反简化，寻欢必定不怕啰嗦。

《语镜子》的笔记-第17页

在今天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王国中有一个广阔的音乐世界吗？有一个斑斓的色彩天地吗？有一种翩翩起舞的欲望吗？我们生活在语言中，娱乐在语言中，嬉笑怒骂在语言中，我们是更纯正的“语言动物”。
现象不假，但也与坑爹的基础教育息息相关。不是我们偏爱语言，而是拿语言找乐门槛偏低，应试教育的压迫下也只剩下这个。

《语镜子》的笔记-第169页

平克坚定地站在遗传行为学的一边，反对文化决定论，但对人天生是一块白板的说法。他说：“极端的实证主义并不见得是一个比较进步、比较人道的教条。人的心智若像一块白板，正是独裁者的梦想。一些心理学课本中提到一些‘事实’：斯巴达和日本武士的母亲在听说她们的儿子战死沙场时会微笑。因为历史是将军们所写的，不是妈妈们所写的。我们不必理会这种不可思议的说法，其目的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