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通释》章节试读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11 俠與中國文化 - 11 俠與中國文化

11•2 章太炎：俠者無書，不得附九流。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35页 - 从政治生态看宋明两型理学的异同

由于政治生态的险恶，明代初期理学家只好退至《大学》修身、齐家的安全领域，而不敢触及治国、平天下的危地。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10 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 10 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10•2
p212-213 漢和帝：孝廉推举名额必须与人口成一定比例-＞政治•文化上，中央与地方的沟通。
科举-＞Social Mobility-＞社會結構變化
10•4
p226-228 漢：六經-聖典-與＂百家＂（含＂儒家＂）-私言-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
p230-231 象山重大學（攻朱子「格物致知」所據），中庸？ 則何以攻禮記，至少樂記？
p231 集註：是時唯一貫通四書的注本。不能以此輕率認為程朱主宰科舉。
p232-233 儒因六藝入太學，反而使五經受各家影響。（四書之於程朱）-科舉制度自我調適之彈性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6 - 6

132-133 乾嘉汉学之经史之争。--- 初之＂经学霸权＂，岂知今日则史胜之乎？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175页 - 围绕着“李约瑟问题”的反思

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层长期领先西方，但16 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缘远抛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层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65页 - 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不但如此, 明清商人还努力实践宋明儒家的道德戒律. 他们一方面手抄"先儒语类", 并将警句抄贴在墙壁上, 作为处世的"格言". 另一方面, 在做生意时则强调范仲淹的"不欺", 司马光的"诚", 因为他们深信: 如果违背了"理"或"天理", 去做欺诈的事, 则必将招致灾祸.
为什么明清商人如此重视道德修养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对商业经营看的很严肃, 甚至很神圣. 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发展了高度的自觉, 肯定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士"之下. ... 这就是说, 一切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 从家族, 亲戚, 乡里到一县, 一州, 一省, 从前由"士大夫"承担着的, 现在都落在"商贾"的身上了. 最常见的公益事业如编族谱, 建宗祠, 设义庄, 以至建书院, 寺庙, 修桥梁, 疏通河道, 开辟道路等等都要靠商人的财富来推动. 甚至文化事业如大批整理和刊行图书, 也非有富商的捐助不能有成. 地方政府往往向商人呼吁, 要他们为社会公益而慷慨解囊. ... "富"不但不与仁义相冲突, 而且还是"仁义"的物质基础. 商人之所以发展出前所未有的敬业和自重的精神, 是丝毫不必惊诧的.
如果真能这样, 那么liberal economy确实很好; 不过montesquieu的the spirits of the laws里面的200年后的中国商人已经不这样了...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4 中國宗教的入世傾向 - 4 中國宗教的入世傾向

76 基督教對世俗生活無孔不入的滲透（經濟•政治），故改革可以震動Christendom。
90 禪宗：不可「空過光陰」• 清教（17世紀）：浪費時光乃最大罪惡。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94页

最末兩句云除后三條顯取於《老子》外，其餘都近乎儒家入世的教訓，當然，其餘諸條有近乎儒家的，但亦不乏類於釋家的，“都近乎儒家”云云是籠統之言，因為也可以說成“都近乎釋家”。余先生這裡欲說明新道教入世的倫理觀，所以沒有點明釋家這一點，是有所取捨的，但我覺得不妨點明一下，因為這恰恰是注34所謂的三教混合趨勢的明文表徵啊，而且對余先生的論證亦絲毫沒有妨礙。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71页

一个名词还要用作者另一本著作解释真是太讨厌了 不理解的还是不理解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2 - 2

p25 西铭：內聖開出（先後假設）外王？（偽命題？宋明理學之差異）
大量引用明史以說明太祖對士之態度是否恰當？
p38 陽明年譜•正德三年：始知「吾性自足」•••是时之朱子学以为圣人之道人性本不足。
p42-43 程朱之解“格物”為“求理於事物”乃“得君行道”設想之重要環節——>以此可理解龍場頓悟的突破點為“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案：較之象山之黜崇道觀。
p47-48 象山（《語錄上》）雖不言“格物”，卻仍然要在“人主身上理會”。……宋代理學家具有一項共識：權源是握在皇帝的手上，他如果不肯在源頭發動任何更改，政治革新便根本無從開始，士大夫更何能承擔起“治天下”的大任？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76页

“若识本心，既是解脱”， 此处引用《坛经》第三十一节，人之本心是善是恶？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待考 - 待考

薩滿研究專家 Mircea Eliade "Devine models of rituals"
樂誌論 by 仲長統
西晉＂婦皆卿夫，子皆父字＂（束皙）
朱熹、象山都肯定“聖賢”才是“豪傑”？
神仙觀念的轉變：先秦「絕世離俗」至秦漢「一人成仙，雞犬升天」
weber： ideal type研究方式
王茂蔭的鈔法改革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59页 - 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

余先生的文字通透明晰，逻辑清晰可鉴，学识渊博深厚，集中西方学术方法之大成，不愧为大家。
《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宗教有超越的一面，也有涉世的一面。这就是传统宗教语言所说的［此世］与［彼世］之分......从宗教与［此世］之间的关涉着眼，我们可以讨论宗教的历史演进问题。
一、新禅宗
原始印度佛教是一种极端出世的宗教，把［此世］看成绝对负面予以舍弃。这一性格与中国人强烈的入世心理是格格不入的。
然而魏晋以来天下大乱，［此世］越来越不足留恋，宗教乘虚而入。
惠能（638-713）创立新禅宗
［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坛经》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如果”个人与超越真实之间的直接关系“（the direct 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transcendent reality, R.N.Bellah)确是近代型宗教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禅宗和基督新教无疑同具有这一特征。
佛教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影响（庄园经济、工业、商业）是一回事，它的经济伦理是另一回事。本文涉及的是佛教经济伦理的入世转向，而不是佛教经济史。
原始佛教经济伦理出于印度，主张不劳动。原始印度教律佛徒以乞讨为主，不事农业生产。但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曾徒完全耕田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在南北朝、安史之乱值钱，佛教在经济方面是靠信徒的施赐（包括庄田）、工商业经营以及托钵行乞等等方式来维持的。安史之乱以后，贵族富人的施舍势不能如前此之盛，佛教徒不能不设法自食其力。
百丈怀海的“清规”和“业林”制度。
［节俭］和［勤劳］是新禅宗经济伦理两大支柱。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二、新道教
道教与佛教一方面相互竞争、冲突，一方面相互交涉。以交涉而言，道教往往吸取佛教的教义、戒律、仪式等为己用。佛教的组织远较中国本土的宗教发达。以宗教性格而言，道教比佛教入世，因此道教自汉代以来不断吸收儒家的教义。［三教合一］是道教一贯的立场。
官方道教在上层贵族阶级甚为游行，但真正对中国一般社会伦理有影响的是民间道教。
新道教、理学、禅宗在宋朝鼎力而三，都代表者中国平民文化的新发展，并取代了唐代贵族文化的位置。
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净明教
全真教
王重阳、谭（处端）、马（钰）、丘（处机）、刘（处玄）
在组织上效法百丈的规模，宗教伦理上更吸收了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教。
百丈怀海的禅宗对新道教的兴起有深刻的影响，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新道教有其内在的精神：全真教既不同于汉代以来的隐士，更不同于朝廷所崇信的方士。全真教之兴即是对官方道教的一种革命。
全真教从遁世的态度转为入世苦修：
1.［默谈玄妙］：识心见性为宗（王磐）
2.［打尘劳］：损己利物为行（王磐）
全真教与新禅宗也有不同之处，它的入世倾向自始便比较显著。因此它对当时一般社会伦理的影响也比禅宗来得直接而深切。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5 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 - 5 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

114•115 叶盛•水东日记v21小说戏文：南北喜好差异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鈔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226页

注意 六艺与百家（包括儒家）的区别…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12页 - 从“礼坏乐崩”到“道为天下裂”

神学→ 心学 士→ 游士 王官→私门（即政教分离，教为教育） 六经→ 诸子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列道”即为“裂道”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156页

（李约瑟认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观大致属于同一类型。…古代希腊以整个自然比拟于整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意识的生命整体。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85页

第一行的“苦”字誤錄為“若”字了。這么雅致的書，出現小疵，令人頗有幾分怏怏，世間沒有完美之事啊！PS：91頁注25的位置似乎標錯了，有種驢唇不對馬嘴的感覺，當然也可能是我的理解有誤。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6页

“道术”未裂以前的局面，“政”与“教”是合二为一的，所以也称为“王官之学”，…天下大乱之后，政府已守不住六经之“教”，道术散入“士”阶层之手，因而有诸子之学的出现。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10页

巫与天 心与道 诸子与巫之争…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1页 - 《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

一、从“礼崩乐坏”到“道为天下裂”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是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开端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庄子.天下］
“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
***哲学的突破 philosophic breakthrough （Talcott Parsons）
(1) 横向对比：中国与 印度、希腊、希伯来
古代高级文明共同经历过精神觉醒的阶段，而且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奠定了以后中国思想的基础：如下
(2) 纵向对比：
［六经］－－［诸子］
［巫崇拜］－－［道崇拜］
［神学］ －－［心学］
巫阶层（史，卜，祝，瞽）垄断沟通天人或神人的神秘功能 －－ 士阶层通过精神修养达到天人合一
［庄子.应帝王］
道家大师壶子斗法战胜了神巫季咸
***主要学者：
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
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12407/
《十批判书》
二、个体自由与群体秩序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216页 - 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明初开科取士并无南北之分，但洪武三十年所取进士五十三名中，绝大多数是南人，北方举子下第者都抱怨取士不公。这件事引起了明太祖的关注，下令重阅落卷，增加了六十一名，多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举子，使南北取士得到了平衡。到仁宗洪熙元年进士会试正式建立了南北卷分别录取的规定，十名之中南卷取六人，北卷四人。北方的进士名额从此有了制度性的保障。但不久之后，南北卷又修改成南、北、中三卷；其百分比是南卷取五十五名、北卷三十五名、中卷十名。所谓中卷主要包括边远诸省，四川、广西、云南、贵州。
是不是也该喊“于古有征”。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3 近世中國儒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 3 近世中國儒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p60 十五六世紀數以百計的商人傳記，“棄儒入賈”的個案幾乎占十之八九——或因有儒之背景，故能與儒生交流，因而作傳。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208页

士仕由区分走向一体由此可得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50页 - 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涉泽荣一实为涩泽荣一，渋，渉两字有别。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第197页 - 9 从“游于艺”到“心道合一”

扼要言之，他们以道代替了神，以心代替了巫，强调心必须净化至一尘不染的状态，然后道才留驻其中。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7古代思想脈絡中的醫學觀念 - 7古代思想脈絡中的醫學觀念

162 春秋繁露中的＂人副天數＂恰好說顛倒了，正確的表述應該是＂天副人數＂。

《中国文化史通释》的笔记-1 - 1

前言
P2 中國思想史的continuities & discontinuities
1.1
P9-10 諸子共同點：1 將道（精神實體）代替巫信奉的神；2 用＂心＂的神明變化（eg 莊子 心齋）代替＂巫＂溝通天人或神人的神秘功能。
Philosophic breakthrough (by Talcott Parsons)在中國是以心學取代神學。
1•2
p14 漢晉之間對兩倫的挑戰
1•3
p17-18 背景：宋代儒學復興的重點何以放在「治道」上
1•4
p21 宋明兩代理學斷裂大於連續：对待士的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