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同性恋爱话语译介及小说文本解读》书评

读书笔记

就像作者在其绪论部分中所提到的一样，同性恋研究在20世纪初期的西方，彼时早已不再局限于医学、生物学等病理化层面的探讨。而到了70年代，研究已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遍地开花。中国的研究起步晚，直至90年代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一书问世，同性恋研究才开始在中国逐步展开，整个进展也相当缓慢。时至今日，若以当代作为一个时间限定，中国大陆所出版的同性恋相关书籍也已囊括首段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以社会学、文学为主。社会学方面，诸如李银河之类的同性恋研究专著少，大多数研究是以“性”为出发点，因此只是在某一章、某一节对此有所提及，往往局限于点到即止；文学方面，考虑到出版相关法规对淫秽、色情出版物的相关界定，因此，大多数都是以小说的形式侧面展现同性恋情感，并且缺少细节的描述。由此，陈静梅从文本话语解读的方式所做的同性恋题材研究也就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全书的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两条：一条是时间为线索，分析了清末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中同性恋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另一条以作家性别为线索，分男作家、女作家的书写，分析了五四运动以来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同性别视角书写的同性恋文化意义。正文的第一章从清末的一部同性题材小说《品花宝鉴》作为切入点。陈静梅通过分析得出该书所表达的实质是同性情欲作为异性情欲替代物。“作者对男伶女性化容貌的上述利用，所指向的乃是重申异性情欲作为常态的地位。有关同性情欲的描述及评判，依赖的是异性情欲结构及其价值标准”。放置在男权社会之中，有关男男同性情欲的语境下，地位低下者所处的位置也就更贴近与女性。从这层意义上而言，优伶与名士的关系中，前者的地位也就女性相类似。这一时期的同性恋书写，并不着重展示其情或欲，尽管存在于传统阴阳观念的分歧，即对同性爱的排斥，但真正目的在于彰显儒家价值观，为异性情欲做出榜样，这也是这一时期同性题材的积极意义。发展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前后，伴随思想观念的开放，取材于西欧、日本的同性恋理论通过译介进入中国，被不同的学者所接受。彼时，学界未对同性恋的认识形成定论，学者会根据国内的形势变化，结合自身喜好，从而发挥主观想象，做出判断。因此，遗传论、境遇论、“第三性”理论、“变态论”等均在这一时期得到不同学者的拥护。这样的多音并存，就为这一时期中国读者理解同性恋爱现象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20世纪20年代末，“对同性恋做病理化的诠释的趋势逐渐占据了主流位置”；“争论对象也从早起校园同性亲密行为扩大至整个社会范围内青少年的同性情欲实践”；“文化界、心理学界、医学界均有展开，几乎同时进行”。这些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国共两党均对性自由、性探索施以民族主义的压力；另一方面，个体应服从集体的观念也得以勃兴。这一时期，社会性别的错乱还成为病态人格的隐喻。到20世纪70年代，最初以建立“同性恋经典”为目标，较多注意力放置于凸显作者同性恋的身份认同上。到90年代，“歪读”（queer reading）成为发展指向。尽管对陈的分章方式存疑，但不得不说，此书在填补同性恋文学研究空白的层面，还是颇具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