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书评

透过“小历史”，审视今日事

梁启超与新史学 梁任公在著名长文《新史学》中批评了中国以往的历史著作“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并提出“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他认识到，历史人物只是时代大背景的缩影，无论是研究个体还是整体的历史，都要还原到时代文本中加以考察。而这种考察的目的，是为更好地把握时代变迁的脉络，而非一事一地、一言一行、一餐一饭的考据。 梁启超在这段话里至少区分了两种历史的写作方式：“历时”(历史的)与“共时”(结构的)。第一种方式是最常见的，把人物或事件按照时间顺序梳理清晰，这是一种非常传统而普遍的叙述方式。第二种方式，则是整个时代以平面的方式展开，通过对社会不同组成部分(社会结构)的描述，从最大可能还原时代的总体风貌；正是这些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的复杂体系，决定了社会在历史上某一时期整体政治—经济结构；任何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行动结果，都来自个体主观能动性和当时(共时)社会—文化结构的共同作用。简单来说，历史人物或事件，只是时间在社会表征中，留下的痕迹，而我们“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所要反映的还是整个社会的变迁。于是，我们有了以费尔南·布罗代尔半个多世纪前写成的《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 从“历时”到“共时” 刘永华先生新近编成《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一书，21位大陆、港台、日美学者的20篇文章编入书中五个部分：国家认同、信仰·世界观·地域社会、仪式·政治·社会、历史记忆、感知·交流·空间·习俗。这些的确不是传统历史研究中会主动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些内容并不直接体现在历史文献当中，而是内嵌于大多数散置的材料当中。 比如，篇首“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一文，就试图从“造像记”当中理解北魏时期民众对国家的认识。从材料而论，“佛像雕讫、购入后，出资者多刻长短不等文字于像座、像背或龛侧，述兴造原由、时间、誓愿，并镌出资者姓名，是为造像记”，这样的材料既零散，又缺乏叙事价值，即便是有关造像的艺术史或佛教史研究，都很少能对此加以利用。而且对国家的认识，从来不会清晰明地以具体形式，写在任何材料之上。然而，文章的确讨论了当时民众对所谓“国家”这个观念的感受，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传统史学研究中，几乎没有作为研究对象提出的主题“国家”。而在此处，作者通过“造像记”中对皇帝、国家、三宝、本人、祖先、家眷、朋友与众生祈福的记录，得出结论：在当时人们心中，存在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皇帝为首的等级观念”，而不是所谓的“豪族共同体”。 在这样一篇文章中，且不论内容或结论是否为读者所接受，但这毕竟作出了两个有益的尝试。第一，在材料的选取上，更多关注以往文字史之外的内容；第二，在视角上，以共时性取代历时性，力图以平面结构的方式，展现一个时代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细节，而不以一人一事为主。由此，我们从题目———“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大体上就可以了解，接下去的那几篇文章所要关注的主题和研究方法：某些观念是如何在时代背景下产生并发扬光大的过程。 从“神仙”到“社会” 这样一种研究的维度——— 将历史上社会的某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独特的视野：著名的“五通神”(亦正亦邪的捣蛋鬼)是如何随着经济事业的发展，被改造成财富之神的；同样，明清两代江南的城隍，又如何随着经济的蓬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当地新兴的集镇。与此同时，另一个事关“神明”的主题也涌现出来：沿海地区著名的“天后”妈祖，是如何从一个闽台地方性神灵，转变成一位享受国家级祭祀的神祗？国家扩张背景下，与其驱逐“淫祀”(混乱的祭祀)，不如授予这些“泥塑木雕”的精灵以权威的头衔，将信仰纳入国家有序的管理。那么我们从这种关于信仰的研究中，得到的信息便不止于信仰方面。地方神灵的攫升，首先表明国家中心或边界的移动，使得原本位于阃外或边缘位置的地方信仰，发生了位置上的变化；其次神灵地位的上升，同样反映了国家对神灵身上负载的某些实际功能的重视。以天后为例，天后“林默娘”在功能上不及同样来自闽台的“陈靖姑”，后者与前者一样有着保靖水域的功能，但更侧重河道，同时还有保生安胎的技能；然而这些优势，反而削弱了陈靖姑在保护航海中的作用。随着10世纪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向南中国转移，海洋经济的兴起，林默娘“神性”之下的具体功能得以充分展现，在海洋运输和远洋贸易、明代郑和著名的远航以及清初施琅对台湾的海战中，天后具有的独特神性都发挥到极致，并获得极大尊崇。当然，这在该文作者的笔下，则表述为“神明的标准化”，而实际上，反映出来的还是时代的结构性变迁。 通过这些文章，我们获得了一些全新的视角，那些原先只简单依附于宗教史或地方史，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对象，反而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打开了别样洞天。剥开层垒的历史历史中不起眼的细节，为我们折射出时代的变迁：福建灶神与地方社会中里社的变迁；“姑嫂坟”与女性地位的变化；洪桐大槐树与国族想象，成都的茶馆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这些主题都是以往所不见的，有些或者只能沦为民间文学研究的题目，然而这些或多或少都反映了历史事实。 拿“洪桐大槐树”的传说来说，这个“历史悠久”的传说蕴含了“解手、背手、脚趾甲(复型)、人兽婚、燕王扫北、红虫、箭程划地界”等等丰富主题的传说，成为汉人移民故事北方类型中最著名的一个。人们提到这个传说，每每都会说起为何把“如厕”称为“解手”，还要饶有兴趣地观察自己的小脚趾甲是否分瓣，人们追溯自己的起源，无不自豪地宣称“山西洪桐大槐树底下”。然而，该文的作者通过一系列故事母题和变型的追溯，提出这一故事出现的轨迹，其实是晚到清末民初才开始出现的，原因是“逐步丧失可以同化一切异族优越感的中国有了亡国灭种的威胁……对于那些地方精英来说，他们便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加以改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或中原汉族的象征，改造成一个国族的象征”。而这个表面“悠久”的故事其实是相对晚近的创造，其背后反映的不是故事表达的久远年代，而是一种对清末时期现实状况的精神捍卫。 不仅故事与传说可以作为真实历史状况的隐喻表达，习俗背后同样也可以发现更深厚的文化脉络。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萧凤霞对华南地区女性“不落夫家”习俗的分析，便是从当下反思历史的代表。人们在相对晚近的时代开始关注珠三角地区的“自梳女”或“不落家”现象，来自士大夫或知识阶层的观点往往从伦理体系或经济发展的角度加以解释，这种观点甚至影响了民国以来的学者。然后经过萧凤霞的层层剥离，我们发现习俗背后是今天珠三角主流“汉”文化的肌理内部的地方文化特征，“抗婚问题的提出引起人们去问究竟谁曾经是珠江三角洲的本地居民？” 答案就在那里，但并非显而易见，不过我们可以从习俗中发现，深藏在“层垒结构”中的历史的“堆积层”，就是这样层层相积的文化过程，塑造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同时，这也帮助我们在当下的共时结构中，感受到历时性进程的积淀，而这或许可说是透过“小历史”审视、反思我们今天生活的一条捷径。 ●　张经纬(人类学者，上海) 版次:GB18 版名:南方阅读 南都推荐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6-12http://gcontent.oeeee.com/6/e0/6e007f295ed3142b/Blog/2ec/854c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