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传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清白相承人家  志度渊远父子　　一、“吾本寒家”　　涑水司马氏家族的先世是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代。司马孚是西晋奠基人司马懿之弟，其裔孙征东大将军司马阳葬于陕州安邑县涑水乡高堠里，从此子孙就定居于此。后魏时，分安邑设夏县，司马氏遂世为夏县人。司马光的学生马永卿曾为夏县令，据他所言，司马光的故居就在鸣条山下，可能就是今山西夏县坡底村一带。时移世易，司马氏家族家道中衰，唐五代以来，家境并不宽裕，仅以自给。司马光在撰写其两位远房堂伯司马沂、司马浩行状与墓表中写道：　　自唐以来，仕宦陵夷，降在畎亩。然累世兄弟未尝异居，故家之食口甚众，而生业素薄，无以赡之。……君（沂）于是治田畴，缮园圃，修阑笠，完溷仓。虽有庸保，必以身先之，使莫敢不尽力者。夜则侧板而枕之，寝不熟辄寤。当是时，田不加广而家用饶。又未尝为商贾奇邪之业，一出于田畜而已。诸父兄皆醉饱安佚，而君无故不亲酒肉，遇乡人之匮乏者，或解衣以济之。①　　府君讳浩，……于宗族恩尤笃。司马氏累世聚居，食口众而田园寡，府君竭力营衣食以赠之，均一无私。……家贫，祖墓迫隘，尊卑长幼前后积若干丧，久未之葬。府君履行祖墓之西，相地为新墓，称家之有无，一旦悉举而葬之。②　　不过，这个家族在乡里仍有相当的声望。五代时，司马光的高祖司马林、曾祖司马政因时局动荡，政治黑暗，均不从政，但“皆以气节闻于乡里”，受到乡人的尊敬。堂伯司马浩在乡里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乡里的田地一直靠引涑水灌溉。年代久远，河岸越来越深峭，涑水不能引导上岸，田地日渐硗薄，以至所获不足以完粮纳税。于是，司马浩率领乡里人言于县官，于涑水下游“筑塌”以提高水位，使涑水“复行田间，为民用，至于今赖之”。由此可见，400余年来司氏家族已由帝王之胄沦落为诗书耕读的乡绅之家。　　不过，宋初，司马氏家族已有人进入仕途。司马光祖父司马炫，考中进士，官至耀州富平县（今陕西富平县）令。而真正使涑水司马氏家族成为名门望族的则是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　　二、宝元、庆历间的名臣　　司马池（公元979-1041年），字和中。其为人“方严重默，见于龆龀。志度渊远，人莫窥其际。读书研求精意，不喜肤末为文。为文根于正道，不为雕琢。而亿事度物，烛见冥远，～。司马池少年丧父，父亲遗留下财产数千贯，他一毫不留，全部交给了叔父，以作家族公用。而自己则发奋读书，决心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博取功名，自立于社会之中。在快20岁的时候，有人建议变更解盐的运输线路。他们认为从蒲坂（今山西永济）横渡窦津，穿过大阳（今山西平陆县茅津），经底柱，此路线迂远而且险恶，建议开蛤山道，自闻喜（今山西闻喜）翻山而至垣曲（今山西垣曲），这可比旧线减省运费十之六七。大家都认为这个建议提得好，这时司马池没有随波逐流，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道出了自己的疑虑，他说：“解池盐流通到全国各地，运输是个大问题，前人未必不知道新线近便，他们舍近求远，恐怕是新线有严重的危害吧！”大家都不以为然。不久，山洪暴发，盐车人牛全被冲入河中。事实证明，司马池的分析是对的，考虑问题很周全，大家都由衷地佩服这位年轻人。　　司马池是个孝子。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左右，司马池赴京应考。可是就在殿试前夕，母亲病故了。司马池的好友怕影响他的考试，将家书藏匿起来。谁知司马池那天莫名其妙地烦躁不安，整夜不能入睡，心想：“母亲平素多病，家中莫非有异常之事了？”第二天，司马池赴皇宫应试，一路上心事重重，至宫门处，徘徊不前，犹豫不决，他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了好友，好友见此情状，不得不告诉他，但只是说他母亲有病，司马池一听，放声大哭，当即放弃考试赶回家乡。　　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司马池进士及第，出任河南府永宁县（今河南洛宁）主簿。司马池初任，廉洁自律，“齑盐不充，身常骑驴”，政绩斐然可观，“以清勤爱民闻”。县令陈中孚是个权势小人，以为司马池是其副手，态度非常傲慢。有一次，司马池因公事去见他，他竟然以上司自居南面而坐，也不起身施礼。司马池走上前去将县令拉到主席上，自己则在客席上坐下，两人东西相对而坐，讨论公务，一点也不让步。司马池对这样的上司，“不阿意以随其曲，不求疵以彰其过”①，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永宁任后，司马池相继出任睦州建德县（今浙江建德）、益州郫县（今四川郫县）县尉。在郫县任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县城里忽然谣言四起，说是当地驻军将要发动兵变，又说境内少数民族已经暴动。谣言传开后，富室争着埋藏珍宝，逃至郊外山中。县城内一时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情况下，知县闾邱梦阳借故到成都躲避，幽也称病不出，司马池代理县政。时正值正月十五元宵节，司马池不顾县里大小官吏的阻挠，下令大开城门，让四乡农民进城观灯，尽情玩乐，欢度了三个通宵。结果，人心稳定，谣言不禁而止。大中祥符（公元1008-1016年）任满时，由于司马池的出色表现，他获得了包括益州转运使薛田在内的13封推荐书，天禧（公元1017-1021年）时，司马池晋升为郑州（今河南郑州市）防御判官。不久，改任光州光山县（今河南光山县）知县。　　在光山县任上，司马池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才干。时宫中大兴土木，向各州征调竹木。光州下令三日内完成限额。司马池认为光山不产大竹，须到湖北蕲、黄二县购买，三天之内无法运至。于是，与百姓重新约定日期，期限到不交者处罚。由于问题处理得合情合理，结果光山县上缴竹木比哪一个县都早。时翰林学士盛度知光州，他对司马池非常赏识。任期未满，司马池就奉调入京，受到皇太子即后来的仁宗皇帝接见。约在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司马池以秘书省著作佐郎出监寿州安丰县（在今安徽寿县南、霍丘县东）酒税。不久，调任遂州小溪县（今四川遂宁市所在地）知县。在任上，司马池“正版籍，均赋役”，为地方兴利除弊，以至数十年后小溪人还怀念他，保存着他的画像①。遂州“田为山崖，难计顷亩”②，司马池能受到百姓如此的爱戴，亦可见其付出了多少精力，为百姓带来了多少实惠。任满还朝，司马池被知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市）刘烨聘为知司录参军事。在任一年有余，河南通判一职空缺，又被推荐出任通判。司马池担任河南府通判数日就被调入京城任群牧判官。　　……

前言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后记　　我从事宋史研究十余年，对宋史中的某些问题有所探索，但始终未曾对宋代历史作宏观的把握，正如陈德芝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1991年，思想家研究中心恰有《司马光评传》一时无人认领，于是斗胆承担下来。我自知学识浅薄，不克负荷，但又想在学术上有所进步，于是，数年来，我对秦、汉以来各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政策作了一次粗略的梳理，对北宋一朝各方面的政策、制度、思想也作了一次粗略的梳理。这样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大势、宋王朝所处的时代及其历史地位，方略有所了然。在此基础上，再钻研司马光的著述，吸收数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宋史研究的有关成果，勉力写成了《司马光评传》。史家疏通知远，知人论世，我何敢当！聊以此作为一次补课，作为我从事宋史研究以来的小结吧。　　最后，在拙稿即将付梓之际，我要向茅家琦、陈振、蒋广学、陈效鸿、范瑜诸先生表示我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予我这样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并在百忙之中，审阅拙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内容概要

李昌宪，1947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以来，从事宋代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与宋代古籍整理工作，已发表的论著有《五代削藩制置初探》、《宋代文官贴职制度》、《也谈北宋转运司治所》、《宋代四川的帅司路》、《宋代将兵驻地考述》、《宋代安抚使考》、《《文献通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导论后三代这世——司马光生活的时代  一 又一个南北朝时期  二 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三 北宋时的社会弊病生平篇  第一章 清白相承人家 志度渊远父子    一 吾本寒家    二 宝元、庆历间的名臣    三 文雅夙成的少年    四 释褐与初仕    五 守丧与复出  第二章  回翔内外 涵养器业    一 息肩薄领，优游馆序    二 返乡省亲，勖勉诸侄     三 执礼论乐，搏击奸佞    四 师友英豪，声誉渐起    五 初从恩相，通判郓州    六 再托后车，出为并倅    七 屈野之径，进筑受挫    八 陈力就列，三辞清要    九 努力人事，两谏灾祥    十 伤旧交物故，讽新知偏失  第三章  谏院五载    一 首陈三德，极论治本    二 进五规之状，揭改革之纲    三 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职    四 精将士之选，严阶级之法    五 不避强，不凌弱；内有备，外修好    六 析国穷民贫之因，陈财政改革之法    七 严于执法，刑期无刑    八 取士之法，德行为先    九 进贤奶不肖，治乱之大本    十 建储之议与调停两宫    十一 尊无二上，至孝在诚    十二 辞谏院之职，获四友这誉  第四章  反对熙丰变法  第五章  西洛十五载  第六章  元祐更化思想篇  第七章  治国思想  第八章  伦理道德思想  第九章  社会历史观  第十章  哲学思想史学篇  第十一章  《资治通鉴》及其派生书  第十二章  司马光的史学成就  第十三章  《资治通鉴》的历史地位和资通鉴学附录索引后记

作者简介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同时又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唐大分裂至元代大统一间的酝酿，是宋与北方先后崛起的诸少数民族政权间的战略相持阶段。鉴于自周、秦以来战乱、分裂远远多于和平、统一的历史教训，因此，他反对熙丰变法，反对对西夏等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他提出了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平发展的礼治思想、民本思想及维护和平华夷两安的思想。他提摄影师中和之道，提倡和合精神。

本书通过导论、生平、思想、史学诸篇章，对传主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予以重新估价的基础上，将其一生行实置于10-13世纪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重新加以审视，并进而揭示其一生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的思想根源和哲学基础。本书是数十年来尤其是拨乱反正以来，对司马光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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