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书评

生活与写作

奥威尔的作品跟他的生活关系特别密切，在这本《奥威尔传》中，可以得到清晰的验证。在缅甸当警察的经历，成就你他后来的两篇随笔《绞刑》和《杀象记》，在这两篇作品中，作家完成了为自己的殖民罪行赎过。为了搜集写作的素材，奥威尔在巴黎和伦敦深入底层过穷苦生活。他曾在巴黎的一家豪华旅馆做厨房帮工，后又到英国肯特郡当农业帮工。这些生活经验后被写入《巴黎伦敦落魄记》。正是这样的实际生活经历，让他对底层的生活超出“同情”，近乎“同感”，怪不得当时便有评论者称赞他有敏锐的社会良心。奥威尔出版第一部小说《缅甸岁月》，也是作家利用国外经历写成的，在这部小说中，有很多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的情节。奥威尔对自己的作品很苛刻，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自我惩罚的本能。其实他对自己的生活也是很苛刻的。婚后他和艾琳住进一间简陋的房屋，过上了与外界隔绝的艰苦生活。对于文学的苦求，却让他逐渐找到了一条把个性和政治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并写出影响较大的《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从而完成了从二流小说家到社会评论家的蜕变。这本传记的附录4刊登了奥威尔写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我为何写作》。在我看来，这篇奥威尔的夫子自道，对于理解他的写作动机和文学特点有很大的帮助。在这篇文章中，奥威尔明确指出：作家的“写作主题由其生活的时代所决定——至少在我们目前这个喧嚣和变革的时代是如此——但开始写作前，他会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姿态，那是他永远不可能完全与之脱离的。”在这篇文章中，奥威尔归纳了写作的四种最重要的动机：纯粹的个人主义；美学热情；历史冲动；政治目的。当然这些动机在不同作家身上存在的程度是不同的。奥威尔的代表性作品《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等都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从他自己的话来说，“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一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而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来说，是自欺欺人之作。”可见奥威尔是一个以诚实的政治信念来真实写作的作家。他是凭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觉来写作的，这种生活经验和感觉是与他人的生活现实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他的写作跟他人的生活现实密切相关，他的作品才引起读者们的共鸣。在奥威尔看来，“好的文字就像窗玻璃”，故而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可以读到的文字基本上都是比较简洁、准确、清晰的，就像一扇明洁的玻璃窗。写作源于生活！

一生在反叛

临终前，奥威尔曾立下遗嘱：死后不要为其立传。然而，与他生前很多次一样，他并没有如愿。在奥威尔去世后，有关他的传记汗牛充栋，有人把他捧成了神，有人把他踩成了渣，然而，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奥威尔，真正的奥威尔活在他的作品之中。杰弗里•迈耶斯的这本《奥威尔传》之所以被认为是权威之作，大抵是因为作者仔细研读了《奥威尔全集》，并走访了大量与奥威尔有关联的人物，试图用详实的史料，拼凑出奥威尔完整的人生拼图。奥威尔大概属于写得比活的更好看的作家，他绝非是高大全的圣人，在他的一生更多的时候处于矛盾与纠结之中：“他品质高尚，但也有暴力倾向，会做出残忍之事，他被内疚感所折磨，自我惩罚到甘于受虐的程度，有时有自毁倾向。”如果说有些诗人是被迫流浪，而奥威尔则是一再主动地选择流离失所，一生反叛。他出生于一个优渥的家庭，但很快与之决裂。“一种深深的内疚感进入其个性及写作中。他因为自己的殖民者家族传统、中等阶级出身、天生势利和接受的精英教育感到内疚。”他在学校感受到了教育对学生的剥削，老师在下层阶级孩子身上赚取利益，并体罚学生，构成了一个可怖的空间，亦成为了其之后经典作品《1984》模型中的一块拼图。作为一个极度向往自由、厌恶束缚与暴力的人，奥威尔的第一份自己选择的工作竟是缅甸警察，当然毋庸置疑，他很快改了行。“他一离开缅甸——仍在那里时是私下——就抛弃了维持法纪的队伍总是正确的信念，而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对抗其天敌——警察。”他希望成为一个创造公平的斗士，而不是一个维护秩序的卫道士。在奥威尔早期的作品中，有着很深的自传痕迹，在《绞刑》一篇中，奥威尔表达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他看到一个即将执行死刑的年轻囚犯避开了行刑路上的水坑，忽然意识到所谓正义的杀戮，摧毁的是一个健康有意识的盛年之人，虽然正义，同样残忍。奥威尔是一个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人，一边反叛，一边愧疚。放弃了警察工作的奥威尔来到了巴黎，之后又转战西班牙，过着孤独的生活，试图在社会底层寻找赎罪的形式。他醉心于描写贫穷的细节：“灰色的床单，房间里特有的气味和声音，墙壁薄得像做火柴杆的木片，层层墙纸下藏了无数臭虫。”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也让奥威尔有机会更全面地理解任性，他爱折腾的个性让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仿佛活了很多辈子。如杰弗里所总结的那样：“从本质上说，奥威尔的一生由一系列不合情理，有时危及生命的决定所组成。他加入缅甸警察而不是上大学；在巴黎洗盘子和在英国流浪而不是干好一份职业；在沃灵村种菜和开一间小铺子，而不是鼓励爱琳（妻子）完成学位。他刚结婚就去了西班牙，与无望取胜的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并鼓励爱琳在战时去巴塞罗那，从而让她也遇到生命危险。他在德军空袭期间搬到伦敦住，而所有别的人都在争取离开；在病得很重时自寻绝路地在朱拉岛居住。所有这些冒险之举，都出自其内心的徐秀，即抛开过上幸福日子的机会。”正是这一系列不合情理的决定，构成了奥威尔反叛的一生，也为他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他的苦难，成为了我们的财富。

留欧vs脱欧：奥威尔早已呈现出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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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传》：也是圣徒，也是凡人

文/吴情瘦长的身形，蓬松未理的头发，似笑非笑的表情，一双眼睛侧对着你，似乎在打量着什么，一副清教徒式的穿着。谈及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多数读者眼前总会浮现出这一形象。无形之中，奥威尔的独特形象与其作品中传达出的孤独感、负罪意识，也被人为联系起来。乔治·奥威尔，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英国小说家之一，以《动物农场》（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享誉世界文坛，被人竞相阅读的同时，也被一再误读。尽管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知人论世”式文学批评早已过时，但通过阅读奥威尔的生平，或许能发现不少理解和解释奥威尔的文学密码。《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Orwell: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杰弗里·迈耶斯著。关于奥威尔的传记堪称汗牛充栋，或着重对其心理历程做深度精神分析，或高度强调奥威尔政治观念的形成与变迁及实践，而迈耶斯的《奥威尔传》难得之处在于，他不因尊者讳，不将奥威尔做机械式解剖，而是将他这一文学圣徒还原成普通如你我的人，结合奥威尔的生平经历细致考察其作品原型、政治意涵、思想倾向及社会影响。迈耶斯不为奥威尔早年某些蹩脚的作品遮掩，也不吝啬对其政治小说中的深广寓言性质的褒奖与崇敬。父子关系是二十世纪文学的重要命题，理解奥威尔不妨从这里出发。奥威尔出生于英属印度殖民地，父亲在此任职，收入颇丰，母亲却鄙夷殖民地的粗俗鄙陋，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伦敦。长久以来，父亲在奥威尔的成长中处于缺席状态，即使偶尔探望，却也总是傲慢自大的模样。奥威尔总想取悦父亲这一天生的权威，但总难如愿以偿，即便父亲撒手西归，他也未知父亲的真实想法，是否以他为荣。将“父亲”一词赋予比喻义，奥威尔还有大英帝国这一父亲。早年的他，以大英帝国为荣，满腔民族主义抱负。但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认识了殖民主义的罪恶，选择自我放逐，自觉为被压迫的人民与民族发声，哪怕这意味着站在父亲的对立面。父亲、权威、极权主义，奥威尔终其一生与三者作殊死斗争，在这一方面，他无疑是位圣徒。从早年的《杀象记》开始，奥威尔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书写范式，将个人经历与政治敏感联系在一起，从微观细节中发现宏文大义。《动物农场》中对极权主义的警惕与反感，对所谓革命至上和历史进步的讥嘲，《一九八四》中对真理制造模式的洞察，对极权主义压抑个人的种种方式的揭露，无一不令人齿冷身寒，更何况小说中满是细节描写，有着极强的代入感和现实意识，虽然动物造反和老大哥是写给未来的寓言。对奥威尔来说，不涉及政治，不足以成就文学的高度，亚里士多德所谓“人是政治的动物”，不妨视为奥威尔的人生写照。私生活方面，尽管奥威尔总给人清教徒式的感觉，但他短暂的一生中，其实有过不少情人，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即便如此，奥威尔仍坦言道，自己不懂女人，至少是现实中的女人；他不懂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爱琳，也无法理解第二任妻子索妮亚，其实，或许还包括他的母亲。在笔者看来，某种程度上，对奥威尔来说，文学和政治，似乎早已代替了现实中的女人成为他真正的情人，彼此惺惺相惜，如鱼得水。他恋爱着的女性，有物质性，更多的则是精神性。一切意识形态最终作用于个人的身体，而极权社会中，被压抑的两性关系是天堂，也是地狱。奥威尔在现实的女性身上获得了物质满足，相应地，他在文学和政治中获得了精神“愉悦”。奥威尔始终致力于用文学完成政治思考，这使他超越了小说家的身份，蜕变为一个思想家，当然，他的小说亦有不少艺术性和卓越的想象力，为后世作家提供良多给养。奥威尔已逝，但阅读奥威尔，似乎永远没有完成时。只要你热爱自由，你就不会反感乔治·奥威尔。如要转载，【豆邮】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