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书评

新宋学还刚刚开始吧

新宋学研究的重镇本在复旦，尤其是经由王水照先生对陈寅恪的新宋学进行一番阐发之后，宋代文学研究也可以以“新宋学”这一观念为据，在文体研究的领域以外开拓一些空间。宋代科举制度与文学、宋代职官研究、理学的研究、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这几个方面，宋代文学研究都在逐渐涉及。《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这部书也是在这个大的方向下写作的。之前在一些学术期刊上读过他的文章，知道他近年来的研究方向都倾向于北宋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时期。关键的问题，如宋代的太学、以王安石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为分界的宋代政治改革，都有所述及。复旦所出的六人文集是日本学者的宋代文学研究，近年来东英寿的研究（包括欧阳修的九十六封书简）也提供了一些便利和视角。只是日本学者对宋代的理解，初读之下感觉新鲜，但仔细一看，整体思路太过于“整齐”——也就是内藤湖南等人所谓的唐宋变革说和中国中世史的观点，这套理论对日本学者的影响太深入骨髓了，以致常给我这种读中国书的人一种隔膜之感。所以，中国学者自己书写的对宋代的理解，我还是非常期待的。而且读完之后，也可以说不算失望，虽然确实因为“内容”多而显得不够“整齐”，但对自己的历史的感知，很多方面直觉上的感觉甚至好过逻辑上的推论。第一章《“古文运动”与“文以载道”》，第二章《“古文运动”与“新儒学”的进展》的结构和论述，应该说是整齐的。而且做为北宋“古文运动”的理论依据，这两章不能说不精彩。但是我在阅读之后，反而对第三章《北宋士大夫文学的展开（上）：思想心态》和第五章《晚年苏辙与“古文运动”的终结》更感兴趣。这是因为这部书确实有很多闪光点，但在较为严密的总纲论述中，“唐宋变革论”基本上一直在统领文章思路，而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分析，又不得不落入到一贯的文体研究的习惯里。后者的习惯，我想可能是深藏在所有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思路里的，而且唐宋文学尤其有这个传统。所以无论在哪种习惯之下，论述的闪光点也会很快被惯性思维给遮蔽了。当然，比如在谈到太学体这个问题时，作者确实有跳出旧有批评史思维之处。“古文”这个说法会让人习惯性地把欧阳修反对的太学体理解成与古文相对立的一种文体。甚至会认为太学体就是受西昆体影响的。（电视剧《苏东坡》在讲述太学生“太学体”与三苏、曾巩等人的“古文”时，就想当然地把太学体理解成只会声律对偶。）但实际上在当时的文体问题上，并没有像后世理解的那么绝对。“古文”这个名称笼罩下的宋代士大夫，基本上不可能不会写一些骈文。古文与骈文的对立在宋初（太祖太宗到真宗三朝）应该说确实存在，尤其是以南方籍贯的朝中词臣与北方在野的古文家的对立最为显著。但是这种情况到了仁宗朝确实已经大为改变了。对“太学体”险怪文风的分析，也着力于分析太学生的行文方式与他们的论理倾向有关系。太学生的写作（主要二程为例）是在试图找到更深刻的表达思想的方式。把思想史的视角引入到文体研究中，就使欧阳修与太学生的对立从“文风”的不同标准转移到了两代人不同风起之间的对立。这一点确实对文学研究是有启发的。近几年对学术史、经学的关注，也使宋代文学研究和经学联系起来。这一点在书中也有体现。因为北宋所出的文章大家，在政坛上、文坛上确立地位的同时，也是需要在经术上有著作的。特别是在北宋中期学派鼎立的局面形成以后，老师著书，学生撰写、为师门吆喝的风气也是日益强烈。这些历史事实也确定了文学家不可能不与经学产生联系。尤其是古文作家，各个时期有影响的人物不但有对经书的阐发著作（或是后学所记载的语录），还往往是有讲学经历的。作者在描述北宋经学对文学的影响时，一直在把握从中晚唐到宋代的经学变化的谱系。“谱系”这个词，也多次出现在第一、第二章的文字中。尤其是注意到了春秋学在这条谱系上不一般的作用。并且，对宋代人来说，他们对尊王统这件事特别重视。凡是要论及道统的文章，其论理的依据往往都是来源于公羊学。唐代经学（春秋学）到宋代的发展谱系，大概就是以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集传纂例》中的尊“夏道”、复尧舜到柳宗元的尊尧、舜、法先王再到韩愈的尊孔子，发展到宋初分成两路，一路好险怪、师法子书，一类尊经讲究大义。但宋代无论哪种古文思想，总体上都遵循尊王道、尊孔子的路径；尊孔尊经，这是从欧阳修、苏门弟子基本上遵循的路；法上古三代帝王，言尧舜而已，这是古文经学方面的王安石的路径。二者虽然具体做法不一样，但尊经方面主要是时代先后的问题。科举考试对学术和文学的影响也固然存在，但这不能完全解释好为什么从唐代开始就已经确立了的考试内容，为什么在历史进程中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相反这些经学观点的变化，一开始都是在无法通过考试进身的寒门士子中发生的。一旦有师事之心的人考上了进士，往往也会试图提携这些人。作者当从士大夫研究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所谓“士大夫”的形象的塑造，从中唐韩愈开始，确实有一些人是有意而为之的。宋代对这个问题也确实重视，寇准、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种士范的缘故，在党争中对这些大臣的私德批评也最为苛刻。经学、科举、思想史、党争，这几个宋代文史研究中问题比较多的视角，作者在论述北宋“古文运动”时都运用了。也正是因为这几个视角涉及的北宋政治、文化的层面确实太多，而且互相都盘根错节，有些章节会更像是尚未完成的论文。同时，这几个视角也是传统宋史研究入门的途径。特别是唐宋的科举制度的沿革。对欧阳修这个人物，作者的一个看法是欧苏弟子与周程之学二者的分裂，认为这是北宋初期的“文道合一”走向文道分裂的标志。这一点可能也是受到唐宋变革说的影响。近世史在学术史上的观点就表现为宋代是近代学术分科的时代。确实，宋代中期出现了分裂的现象，而且往往是学派之间的对立。但是如果具体看当时学者著述，问题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实际上不绝对。北宋出现的博学大家，往往都是史馆修撰。编修史书、丛书的经验，本身对塑造博学的士大夫尤为便利。道学一途，如果没有中期进士出身的古文家大力从民间推荐老师进入太学讲学，其实也不可能在京师中形成风气。两者之间，有相互成就的关系。固然，欧苏弟子讲道功夫不能称之为精微。但是，对论这一体例，他们也一样重视。其实所有浸淫在史官文化里的人不可能不重视论。对两宋之际的学者心态，如刘子健也写过文章描述，大体上也确实有所谓“转向内在”的变化。但是这种分殊应该更晚。总体来说，没有哪个时代像宋代这样重视文，遑论重视史。文学与道学，相对来说还是《宋史》那样的分类法，两方也许对如何表达想法、怎么想是有不同的侧重点，但绝对的割裂应该是不至于，也不可能的。最喜欢的一章还是第五章，因为苏辙的《诗集传》的缘故。苏辙的议论很有趣，而在训释方面又很尊经。苏辙对经的态度比他的老师欧阳修还要尊重。他的议论又自成一套，史论方面是他擅长的。从文道合一的古文运动缘起，到苏辙晚年隐居，古文运动退场，中唐到北宋中期整个古文的脉络也就完成了。题外话，对唐宋变革论这个提法，因为自己也在写论文，已经越来越感到这个说法对思维的限制其实非常严重。固然，唐宋之际是学术、文化、文学的分水岭，这个判断大体上无论日本还是国内已有的史学论述对此都没有太大异议。但唐宋变革论把整个中国历史切开变成两部分，其实也导致一个问题：在具体读材料读史料的过程里，会在这个思维的限制下有意识地不去顾及一些材料。“新宋学”这个提法，如果只是在“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之中阐发，恐怕还是很难深入进去。相对来说为什么反而是旧有的制度史研究反而能够将一个问题说得深，做得透，并且能够真正形成一套方法，可能也是因为有时候研究一个对象，介入了太多变化的因素和方法，反而是不能见全局的。所以在阅读过程中，也常常会有论述未能悉数展开的印象。试图跳出既有思维的局限的努力是看得见的。文学这个范围也确实太局限了。抛开了学术史谈文学，其实很吃力。

閒來翻書：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

“古文運動”之名提出以來，研究者輻輳，成果蔚為大觀，至今仍具有極大的吸引力。然時至今日，如何跳出以往研究的桎梏，開拓思路，實為難而必爲之事。本書在詳細檢討研究史的基礎之上，不劃地為牢地限於“文學史”學科的研究範式，而將文學史置於思想史視野之中，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將“古文運動”界定在“士大夫文學”的範圍內，尤其強調的是古文作家的身份。一方面，宋代士大夫不同於唐以前的貴族士大夫，出身於科舉，失去了家族的依託，而以學問爲立身之本，士大夫的自我定位與認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另一方面，宋代士大夫最主要的特色乃是大多經由科舉而進入政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科舉是界定士大夫身份的社會體制，任何想要成為士大夫的讀書人都需要在科舉考試中顯示自己的能力。於是，文章的意義就不簡單的是一種“文學”寫作，而成為士大夫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因此，本書主體部份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即分別從內在心態的轉變與外在制度的塑造兩方面討論宋代士大夫文學的特色。在後一方面，作者特別考察了宋代制科的進卷，發現了其中的內在結構，於是將其視爲獨立的著作，無疑是十分精到的見解。對於“太學體”，以往研究皆從文體著眼，作者則獨具慧眼，結合嘉祐時期的太學學風、思想潮流，指出“太學體”實際上並不能在文章風格的“險怪”上簡單理解，而應注意繼歐公而起的後繼者在“性命之學”上對早期古文家的超越，注意作家的個性風貌及在時人眼中的形象。由此出發，作者勾勒出了另一條“怪文”的系譜，提醒研究者注意，自韓愈到歐陽修之間，五代宋初的隱士、慶曆之際學統四起的諸“先生”，是中唐古文運動的直接繼承者，也是韓、歐的中間環節；而且，正是由於其“險怪”，才使古文運動於在野之時顯示其活力而能不絕如縷。更進一步，由於這種“險怪”與學術思想相關聯，而北宋後期王安石一派的經義時文更居於主流地位，則險怪之古文與歐蘇平易流暢之古文之間，已經蘊含著後來道學與文學的所謂“歐蘇、周程之裂”的種子。這樣一條線索，發前人所未發，極具啓發性。在作者的筆下，這樣的線索似乎是自韓愈而降，到了歐陽修的時代，在慶曆士大夫中才開始分裂的。從唐代“古文運動”之興起來看，已然具有不同的傾向。尤其是自韓愈而降，或學其平易處而深於性理如李翱，或得其奇崛而爲皇甫湜、衍而爲來無擇、爲孫樵、爲劉蛻。即在唐時之古文已蘊二派。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則指出，宋朝早期的“古文運動”“大都是皇甫湜一派，所以柳開穆修的文章，都不免偏於晦澀，而到宋祁爲尤甚。”而至歐陽修倡平易流觴之古文，“恐怕他學韓愈是從李翱入手，不從皇甫湜一派入手的緣故”。是宋世爲古文者亦分為兩派。尤有可論者，歐公之平易若自李翱入手，而李則較皇甫、孫、劉等偏於內在心性之探討，則宋之兩派，其趨向實與唐時相反。即作者所謂“險怪”之古文偏於道學，文風上近於唐之“詞勝理”者；平易之古文偏於“文學”，而近於唐之“理勝詞”者。其中之轉折、變異，不知更有何故？又宋之古文，於三蘇雖已達於頂峰，奠定後世古文之基調，然世亦未盡從之。如鄭樵之文，《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滉漾恣肆，多類唐李觀、孫樵、劉蛻，在宋人爲別調”，則“險怪”之風亦自有其傳人。韓、李、歐、蘇自是大宗，而小宗亦不絕如縷。置於歷史之中，未可全不措意。在近年西昆體逐漸受到重視的局面下，“古文運動”的另一面也當引起研究者的注意。2013年5月31日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