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并强调“天津左联”和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间存在隶属关系： 一些回忆录说天津左联与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没有隶属关系。事实正好相反，上引中国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第5条就是明证，左联派冯润璋去检查天津左联的工作，也是有力的旁证：不是上下级关系，如何能派人去检查工作？ 三、1930年成立左联小组，1932年正式成立说。 此说见于1991年出版的《中共天津党史大事记》： （1930年）12月9日 在全国和北平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天津学校中部分进步青年也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小组。 （1932年7月）本月 根据河北省委紧急通告要求，中共天津市委发动各校学生和文化工作者，广泛开展声援保定二师学生斗争的活动。同日，天津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正式成立。 保定二师的护校斗争发生在1932年的6、7月间，二师学生遭到屠杀是在1932年的7月6日，但文中的“同日”却难以断定是哪一天。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在《左翼文化运动在天津》的章节里也沿用了此说：“1930年12月，天津左翼作家联盟小组成立。1932年夏，天津左翼作家联盟、天津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天津左翼戏剧家联盟相继成立。” “天津左联”成立于1932年的说法在多位天津左联盟员那里都得到了印证，似乎不容置疑，但姚辛却否定了这一说法，提出1930年说。不过，比照《左联词典》和《左联史》两书中的描述，不难发现后者对1930年12月成立的说法有所动摇，但仍断定1932年成立的说法是错误的，并强调“天津左联”与上海“左联”之间的隶属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变化。《左联词典》中的描述有前后不能衔接之处。前一部分“天津左联”是行动主体，介绍盟员组成后则说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学校设有“以读书会名义组织的左联小组”，并介绍这些小组“开展政治活动，阅读进步书刊”的情况，主体显然换成了“以读书会名义组织的左联小组”。那么，“以读书会名义组织的左联小组”就是吴砚农发起成立的盟员包括王士钟等人的天津左联吗？其中显然有疏漏之处，因此在《左联史》中作者变换了说法：“天津左联是以南开中学‘青联读书会’的成员为基础，再加河北女子师范学校，甲种商业学校以及部分社会人士，青年学生所组成。”用“……为基础，再加……所组成”的句式来避免“左联”与“左联”小组之间的脱节，而不再提及1930年由吴砚农发起成立。下文又强调南开大学等学校均有“左联”小组或读书会组织，“读书会属左联领导，其中的优秀者常被吸纳为左联盟员”。可见，作者试图使他认为1930年就成立的“天津左联”与以青联读书会为基础的“天津左联”相一致，强调“天津左联”由他们“所组成”或者说“属左联领导”。因此，1930年所成立的“左联”是否就是以青联读书会为基础成立的左联是问题的关键。据相关史料记载，天津青联读书会“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南开中学一批进步学生串联其他学校共同组建的进步团体。

书籍目录

上编    平津文坛漫议

另一种“双城记”

“平津文坛”漫议

我对京派与海派问题的疑问

过度阐释：30年代鲁迅与“北方左联”关系辨析

天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间考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文坛现象分析

“东京左联”与“北方左联”

“北方左联”与30年代北平中学生文艺团体

相濡以沫在战时——现代文学互动行为及其意义例释

“群体心理学”视角中京派的文学活动



中编    平津作家研究

元气淋漓的“新文学之当代史”——读林庚《新文学略说》

“怀废名”与叹知堂——周作人与废名1937年之后的师生情谊之分析

“爱智者”的理性观照——三四十年代周作人对儒家的接受

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

废名新诗观念的形成与30年代中期北平学院诗坛氛围

试论沈从文早期作品的文体演变

《北洋画报》时期的刘云若研究

卞之琳北平时期诗歌的复杂色调

现代主义地图中的北平与中国——30年代北平的现代主义诗歌

胡风的“现实主义”观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关于胡风的《林语堂论——对于他的发展的一个眺望》



下编    平津报刊研究

《文学杂志》与中国现代诗学

以最庄重最热诚的态度引导中国文艺界——朱光潜主编天津《民国日报·文艺》

《大公报·文艺》与京派的书评

一场关于新诗格律的试验与讨论——梁宗岱与《大公报·文艺·诗特刊》

《骆驼草》：京派文学批评的时空维度

射入现代文学的一束灵光——论《益世报》与基督教文学

舞场与战场——对天津《华北新报》禁舞言论的考察



后记

编辑推荐

《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是博雅文学论丛之一，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编著。

作者简介

《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蕴含某种学术企图——在“天津”阅读“北京”，在“北京”观看“天津”，当然更包括将“京津”视为一体，做综合性论述，不仅作史实考辨，而且作文学／文化批评，乃至理论建构。选择“京津”这一“双城记”视角，不是一时兴起的应景之作，更不是一次性的消费行为。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长远的研究计划，为下一代研究者预留了发展空间。因此，我寄希望于有远大志向的年轻一辈学者的积极介入与参与。目前只是一些零星的散论，但十年后必定会成为热门话题，且能出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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