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大陆》章节试读

《重建大陆》的笔记-综合笔记 - 综合笔记

许多人眼光均集中在“光荣革命”及其之后《权利法案》重大意义的一个方面，不恰当地高估了它的重要性，而忽视了这场革命的另一重大影响。说真的，《权利法案》中的许多人权条款，有哪些完全超越了《大宪章》中的内容呢？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内容被反复颁布和确认，它的实际执行效果与它宣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翻开近两百年前波兰的《1505年宪法》，读一读里面关于未经参议院和众议院同意，国王不能颁布新宪法和新法律的条款等等，这么看来，彼时波兰的贵族议会对本国王权的限制要远大于英国宪法中规定的议会对王权的限制。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理解这样一个事实，通过《大宪章》或《权利法案》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只是一个表面形式，其背后实质在于民族国家成型前的贵族立宪主义与民族国家成型后的君主立宪主义之间的区别。【民族国家，意味着一种霍布斯式的法权逻辑得到了高度的贯彻和落实：国民忠于国家、向国家纳税、向国家法院申诉并接受审判、为国家服兵役、没有任何中介性力量能够干预主权者对其国民实施权威。此时，通过宪法手段对作为主权者的君主实行限权，才叫做君主立宪主义，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限制主权，不如说是为了确保主权以正确的方式在正确的领域更为有效地得到实施。相反，如果封邑贵族或地主势力能够严重影响到主权者对国民实施权威，那么所谓的“立宪主义”，不过是借着压制王权的借口扩大贵族的权力而已。】
民族国家构建是否完成，并不是因为某一个或某几个宪法性文本规定的，也不是由一次或两次革命决定的，它是这个民族在其精英的慎思熟虑与民众的辛勤工作配合下共同完成的重大事业。
政治意识指的是什么？他指的是这样一种觉悟：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要想生存下来，趋利避害当然是基础；但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要坚守一些重要的价值，担纲紧要关头的政治责任，与这些价值的对立面作大无畏的斗争。
这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政治思想传统和秩序构建方式，我称一方为大陆式的，另一方为海洋式的。大陆传统在一开始预设一种区分：人的每种行为可以说是为了一种高尚的目的和不那么高尚的目的，合理的政治秩序必须建立在这个区分的基础上，因此它鼓励那些高尚的自由，控制那些不那么高尚甚至卑鄙的自由，海洋传统则预设这种区分是不重要的，因为在最原初的状态——不管那是海洋还是自然状态，人的高尚和卑微远没有生和死的区分来得更迫切。因此对每个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同等和均质的状态，不存在谁的自由更高，谁的自由更低。大陆传统相信自由权利必须以道德基础为核心，海洋传统相信道德的形而上学大厦必须在基本自由权利得到明确的前提之下才能建立起来。大陆传统天生亲近等级制和贵族制，因为他们要求统治者具备道德因素，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只有一个共享伦理价值观的贵族团体才能要求统治者具备一定的到的因素；海洋传统则天生亲近平民制，并且发展出平民制在近代最伟大的变形：基于普遍法权基础上的主权国家。
他表面上尊重你的个体自由，实际上却至于那些他认为道德水准可与他相匹配的人来往（也许因此才更好建立契约？）。就好像，他宣言每个人生来平等，但你走在他的国度如同一个异邦人走在共和国的大街上，这个异邦人绝不会享有这个共和国赋予公民的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大家都同意人因为生而为人应当享有一些基本权利，却一直无法确定其基本内容是什么，以及这些权利在多大程度上应当由社会机构提供保障。这样，在国家主权建设尚不足的地区，人们会转向社会中已经存在的等级结构、社团组织和贵族群体来表达这种权利的诉求。
越平坦的大陆，造就越廉价的生命与越残酷的奴役，故也需要越成熟的政治制度解释努力的合法性。
在海洋性文明中，贸易的利润较高，也能支付得起一个完全脱离生产的法律精英共同体负责为人和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保驾护航；而陆地性文明中，农业生产的利润极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建立在双方权利博弈后的动态均衡上，也很难支付得起培育一个完善的法律共同体的社会成本。
我们骨髓里深刻着流民状态下的恐惧，因此我们的文明中总是特别强调一种规约性的力量，这是一种对容易导致流民状态的那种心理的规约——自我否定、自我放逐、自暴自弃。因此，中国人传统上都要依照“礼”的规定为身体的一言一行施加紧张感，并把那些奉行得最得力的人尊为君子。
李逵母亲遭难，其杀虎复仇，上梁山后，宋江却大笑“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里添得两个活虎，正直作庆。”宋江说完这席话后紧接着是众多好汉大喜设宴款待新头领，因此这不是宋江一个人的“恶”，而是诸多流民“平庸的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颇具后现代特征的场景：觥筹交错、灯火阑珊中，流民李逵立身于这世间的孝道秩序轰然坍塌，无人在乎这场坍塌对他的意义，因为所有人都已经从生活的领域被流放到生存的领域，陷入秩序坍塌后无意义的狂欢。在秩序的崩坏中，个体遭遇到如此深重的痛苦。然而，流民式的狂欢与训规性的礼教哪一级都不是罪孽，他们只是我们生活在这世间难免会遭遇的处境。
自汉代以后，历史上被目为法家的政治家如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之流，实质不过是懂得做事的儒家而已。法家真正的贡献——强化国家的能力——被长期忽略了，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面对严重的外部危机，宋儒提出的应对路线是理学化，它与其说是解决方案，倒不如说是一种用极端道德主义的自我约束来维系文明认同。到明清交替之际，儒家意识形态于国家能力建构上的短板严重地暴露出来了。
在海洋性文明中，多元主义仅仅是一个口号，它的实质是同质主义，它仅仅允许那些不重要的领域实行多元主义，而在重大政治问题和决断方面，他只接受那些保障普遍同质人权能够得到尊重和普遍同质资本能够自由流通的政体。但是，大陆从来就不是由一个个同质的港口或市场组成的！大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多元的，是有着形形色色不同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政治传统的，没有哪一种单一的法权结构框架能够涵盖如此复杂的现实。
二元制的权力制衡机制只会让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之间谁都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因而也就都不用承担政治责任。总统与国会间每一次决斗，都意味着他们必须转向人民、诉诸人民。人民能够最终承担责任吗？人民从来不承担政治失败的责任！人民只是承担政治失败的苦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