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金蔷薇》
出版社:南京大学
出版日期:2006-1
ISBN:9787305048623
作者:董晓
页数: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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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所著《走近〈金蔷薇〉——巴乌斯托夫斯基创作论》（南京大学博士文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大约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巴乌斯托夫斯基及其创作的专门论著，“对于了解作家抒情散文的审美特征和审美价值，对于研究20世纪俄苏文学的抒情浪漫主义传统，对于重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见谭得伶所作“序一”）”。我在网上发现之后，赶紧第一时间订购下来，书一到手，立刻全篇浏览了一遍，一些重要的章节、与某些篇什相关的段落都一再重读，可以说，这是一本难得一见、非常及时的好书，对我进一步阅读理解巴乌斯托夫斯基作品，追随其创作历程、揣摩其创作手法、熏染其创作风格有着极大的助益。对这本书的阅读和评析，也将作为今后我的文学自修活动中经常性的功课之一。在这本书的第五章“总论”的第三节“对现实的超越以及作家的文学命运”中，董晓指出，巴氏的创作思想是“现实理想化、理想现实化”，其作品具有“抚慰痛苦、慰藉心灵”的审美功能，进入了审美的艺术境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而当时那些“粉饰生活”、“无冲突论”的伪浪漫主义、伪理想主义的作品，诸如《幸福》、《金星英雄》等作品，从实用的政治目的出发，粉饰太平，将廉价的安逸、虚假的歌舞升平的节日氛围强加给现实，而无视生活中的种种悲剧因素，抹杀现实生活的深层矛盾。作品中所表现的对理想化光明现实的感受，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远未上升到审美境界，人们从这种“波将金的村庄”式的作品中，无法获得对现实生活深刻的批判感悟，也无法得到真正理想的情感熏陶，所产生的只是一种对现实的安逸态度，对苦难现实的满足感。因此，这种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学艺术的本质，即对现实的否定与超越精神。巴氏的作品则不然，他的“现实理想化、理想现实化”，是让人们审美地感受到理想境界的美好，让人们在审美层次上去细细品味理想的真善美，让这美好的理想世界又与现实生活中所蕴涵着的深层的美紧紧相连。他让人们在体味生活的艰辛和现实苦难的时候，不要忘却生活本身的美，不要忘却生活深层的本真的诗意，不要丧失对人的理想的生存状态——心灵充分艺术情感化的向往，从而在情感上唤起人们战胜苦难与不幸的信念。如同他倾力描写过的童话大师安徒生一样，巴氏所奉献给人们的清新隽永的散文诗篇，也是他经过生活之苦难洗礼的、爱的晶莹泪珠。巴氏作品构筑了一个童话般美妙的艺术世界，体现了人的理想生存状态，即人的心灵世界高度清纯与异常丰富。在这个理想的生存状态里，包含着对人的本性的终极价值的关怀，对人性的充分展示，对人的最高精神价值取向的赞美：善良、友爱、艺术才华……而那些能够敏锐细腻地感知大自然、感知生活中一切诗意和美的丰富的心灵，不正是对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一切野蛮、残忍、愚昧、粗暴、庸俗、虚伪、势利等丑恶现象的否定和反动吗？董晓还指出，任何杰出的作家既属于他那个时代，又实现了对所处的时代的超越，也就是说，他必须关注自己身处的时代，展现之，思考之，同时又必须以独特的方式摆脱和超越时代的大众心理—情感氛围的普遍趋势，使其作品获得对当下社会个性化的、形而上的否定性以及对生活、对历史的预见性。惟其这样，作家的艺术生命才会不朽，所谓“文学的先进性”也就体现在这里。以此来观照巴氏，应该说，他对他所处的时代的超越是独特的，即以诗化的艺术世界否定苦难的现实；以对经受了太多精神磨难的人们的精神慰藉唤起人们面对苦难的勇气；以对人的丰富情感的表现来滋润、陶冶面临着心灵钝化危险的人们。如果说，“粉饰生活”的所谓“甜腻”作品，以对现实的虚伪的妥协剥夺人们对生活的思考，使人的心灵钝化、使人的精神世界趋于贫困，那么巴氏的艺术之花则是要激起人们丰富的情感，培养一种对生活的充分感受力，从而使人的心灵更富有人性。巴氏的抒情之作，是饱经时代之苦难的艺术家所留下的生命结晶，只有懂得善与爱，追求心灵的自由和情感的丰富的人，才能体味到其中的价值。这就是：以理想境界来否定现实中的非理想因素，在人性时常遭到扭曲的年代里通过对普通人的美好心灵的讴歌来维护人性的闪光，在这个基础上，作家以其抒情诗化的艺术风格，达到了文学的广义的诗意境界，即从另一个更高的、更理想的世界来重新设定现实世界，从而达到诗意化的本质，这是理解该作家抒情创作对现实之超越的关键所在。关注生活的苦难，是俄罗斯作家的精神传统。人们很容易在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等20世纪俄罗斯作家身上发现这个传统，但往往忽视了这个传统以另一种曲隐的方式体现在巴乌斯托夫斯基和普里什文这样的作家身上。普里什文曾经被贬斥为“躲避在自然界和抒情的境界里蔑视现实”，巴乌斯托夫斯基也同样被指责为“大自然，艺术，当周围的现实世界正发生着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时，这些难道是一个作家所应当关注的主题吗？”其实，这种对现实的“蔑视”隐含着作家对现实的个性化的、深层次的批判。一个对大自然、艺术倾注了全部生命的关注的作家，绝不会丧失对生活之痛苦的思考。因为对大自然的关注、对艺术的眷恋，是高度人性化的精神旨趣，是人实现心灵的自我完善的标志，没有丰富的世界，没有心灵的自由，没有对人世间一切非人性因素的本能的反动，是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的。而以这样的精神之源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是不可能真正与世隔绝的。它必定对非理想的现实世界的苦难具有某种内在的精神关注，是一种个性化的、对现实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正如书中所引用的刘小枫的感言那样：“我的罗斯，我的生命，我们将同受煎熬？……这不但是诗人勃洛克的心声，也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心声，是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坦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整整两三代饱经蹂躏的俄罗斯诗人的心声。”比起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等屡遭厄运和迫害的作家诗人，巴氏是幸运的。当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作家都被扼住了歌喉，他却几乎不必担心自己的作品会被拒绝发表。他之所以能在那个文字狱遍布的恐怖年代奇迹般的生存下来，就在于他的抒情散文没有对现实苦难的直接揭示，没有对政权的公开敌意，似乎仅仅是一些“美的赞歌”。另一方面，虽然官方没有直接猛烈抨击过他，没有像对待其他作家那样剥夺他的创作权利，但他也绝少获得官方的嘉奖，荣誉的光环很少能落到他的头上。他也时常被代表官方立场的评论界的批评声所包围。这种既不“歌功颂德”又不“离经叛道”的相对中庸的立场，使他免于政治强力的魔掌迫害，但也因为从不为政权服务、不在作品中正面表现时代的“主旋律”，以及他对那些遭受政治迫害的作家的同情和庇护，对当局某些恶行的抗议，政权也不原谅他。另据资料说，在他的晚年——六十年代，一次地方集会上，当局曾经禁止他公开演讲。即使在他去世之后，当局仍在报复他——为了阻止大批莫斯科市民前往他去世的塔鲁萨吊唁，停开了所有从莫斯科开往塔鲁萨的班车——结果仍有众多市民步行前往，向这位深受人民爱戴和崇敬的作家做最后的告别。从巴氏成名的三十年代到他去世时的六十年代，苏联人民经受过一次又一次的历史磨难：动荡混乱、战火饥荒、专制恐怖……巴氏以其清新隽永的作品为饱尝苦难的人们送上默默的祝福。这种祝福饱含着对心灵的温存抚慰，是真正蕴涵着力量的，对生命的情感奉献。它唤起了人们对本真的美好情感的珍视，感悟到生命的美丽，以及该怎样去维护属于自己的灵性的王国。在巴氏的艺术世界里，人们遵循的生活准则的爱，是艺术，是对心灵的纯洁与慷慨的呵护。这是人的自由生存境界的最高准则。苏联作家卡扎凯维奇1962年在祝贺巴氏70岁寿辰时所写的一段话，对巴氏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的精神作用做了最恰当的阐述：“在恐怖笼罩在我们头顶的严酷岁月里，您不仅保存了一颗温柔的心，向人们传送着爱，不仅保存了清醒的理智，而且保持了不屈的意志，保持了个人尊严的情感和对艺术的尊敬，在最艰难的时代里您成功地捍卫了歌德称作‘Die lust zu fabulidren’的伟大的本性，即对幻想的渴望和对奇特而自由的想象这个艺术家唯一真正的幸福的渴望。”但是，接下来董晓对巴氏写于1953年的短篇小说《辛菲罗波尔快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是作家“顺势”写成的完成所谓“社会订购”的粗制滥造之作，并且将其上升到心灵层面，指责巴氏“不能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精神信念，因而在他的创作中也会留下某些败笔”、“作品内在的精神内涵却与作家一贯的创作追求大相径庭”、“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写出了这一篇典型的‘粉饰太平’、违背历史真实的虚假的作品”。初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一时感觉非常错愕，在我一向崇敬的作家遭到如此责难的时候，我分明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悲伤和难以分辨的委屈。我回忆以前读过的巴氏作品，似乎对这一篇没什么印象，不知道其中有什么样的内容是“粉饰太平”、“违背历史真实的”。在我的印象中，他的作品都是在一定的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艺术想象和虚拟的产物。我相信，在他的笔下，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无论是草木还是云岚，都有具体的现实生活原型可寻。我当然也知道作者董晓的评价是有依据的，很可能是来自原苏联文学界的评论。此书作为董晓的博士论文，所引述的材料是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所不得见的。我并不打算反驳董晓的批评，只是想尽快找到这篇《辛菲罗波尔快车》，仔细看看其中有何内容称得上是大师之败笔。终于，在《烟雨霏霏的黎明》（曹苏玲、沈念驹译，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一书中，我找到了这个短篇，译作《开往辛菲罗波尔的直达快车》，看题目的直译色彩我就比较喜欢。我一直倾向于这种带一点涩味的直译，不喜欢太纯熟汉语化的译法，尤其是动辄引用中国古典诗文典故和成语的译句，觉得那样才是怪怪的呢。与巴氏其他的短篇小说相似，这篇小说的情节、人物都很简单，将人物对话与旅途见闻结合起来，主要通过一个年老的土壤学家与“我”的对话，表现在莫斯科-辛菲罗波尔铁路沿线，库尔斯克郊外的一个小村庄，数十年来，在革命前、革命开始的时候、建设时期以及卫国战争胜利之后的当代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面貌变化，以及几位不同年龄身份的旅客共同的心愿：几十年来经常乘坐火车往来经过此地的土壤学家要到这个集体农庄去，告诉村里的人们，他们村子的全部历史都曾在他眼前经过；十岁的小姑娘娜斯佳想在中学毕业后到这里来当教师；身为作家的“我”也要住进这个位于炎热的草原中间、在懒洋洋的白云下、一望无际的小麦的海洋中带锦葵的农舍中，融入那些心地朴实的人们的生活中去，和他们一起工作，创造那种绝无仅有、更为美好的东西，那种东西迄今尚未创造出来，却毕生追求着的——创作一本关于普通人的幸福的书。“我们将有太多的人在这里汇合”。辛菲罗波尔现属乌克兰，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中部，是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首都，铁路、公路和航空交通枢纽，文化和行政中心。在一本叫做《克里米亚旅行记》（薇拉·薇特林娜著，时代出版社1957年9月版）的书里，我读到了这样的文字：辛菲罗波尔一年四季充满阳光。凡是前往克里米亚的人，不管他走哪一条路，几乎都要经过该座城市。克里米亚半岛航空线的客机，在辛菲罗波尔城郊机场着陆．乘特别快车、快车和邮车前往克里米亚的旅客，几乎都要在这里下车。莫斯科有一条汽车干道通到这里。这座城市有一些平坦的、设备完善的公路，连接着克里米亚半岛的各个角落。铁路可以通到塞瓦斯托波尔、耶夫帕托里亚、菲奥多西亚和刻赤。辛菲罗波尔是克里米亚的交通枢纽。每年都有几十万名旅客路过这里，前往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些城市和疗养地。在苏联全部辽阔广大的土地上，恐怕任何地方都有一些居民在前往黑海和疗养地时到过辛菲罗波尔(那怕只是一次)。前往休养的或是休养归来的各种身分的旅客，几乎形成不断的洪流，使辛菲罗波尔原得特别热闹。不过，许多在这个城市下火车、下飞机或公共汽车的旅客，都以辛菲罗波尔——克里米亚省的行政和文化中心——作为出差的最终目标，这座城市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腹地，为许多重要交通路线的交叉点，它在历史上形成了克里米亚的中心，克里米亚的所有部分都趋向于它，与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小说中所描写的莫斯科-辛菲罗波尔铁路沿线，库尔斯克郊外一带的景色，这部游记中也有一些精彩的描写。库尔斯克州位于俄罗斯中部丘陵地带，其南部与别尔哥罗德州相邻，西南部及西部与乌克兰接壤，西北部与布良斯克州相邻，北部与奥廖尔州接壤，东北部与利佩茨克州相邻，东部与沃罗涅日州相邻。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这里进行过许多著名的战役，是奥廖尔—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发生过多次血战的惨烈战场。胜利之后，战争创伤被迅速医治，“这不久以前的战场上，除了烈士的墓丘而外，差不多已经完全看不见战争的痕迹了。法西斯匪徒使古老的城市变成了废墟和基地，然而新奥廖尔就在这些废墟和墓地上成长起来了，这里的房屋、街道和桥梁，一切都是新的。十午前在库尔斯克几乎就找不到一幢完好的房屋，它的墙壁千疮百孔，活像死人的骨架一样；可是现在，恢复了的库尔斯克又成为一座美丽的、设备完善的城市了，它正和国内许多优美的城市共同走向光明的未来，从前，库尔斯克有很多著名的果园，按照华西里·祖耶夫的说法，‘这个城市无论从哪方面看去，都好像是矗立在树林中一样’，这些果园曾经遭到希特勒匪徒的破坏，现在，新的果园又在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了。静静的黄昏笼罩了大地。在朦胧的薄暮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傍晚炊烟缭绕的乡村，熟透了的金黄色庄稼，向远处伸展出去，田地中间散布着—丛丛深绿色的树木，还有茂盛的苹果园。这些东西的轮廓都渐渐模糊起来，色彩也暗淡了。只有车上的窗帘还像扇子一样，随着阵阵的凉风，把大地上和平、可爱而蓬勃的芳香气息拂送到车厢里来。在经济地理上，库尔斯克属于俄罗斯中央黑土经济区成员，是工农业都比较发达、繁荣的地区。十月革命以后，尤其是经过三十年代两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之后，这里的农村面貌出现如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的巨变，是合情合理也是合乎现实的。尽管苏联到最终解体都没有解决好农业发展的诸多问题，但并不能说，在经历过十月革命、集体化、卫国战争之后的五十年代，在俄罗斯中部的经济发达地带，在铁路沿线，小说有这样一个沧桑巨变的小村庄出现，就是在“粉饰太平”。正如我国到了当今的21世纪仍然有非常尖锐和突出的“三农问题”亟待解决，但也不能说反映农村面貌积极良好变化的文学作品就是在“违背历史的真实”。回头再看小说的主题，我觉得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也跟巴氏的其他作品并不相悖——“融入那些心地朴实的人们的生活中去，和他们一起工作，创造那种绝无仅有、更为美好的东西”——普通人的幸福，也是艺术家、作家的幸福，这是巴氏毕生所追求着的，在他的多部作品中都是一以贯之的。如果巴氏的其他作品坚守了作家的精神信念，饱含着对心灵的温存抚慰，是蕴涵着力量的、对生命的情感奉献，那么这篇小说对这些主题的表现也是毫无例外的。小说开头是从莫斯科的车站写起的。从莫斯科开往辛菲罗波尔的直达快车，驶离莫斯科库尔斯克车站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六月方尽的俄罗斯北方，正是白昼最长的时节。莫斯科的所有高楼大厦、广场、街道、花园和庭院都被温暖而浅红色的暮色笼罩着。洒过水的柏油站台上散发出雨水、烟雾和鲜花的气息。送行的人都拿着花束，站台上、车厢里到处都闻到因闷热而发蔫的鲜花的香味。就连一位脸上布满皱纹的老列车员也感到纳闷：“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为乘坐我们这趟快车和开往索契的快车的人送行时要带鲜花。可是送乘‘红箭’（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间往返的特快列车）或去西伯利亚的特快列车上的人就很少带花。这是什么原因？”俄罗斯人对鲜花的热爱和运用是超乎寻常的。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寒冷的国度，在大部分国土上，寒冷的、枯寂的日子都占去了近半，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离不开鲜花：婚礼用鲜花，葬礼也用鲜花；给爱人送花，给英雄也献花；迎接用鲜花，送别也用鲜花；探望病人赠送鲜花，祭扫陵墓也要献上鲜花；餐桌上摆着鲜花，车厢里也摆着鲜花；节日自然是鲜花的海洋，寻常日子也时有鲜花……鲜花，象征着俄罗斯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青春、爱情、生命乃至一切美好的事物的热爱和追求，是他们卓越的艺术审美气质的最明艳的体现，同时也是“普通人的幸福”的生活指标之一。如果说作家仅仅因为写了莫斯科车站的鲜花就是在“粉饰太平”，那就显得太牵强了，也太不了解俄罗斯风情了。从巴氏的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中得知，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初，处于战争、饥荒和混乱状况下的莫斯科市民，依然不改对鲜花的尊重、追求和热爱。作者写他自己因为将一束花分给了车厢里的市民，立刻就在那“破旧的电车车厢里看到了那么多眼睛里的闪光，那么多亲切的微笑，那么多赞美的神情，好象无论是在这以前，还是以后，我从未遇到过这么多的喜悦和赞美。仿佛耀眼夺目的太阳突然闯进了这肮脏的车厢，给所有这些疲倦而满怀忧虑的人带来了青春。大家祝愿我幸福、健康，祝愿我有一位最美丽的未婚妻和天晓得还有些什么美好的东西。”这篇小说接下来并没有解释为乘坐这趟快车而送别的人们带很多鲜花的原因，反而写了一个很奇怪的人物，一个矮矮胖胖的乘客，戴一顶蒙尘的绿色宽檐帽。他排在候车的队伍最后面，焦急不安地在西装口袋里掏着，寻找自己的车票。而且，也因为对自己的车票怀有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信心不足，用讨好的语气大声附和着对列车员的疑问。却又因为不小心说这些花会留下很多垃圾而触怒了列车员。当他的车票并无问题，顺利登上列车之后，他又用指责的口气对列车员说：“同志，您在执行公务时聊闲天是不应当的。不应当！”这样一个前踞后恭、谄媚势利的人，在这样美好而温馨的场景中显得很不协调，很煞风景。也很奇怪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个人。作者写这篇小说是在1953年，已是成名二十年、享有世界声誉的老作家了，创作技艺已臻化境，凡所取材必有所本，亦有所用意，决不会草率入笔。反复研读了前后文字，方才悟出一点：或许在当时专制权力无孔不入的社会中，像这样因对权力的恐惧而造成的对当权者言不由衷的谄媚、讨好，当置身于外时又对其唾弃和报复的扭曲心理，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很自然的，读者可以自行体悟，在这样强权专制的社会，为权力所恐惧的、缺乏独立自由人格的人，是难有幸福可言的。或者用作家自己的话语说就是：“幸福的感觉常有，但不长久。”由此而观，这篇小说自有其深刻的、真实的社会现实意义，而非粗制滥造的“违背历史真实的虚假的作品”。 接下来作者的笔触就转到了车厢里的另外几个人身上：作为叙述视角的“我”、被父母委托顺路的旅客和列车员照管的十岁的女孩娜斯佳、一个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土壤学家、一个穿烟灰色西装的、可爱而乐于助人的小伙子，精通民歌传奇和童话的民俗学家。那位矮胖的戴绿色宽檐帽子的乘客，除了经常站在车窗前阻挡娜斯佳看窗外的景色，就再没有别的言行表现了。此后的情节进展都是在我和土壤学家以及娜斯佳之间的对话之中展开的，间或有对铁路沿线风景的描写：黑暗中飞速闪过潮润的桦树林、闪着许多暗淡星光的小沼泽、空荡荡的车站、孤灯下石头站台上的一堆堆白垩粉、乡间的灯火、浓浓夜雾下的草地，继而又是哗哗作响的白桦林。土壤学家说他是辛菲罗波尔人，从童年开始就在这条路上乘车，每年都要走上两三趟。总起来算在这条路上大约走了一百五十多趟。有时候是休假，有时候是办公事。此外他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还有土壤学方面的许多工作。清晨，“我”醒得很早，娜斯佳已经站在过道里一个开着的窗口前，撩起窗纱，望着无尽的田野、清晨绿荫下呈现出来的一派蔚蓝的小山谷、村庄、枝叶银光闪闪的爆竹柳、带井台的路边小亭、懒洋洋流淌的小河和多草的河岸上一群群的白鹅。最让她开心的是看见一条毛茸茸的乡下小狗，尾巴上粘着一颗颗干苍耳，心事重重地沿着路堤奔跑，显然是为了什么刻不容缓的事。土壤学家也醒得很早，一面望着窗外，一面吸烟。面对“我”的询问，他解释说自己多年来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一直担心睡觉时会错过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既不是他的故乡，也没有任何值得怀念之处，他也一次都没到过那里。面对“我”的迷惑，土壤学家进一步解释说：革命之前，他还在念中学的时候，就经常跟随父亲从辛菲罗波尔去莫斯科，整天吊在窗口，就像现在的娜斯佳那样看沿线的风景。在库尔斯克郊外的一个地方，在干燥的草原上，他看到峡谷边缘有一间孤零零的农舍，四周连篱笆都没有，风出来了尘土，农舍立在这风尘里如同笼罩在雾里一般。于是他开始思量，在这农舍里居住的人，如果冬天遇到暴风雪压顶而来，该是多么可怕。从此他就开始注意这间屋子，列车经过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他每次都能发现某些变化：一次他看到农舍边有个妇女，扎着很低的头巾，在给黏土砌成的炉灶生火，身边一只用旧筐子做的摇篮里大概躺着一个婴儿，可以看到一条破棉被的边缘。后来农舍附近开始有新来的人居住，慢慢形成了一个小村落，它是那样贫困和凄凉，就跟这间孤零零的农舍一样。出现了穿破衣服的小孩，他们站在路基旁，用单调的声调喊道：“叔叔，给扔点面包吃吧！”乘客们扔给他们面包，面包掉在地上，沿沙地滚过去。孩子们抓住面包，头也不回地往村子里跑。年复一年，他眼看着贫穷在增长：本来只有一间可怜的农舍，后来就变成了好几间，本来只有一个鼓起肚子的饥饿的婴儿，后来却有许多了。革命开始以后，他有几年没有见到这个小村子。几年以后，再见到的时候，发现它的后面已经是一片向日葵的海洋。而在最初的那间农舍旁，看见一个扎三角红头巾的黑黝黝的少女，正在门口喂鸡，大概她就是当初躺在摇篮里的那个婴儿。从此以后，每次他都会发现一些新东西，出现了年轻的葡萄园，农舍也变得年轻了。墙根的土台边开放着红的和黄的锦葵花。有一次见到了小学生，他们拿着书在奔跑。长满杂草的田界看不到了，整个草原都翻滚着成熟的小麦的波浪。后来出现了风力发电站，几乎在一公里之外就能望见它的翼轮。新的特征产生了，花园发展起来了，沿街已有白柳在喧哗。有一次经过时没有看清村子——它被畜群扬起的灰尘遮住了。在老农舍的附近，到处都矗立着新瓦房。还有一次他看到了康拜因，它在傍晚的草原上行驶，沐浴在金色的晚照里。年复一年过去了，他自己渐渐变老，而周围的生活却变得年轻了。说话之间，那个村子已经快到了。远处，在一条低低的合欢林带后面，露出了风力发电站格状的白色塔楼，绿树成荫的群山，村苏维埃屋顶上的红旗，村里凉爽的街道，花园里许许多多的鲜花，茂盛的嫩玉米，载着孩子的卡车和拉着载汽油桶的大车的瓦灰色犍牛。 “您那间屋子在哪儿？”“我”对土壤学家大声说。“马上就看到了。喏，就是这间！喏！”在树林和高高的锦葵中间，这间农舍几乎看不出来。我只看见明净的窗玻璃的闪光和一个年轻妇女，她穿一件浅色夏装，扎一块薄三角头巾。她站在门口望着飞驰而过的列车。“您看，池塘！”土壤学家对“我”大声地说，“以前没有池塘。就是说他们在山沟里筑坝截住了水。”一个大大的，也许还很深的水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池塘的岸上一架小内燃机噗噗地响着，把一缕青烟喷向天空——正在抽水。旁边孩子在游泳。这一切随着隆隆的机声和车轮的丁当声在我们身边疾驰而过，然后就湮没在列车扬起的尘土里。又重新出现被成熟的庄稼染成一片金黄、并在地平线上呈现一派蔚蓝的绵绵不绝的草原。土壤学家重复了刚才的话：“我正在变老，而生活正在变年轻。”而且说他有一个念头：明年一定要乘车到这里来，到这个集体农庄来。要走进那间被称为他自己的屋子，对那个可爱的妇女说，他注意她的生活已有好多年，看见过她躺在旧筐子做的摇篮里，知道她的母亲，而且他们村子的全部历史都曾在他眼前经过。然后就沉默下来，开始沉思。此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欲望，想在随便哪个站下车，回到这个村子里，住进位于这炎热的草原中间、在懒洋洋的白云下、一望无际的小麦的海洋中带锦葵的那间小农舍。融入那些心地朴实的人们的生活中去，和他们一起工作，创造那种绝无仅有、更为美好的东西，那种东西迄今尚未创造出来，你却毕生追求着它——创作一本关于普通人的幸福的书。随后我走到娜斯佳身边，娜斯佳向我回过头来说：“刚才有过这样一个村庄……简直是奇迹一般的村庄。等我中学毕业我要来这里当教师。”“我们将有太多的人在这里汇合。”我回答说。但娜斯佳没有听懂我的话，便掉过头去了。列车在桥上隆隆驶过，桥头的守桥人向娜斯佳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我觉得，这样的结尾是典型的巴氏风格，自然，含蓄，隽永，正如行云流水一般，行乎不得不行，止于不得不止，而又余音袅袅，经久不绝。一篇读罢，读者自然会掩卷深思。所剩余的想象空间几乎是无穷尽的。“我们将有太多的人在这里汇合。”我想，这里的“我们”也应该包括我。我未来的理想，也是毕生追求的，就是要乘坐这样的列车，随时、随处、随便在什么地方的车站下车，融入那些心地朴实善良的普通人之中，和他们一起探讨、寻找那些真正属于劳苦大众的、尽管微薄渺小但却永远充满着美好、希望与欢乐的、普通人的幸福。
精彩短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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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他和普里什文的区别，很中肯 -
已收入书单 -
《艺海拾贝》在那个年代里委实算是佳作了，当比秦牧更等而下之的作家们正无视国人的苦难而独自酿造着“荔枝蜜”，憧憬着“蓬莱仙境”，作着“茶花赋”抑或“秋色赋”时，我们的文学和同样于苦难中的苏联文学有着多么大的差距！ -
董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