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心灵史
出版日期:2016-5
ISBN:9787533944623
作者:王手
页数:180页
内容概要
王手，男，浙江省温州市人，任职于某机关单位，业余写小说。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散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作家》等文学刊物。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火药枪》《狮身人面》《柯依娜一个人》，长篇小说《在迷乱中生长》《谁也不想朝三暮四》，以及非虚构类小说《温州小店生意经》。曾获《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非虚构作品奖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厂里有个姑娘叫柯依娜
第二章
九山湖边白玉瓯儿开
第三章
柯依娜不和孙小圣谈恋爱了
第四章
柯依娜很快就嫁到荷兰去了
第五章
周节如对我说，我们结婚吧
第六章
柯依娜，你在他乡还好吗
第七章
我们只好领养了一个小孩
第八章
我对柯依娜的身体心动了一下
第九章
柯依娜又遭遇了一次“上门有”
第十章
柯依娜把小孩从荷兰带回来了
第十一章
我看见了柯依娜的水蛇腰
第十二章
周节如躲到西藏去了
第十三章
柯依娜的水蛇腰没有扭起来
第十四章
孙小圣带来了柯依娜的最新消息
附录 三个“关于”
作者简介
作家王手最新长篇力作，李敬泽、施战军、洪治纲联袂推荐。这是一个伸向人的灵魂深处的故事，它令人心动、哀愁，也让人感到温暖。
“我”从二十四岁起就爱慕着工厂里最美丽善良的姑娘：柯依娜。通过一些小小的、善意的手段，“我”慢慢靠近了她。但另一边，“我”早已有了未婚妻，一个实际得令人生畏的姑娘。就在“我”和柯依娜保持着暧昧关系的时候，她却迫于家庭的经济压力迅速嫁给了华侨，从此移居荷兰。
十七年后，“我”与回乡休养的柯依娜重逢，得知她在海外生活的辛酸与孤独，给予了很多帮助，并又一次对她心动。就在“我”和妻子的关系每况愈下时，却听说回到荷兰的柯依娜有了婚外情，产下一个混血儿。
失落与委屈之下，“我”决定把柯依娜骗回故乡。于是，这段漫长的精神恋爱，发生了无法预料的转变……
二十年的漫长追随，远隔重洋的深情守望
这不只是一个人的心灵史，也是无数海外华侨的爱与哀愁
【名人推荐】
我一直以为王手拿手的是关门闭户就事论事，但现在，他敞开了小说，四面来风，庸常的“欲望”游戏变成了轻佻与神圣、生与死、罪与罚的复杂思辨……好的小说中总有一个缠绕的结是无从解开的，它使我们感到无能为力。
——李敬泽（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这个吉卜赛女郎一样性格的柯依娜，从爱欲的方面来说，是作者的一个不老的春梦，这个梦的主调韵味，是——风情。
——施战军（评论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暧昧”常常成为王手精心布设的叙事地带……很多时候，暧昧就像一道虚掩的门，对于每一个渴望冲破现实规范的人，它展示了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妖娆风景，但同时也隐含了一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陷阱。
——洪治纲（评论家，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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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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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关于”文/王 手关于我的长篇小说写作。有一次在北京吃饭，洪清波老师悄悄地问我，王手，你以前写过长篇小说吗？我说，写过。洪老师又问，你觉得和自己以前的长篇比，这个怎么样？我说好一点。其实到底好多少？好在哪里？我心里也很茫然。说实话，我对长篇写作心里没有底，长篇不是我的长项。2007年夏天，《当代作家评论》、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文学院给我开研讨会的时候，批评家们就对我下过这样的定论：短篇可以，中篇有好的，长篇不行。我自己也清楚，我之所以写不好长篇，是因为没有那种专注，没有写短篇时的那个味、那个劲。另外，我的眼界、气量，我捉襟见肘的能力也决定了我写不好长篇。我一直就没有要拿长篇立足的念头，偶尔写个长篇，纯粹是为了给自己练练笔，不是练能不能写到某个长度、某个厚度、某个深度，而是练写作的其他可能性。比如我的第一个长篇《谁也不想朝三暮四》（2003年），我试图将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揉在一起，看合不合适；第二个长篇《在迷乱中生长》（2004年），我似乎想写一个虚幻的、错乱的，又和现实交织缠绕的事情，而且我想在句子上写出音乐般的呜咽感和节奏感，不知我有没有做到；这些实践，在有限的篇幅里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只能借助于一个稍长一点的文本。这次写《一段心灵史》我又做了些怎样的尝试呢——以第一人称、一个角度叙述到底，把这些都集中在一个长篇里，无疑是有难度的。第一人称，就不是全知全觉的，碰到要描写的地方就会非常别扭；一个角度，没有枝丫藤蔓，所有的情节都得和主人公有关，行进起来也会很困难；叙述到底，则对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言里不能出现不和谐、不协调的东西。我就是这样尝试的，心里盯着一个方向，不做芜杂的联想，凑数的地方不多，尽量做到不要让人游离。关于文中的“柯依娜”。“柯依娜”是我的文字情结，很多人都以为“柯依娜”确有其人，其实没有。1993年，我写《十五岁的王手在初中》时，第一次在文中出现了“柯依娜”，那真是我的同学，她是我有性别意识后接触的第一个女性，像一枚楔子一样嵌入了我的大脑，我按照我理想中的“美丽”去塑造她，自以为是成功的。可惜生活中的“柯依娜”并不领情，她看了小说后抱怨地说，我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我虽然被她泼了冷水，但我对“柯依娜”的书写却从没有间断。我小说里所有漂亮的、有风情的、有暧昧感觉的女人都叫“柯依娜”。批评家施战军在为我著的小说论《城市写作及其元素提取》中就有这么一节——“风情，柯依娜是谁”：“柯依娜是谁？女友？玩伴？情人？她身上承载着什么？青春游戏？性意识？风骚？诱惑？性感？爱情？”施老师说，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猜测的结果，只能说是“需要”。是的，是需要，最初也许是情感的需要。慢慢地，她成了一种意念，我靠她来鼓动情绪，来推动小说的发展。对于文本来说，有了“柯依娜”，文本就活了；而对于故事来说，有了“柯依娜”，故事也真实了、踏实了。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只要涉及了“柯依娜”的书写，我的小说就是舒畅的，自然的。关于“出国”题材。许多年以前，温州就有很多人向往“国外”，现在还这样。据说，有将近一百万的温州人在世界各地谋生。有早年间出去“讨生活”的，有花大钱让“黄牛”背出去的，有犯了命案从黑道偷渡走的，有遭遇不公后愤然远离故乡的……他们在异国他乡都好吗？天知道！其实大部分人出国后的生活都是很艰难的，比在国内时还要艰难。等他们慢慢意识到了这一点，慢慢后悔了，他们已经回不来了。有些人甚至到死，还待在阴暗的地下室里，走不到阳光明媚的地面上去。曾经有这样一个辛酸的例子，有人想家了，借了邻居朋友的钱踏上了回故乡之路，他用这些钱买了戒指、项链回家分撒，以示自己在外面活得不错，然后又拼命跑回去赚钱还债……很多“出国”题材的小说都是写这个的。但这个小说里的“柯依娜”的艰难处境是没有人写过的。她在外面的生活也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她在外面待不住了，她只得重回家乡，只不过，她不是“荣归故里”，而是无奈的、苍凉的……这个“柯依娜”是我年轻时的一个朋友，我对她心仪有加，但不知她知不知道。不久，她神秘地“失踪”了，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我会经常地想起她。我曾经做过这样的设想，我在某个边陲小镇上又遇见了她，她在那里嫁夫生子、摆摊度日，其实并不是这样。直到二十五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我真的在路上碰见了她，却是在我们自己的城市，我这才知道，她从来就不曾离开过，一直就生活在这里。我们都非常感慨，我们一起吃了顿饭，说话如初，感觉依旧，我把这称之为“爱情”。后来，我又得知了一件更让人吃惊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至今没有结婚，问及独身的原因，他说，他一直暗恋着“柯依娜”，尽管他和她没有过一点关系，她也不知道，但他无怨无悔，我把这称之为“坚守”。当然，这个小说，我不是在写我所熟悉的他们…… -
向包法利夫人致敬，或者PK——读《一段心灵史》文/岳 雯（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据说，《包法利夫人》出版后，很多女性读者都被迷住了。她们给福楼拜写信，倾诉她们的钦慕，“我认得她，我爱她，她像是我亲密朋友。这故事不是造出来的，它一定是真的，这个女人也一定是真的……”对于这个传闻，我大概是信的。因为，在这本小说出版近一百五十年的时光以后，我还不断地在身边的女友里发现她，在我自己身上认出爱玛的影子。貌似，“人所具备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在女性身上要体现得更为强烈一些。幻觉如同魔戒里的那枚戒指，在不断地呼唤她们，跳下去吧，跳下去吧，你将拥有被允诺的一切，那就是“欢愉、激情、陶醉”的生活。辛德瑞拉的故事就是一个明证，多少女子在渴望着穿上水晶鞋的一瞬呢。关于这一切，我没有同王手讨论过。一来，我并不指望他理解幻觉的力量，一个沉默的、循规蹈矩地完成生活各种指令并在社会生活中如鱼得水的人，他的词典里大概是没有“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这回事的吧。再者，我也疑心他并不关心爱玛，以及许许多多爱玛一样的女子，虽然，在他的小说里也出现李美凤，出现过柯依娜，但他想象的出发点还是男人，中年男人的心灵的迷局成了他一再书写的内容，比如，《谁也不想朝三暮四》里的王洗，《自备车之歌》里的崔子节，是他们而不是柯依娜们活在他的文学想象中。关于后一点，我还想多说两句。这大概也是王手异于他人的地方。九十年代以来，文学逐渐不再占据社会生活重心的一个明证就是男人的退场。爱文学、写文学的男人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一茬一茬地长出来，IT、金融才是他们一展宏图的领域。他们毫不犹豫地离开文学的道路，或者压根儿就没选择过，大踏步地向这个时代最风起云涌的地方前进。女人们则迅速占据了男人离开以后留下的空间，这使得文学普遍具有了女性文学的特质。当然，惯性使然下，我们还有些许男性精英，勤恳地耕耘着这块土地。可是，等等，他们热衷写的，还是女人。比如，让我们心醉神迷的苏童、毕飞宇，我们赞许他们是如此了解女人，简直就是妇女生活指南。看吧，这样一来，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熠熠生辉，而男性形象则苍白黯淡。作为女性的我在看小说的时候发现自己完全搞不清他们的性别，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是否有和我们一样的恐惧、困惑、苦恼与谜题。在这个意义上，看到王手的小说，我简直是欢欣鼓舞，他就像一个间谍，在有月光笼罩的晚上，带领我们一起刺探敌军阵营。话说远了，回头再说包法利夫人，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恋恋不肯离去的女人，在读完王手的新作《一段心灵史》后，我骤然明白了，王手对这个女人明白得很，不仅是明白，他还试图告诉我们，每个人，无论男女，都有她的特质。只是，在女人们奋不顾身一往无前地追求那“天马行空、荒唐可笑的白日梦”时，男人们并不总是如此。比如，对于“我”（《一段心灵史》里的男主人翁），一切都将从柯依娜身上开始。开篇第一章的标题，就叫“厂里有个姑娘叫柯依娜”。是柯依娜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将一种令人向往、玩味的生活推到了“我”的面前。“我”是谁呢？我是“干部子弟”，这意味着有较好的家境，有一份还过得去的工作，也因此有一份顺理成章的恋爱。“我”和“我”的恋爱对象周节如——一名小学老师，也是一个实际和实诚的姑娘，在社会允许的轨道上按部就班地原地踏步。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柯依娜的出现无疑使平淡如水的生活出现了涟漪。柯依娜究竟是谁？有趣的是，这是许多王手小说的读者都关心的问题。施战军就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在他的多篇小说中，都有一个叫作柯依娜的女性，与‘我’有暧昧不清的联系。”“柯依娜是谁？女友？玩伴？情人？她身上承载的是什么？青春游戏？性意识？风骚？诱惑？性感？爱情？”分析来分析去，施战军认为，柯依娜是“需要”，“从爱欲的方面来说，是作者的一个不老的春梦，这个梦的主调韵味，是——风情。”这大致不错的，可我愿意再推进一步，在“需要”的后面，延伸的是生活的幻觉。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往往都将对生活的要求转移到异性身上，于是，某一类型的异性就以白日梦、以幻觉的形式出现。对爱玛来讲，贵族出身、风流倜傥的罗多尔夫就是一个拯救她逃离日常生活的幻觉。对“我”来说，风情的柯依娜也寄托了“我”的幻觉。那么，“我”眼中的柯依娜是什么样的呢？相貌在这里仿佛并不重要，“不漂亮，然而舒服”，如此抽象的评价就简单概括了，而浓墨重彩的是她的身材，“跳舞的身材”、“水蛇腰”无论如何让人过目不忘。这简直不亚于爱玛受邀到昂代维利埃侯爵府上作客。她所向往的一切都在这次夜宴中显形，意大利风格的城堡，功名显赫的祖先的画像，放着枝形烛台和银餐具的餐桌，一如柯依娜代表了“我”的人生理想一般。于是，爱玛，“我”，还有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前赴后继地踏上了追寻梦想的旅途。爱玛迁去了永镇，在那里她将遇上于歇特的庄园主罗多尔夫•布朗热先生和金狮客栈的包饭客人莱昂先生，并身不由己也是满心欢悦地卷入罗曼史中。而“我”，也小心翼翼地向柯依娜展开了追求，“有些大胆和友善的表示，还赢得了她的信任”。这些“表示”包括，对于处于微小窘境中的柯依娜的善意提醒、用文学引出她的崇敬，用物质钻入她的盔甲。到了“我”和柯依娜“出去走走”一节，这几乎意味着“我”对她的战役取得了实际的胜利。这一段真是好看极了，强烈呼吁那些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们都来读读这些文字，她们大概就会明白，那些令她们目眩神移的新奇的魅力，不过是男人的小手段、小技巧罢了，没什么大不了。当然，爱玛同样被罗多尔夫所驯服，被调教成“又柔顺又放纵的尤物”。幻觉之可怕正在于此。它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让你体验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体验，然后呼唤你将灵魂交与它，接下来等着你的是什么，那只有天知道了。在爱玛，经由罗多尔夫，她终于体验到了她想象中的激情。在“我”，经由柯依娜，我也得到了“心里的热闹”，“得到了一种关系，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一种比孙小圣优越的关系。”这就是男性和女性的分野，爱玛的喜悦纯因罗多尔夫而生，而“我”的喜悦里，对于竞争对手孙小圣的优越感，永远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是跟随自己的感觉沉溺于幻觉，还是衡量、衡量再衡量，爱玛和“我”正是在这一点上分道扬镳，踏上不同的生活道路，从而有了不同的人生命运。坦白说，《一段心灵史》让我看到了男人的力量感。这力量感来自于无比强大的理性。无论多么迷人，柯依娜从未影响过“我”的日常生活，相反，和柯依娜的关系是对庸常日常生活的补充、调节，“我心仪柯依娜，看见她舒服，希望在有了对象的同时，心里还有些别的活动，这样，在处理感情问题上，可以有个调节，有个缓冲，不至于像玻璃砸在石头上，硬碎。”“我也得到了一种平衡，周节如把我们的关系弄倾斜了，我不能一直这么倾斜下去，一直倾斜下去是会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在柯依娜这里找到‘平衡’。”这是男人最最真实的想法，幻觉永远是让位于坚硬的日常生活的，尽管这幻觉是如何迷人，而日常生活又是如何庸碌。正是基于此，通过“威胁”和“利诱”，“我”一步步把柯依娜推到了她既定的命运轨道上，那就是嫁一个华侨，承担家庭责任。理性的坚硬也由此可见一斑。这理性还来源于我同周节如的“抵抗”上。幻觉渐行渐远，日常生活重新占据了“我”的心灵。没有“情调和乐趣”的生活总归是生活吧，按照生活的逻辑前进就意味着你不至于在幻觉中丢掉性命。男人的力量感还体现在不断攀升的社会化程度上。“我”的“会办事”终于赢得了与周节如的婚姻，柯依娜也被我放逐到了心灵世界以外。社会化程度不断攀升的结果体现为：“我”有了自己的事业、被认可的社会地位、“我”和周节如的婚姻也是“九州最理想的组合”、“再也不会起什么波澜”。这个时候，柯依娜又出现了。只是，柯依娜不再以“生活的幻觉”的面貌出现，她只是一个客体，一个男人验证自身力量的客体。在“我”为柯依娜解决生活困境的过程中，在与昔日情敌孙小圣的力量对比中，在对纯洁关系的想象性维护中，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力量并不满足于此，力量需要更确凿更实际的确认。在力量的指使下，在有预谋的安排下，“我”终于得到了柯依娜，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我”和柯依娜关系的土崩瓦解。力量溢出了他设定的边界，结果就是毁灭性的。所以，在我看来，这部小说与其说是讲“身体”，讲“风情”，讲可大可小的“性”，不如说是讲“力量”，讲力量如何强悍有力地冲破生活的幻觉，在心灵以外的世界里与生活和解。在这一点上，我愿意修正对王手的看法。就像毛姆说的，其实包法利夫人居住在我们很多人的身体里，无论是男人和女人，无论是成功的人还是失败的人。我们都有着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但是如何去面对、处理这“另一个样子”，决定了我们能不能成为不同的自己。很难去裁定谁比谁高明，因为，这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还会持续下去。这么看来，包法利夫人和“我”，其实都失败了。但，这是绝不相同的失败。在爱玛，激情的潮汐消退了，现实的一面如坚硬的石头露出生活的海面，爱玛挥挥手，是被迫也是主动告别了她一点都不喜欢的生活。而“我”，在失去了柯依娜以后，还将继续与生活苟且下去。“一段心灵史”终究只是“一段”罢了。我能想象，“我”将如何游刃有余地生活着，怀揣着心灵的一个空洞。我不祝福他，却忍不住怀念那个吞砒霜自杀的爱玛，那个为了如此鄙俗的白日梦而丢了性命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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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拉长篇，完完全全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