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书评

清流而过，未能入木

陆先生重视考据，但对考据的整理和运用还有欠火候，比如基于墓志而解读历史，固然是尽力回到原文，但无可厚非的是墓志本身文体特点，可信度大打折扣，陆先生文中也几次提到这一点，做退而求其次的解读，但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比如对词臣历史地位的解读，一些墓志竟然是子嗣所写，而陆先生以此作为评价词臣在朝历史地位的几乎是唯一依据，实在难以服人。其次，陆先生对于历史的解读欠火候。比如上官婉儿一章，如何运用意识形态的手法来制造一个政治形象，这一点上一直没有深刻的分析，而只是停留在一些史实的整理上。关于全书重点之一的论述“文”在唐代逐步重要，这一观点其实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并不新鲜，也未见陆先生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工具进行剖析。全书兴奋之处在于，陆先生在P242提出几大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古以来的核心统治理念是什么，特别是皇帝的权威是以何种方式来展现，文辞在维系唐帝国统治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为何一个在文化种族上罕见多元的古代社会会接受这样一种高度礼仪化和文学化的书写模式，并以之作为政治沟通的最核心方式”这些问题刀刀切中解读中古的要点，只可惜陆先生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解答。

权力运作的逻辑

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变革多在朝代鼎革之际，如殷周、秦汉、隋唐、元明之交均是；但唯有中晚唐和晚清是显著的例外，这种新的变革是在中央的旧外壳依旧保留的情况下缓慢过渡到新的体制。何以这两个王朝能展现出惊人的顽强和韧性，竟能挺过一次次严重政治危机的打击，“本该”结束的王朝又延续了数十乃至百余年，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课题。从历史上看，一个中国王朝在经历一次动摇根本的危机之后，通常中央权力就难以复振，政治活力往往就此落到地方（如东周、东汉末、北魏晚期、晚清等都是），换言之，像五代十国这样的割据局面，从某种程度上说“早该”出现了，然而中晚唐时期的朝廷力量仍活跃在舞台上，只是在遭遇到更严重的挑战之后才逐渐衰微下去，这种强韧的生命力和自我调适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对此，一个方便的解释或许是：安史之乱爆发之际的唐朝本来就并非已衰落到不堪一击，其本身就还相当强盛，因而朝廷虽然屡屡失误，但仍能调动力量、运用策略，将藩镇割据限制在一个局部地域范围之内。在这种应对全面危机的过程中，朝廷可选的策略是一贯的：充分利用皇帝权威和大唐的合法性资源；稳固尚在掌控之中的地域；强化既有资源的汲取，并建立直属中央的军事力量（禁军）；运用纵横术的谋略来分化和打击个别不服从的藩镇；在贵族和节度使这样更具自身独立性的中层力量之外，从出身更卑微的阶层（不论是宦官还是底层文士）中寻求更依赖于皇权的同盟者。实际上，除了皇帝权威及其合法性资源之外，朝廷的做法与那些与它竞争的藩镇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可以说，在中晚唐出现了两个看似矛盾的政治现象：一方面是中央和强藩为重建大一统的政治秩序而集中权力的趋势；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参与及政治权力的向下渗透。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叙任权斗争在某种意义上不无相似之处，即皇帝不得不最大化利用有限的资源，并为了在斗争中获胜而向下寻求支持。在此情形下，所谓“清流文化”成为一种新型政治精英的评判标准，与之前那种以郡望、世家或官品的身份不同，清流文化强调的是“文”的素质与特定资历的结合，换言之，它更基于个人才能而非血统等“给定的”因素。按照陆扬的论述，唐代是“文”作为精英最高价值取向的关键性转折时代，这种“文”与皇帝权威的核心的政治形态高度结合，明确“‘文’才是传达道德政治的理念和朝廷意志的终极手段……其实质是要凸显皇帝的权威和个人魅力”（页224）。然而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皇权的加强在当时也不是目的本身，而恐怕是为了应对危机和重新整合帝国的手段。陆扬虽然自问“为何到了唐代，‘文’才真正成为政治才能的一种主要衡量标准呢，这种‘文’的具体内涵外延又如何把握？”（页283）但自问之后并未自答。在我看来，这同样是对安史之乱这一危机的应对。不过，陆扬未曾提及韩愈这一重振儒家的关键人物，他振衰起弊，正是为了重树儒家的文教理想。此外，清流文化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是因为中晚唐文学普及、渗透到更低阶层的结果。固然，从科举制中寻求出身社会下层精英、更多依赖皇权而较少具备独立性，然而书中也举出张九龄和裴枢等的例子，表明这种清流文化实际上与最高统治者取向颇有不同：皇帝看重的往往只是“吏能”，然而清流精英却敢于顶撞帝王，坚持自己的评判标准。这涉及到这一新的群体的自我认同感是否能保证其独立性，而从结果来看，在握有实权的人物面前，这种独立性难有保障可言。按陆扬的论述，藩镇诸侯竭力延揽文士，是因受到唐廷倡导的以文为核心的主流文化的渗入，但很显然，从朱温、赵匡胤等人的言论来看，藩镇诸侯对文士所推崇的最高价值并不认同，他们倒不如说看重的只是他们的“功能”。也就是说，政治家（尤其乱世政治家）看重的是能力，重视的是如何通过执行权来进行统治，但这会被中国传统儒家政治视为霸道，而文教则认为政治事务的最高使命在于“人文化成”。此类观念的冲突即便到晚清仍是。书中另一让人印象深刻的观点，是提到的唐代政治理念和运作中“作为个人的皇帝和作为一种制度的皇帝之间的重要区别”。这固然是得自西方著作中“国王的双重身体”，但在此的确可以解释一系列现象，他进而主张“制度化的皇帝权威的巨大象征意义和积极作用……才是唐后期政治局面得以维持的秘诀之一”（页6），不仅如此，他认为“从德宗以来，皇帝在唐代政治格局中所能发挥的权威越来越基于具有象征意义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皇权。作为个人的皇帝要能真正发挥稳定政局的作用，就必须依照此种新政治格局的要求来行事，否则即便有求治之心，也难以达成目的”（页135）。但中晚唐的皇帝之所以起用宦官来掌权，架空外朝，是因为中央官僚系统与“地方藩镇体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吗？恐怕不是。实际上倒不如说，皇帝的行事在诸多方面越来越像藩镇诸侯：同样依赖私人军队，同样任用更具人身依附性质的亲信——在他们眼里，宦官原只是“家奴”。制度化皇帝权威的代表者是严格意义上的内廷权力系统，他强调，“内廷权力系统，和外朝官僚体系之间呈现平行运行的局面，双方各自的职能根据新的情势作出相应的调整，两者的权力平衡最终要靠皇帝来维系”，“内廷的权力机构，无论是内诸司使还是学士院，代表的主要是制度化的皇帝权威而非皇帝的私人意志。所谓制度化的皇帝权威，是指这种权威看似直接来自皇帝本人，实则必须通过制度化的内廷机构来彰显，而不是任由皇帝的私人意志来左右”（页8）。话虽如此，但新体制的建立本身，其实就与唐宪宗顽强的私人意志有关，只有这样强势的皇帝才谋求绝对控制权，既然他在当政后就迅速改变游戏规则，也可见原有的制度并未能对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形成有效约束。这一点在中国史上屡屡如此，即便到了文革时代仍是如此。按陆扬的理解，中唐元和时期中枢政体的运作，“内外廷机构处于平行发展和合作的状态，两者不断根据实际政治和行政的需要来界定各自权威的界限”（页99），否认宦官力量恶性膨胀以侵蚀或支配外廷官僚。他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但很奇怪的，他未提及一点，即外廷官僚当时并不掌握关键的禁军军权。在中国史上屡屡有这样的现象：新的军事力量一旦涌现，即成为新的权力中心。说白了，宦官力量的支撑不在于皇权的赋予，而在于军权。一旦军权旁落，朝廷战败，“自是朝廷动息皆禀于邠岐，南衙北司（分指文官与宦官）往往依附二镇以邀恩泽”（《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二年十月条）。在这样一个实力至上的时代，最后都是暴力的掌控者说了算。从某种程度上说，皇权的双重性可以这样解释：帝王的私人意志放大到极端，即是专制；而机关化到极端，则是立宪君主。在前一种情况下，君主的权力的任意的、无限的，而后一种情况下则是有限的、非个人化的。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二战前夕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的“天皇机关说”，认为天皇的权力不是其个人的，而是国家行为，天皇只能按宪法规定的来行事。陆扬在中晚唐政治格局中，拈出皇权的双重性作为分析重点，不无卓见，但他说的皇帝权威的“体制化”，显然并不是一套具有约束性的、明文规定的政治共识。不妨这么说：唐代中国会选择立宪君主吗？恐怕即便是晚唐诸帝，也不甘于成为无实权的“立宪君主”，而他手下这些人也并非独立行事的贵族。事实证明，晚唐五代政治的发展，是集权而非分权，中国的统一，常常都是沿着权力再度一元化的路径。虽然他强调晚唐皇帝的权威，但从唐衰到宋兴，靠的也不是旧有中央权力模式的重振，新的权力中心其实起自藩镇，或者说，中央也藩镇化了，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即要求绝对效忠于一元的权力中心。从这一点来看，全书所真正论述的应是中晚唐某种政治统治模式的确立，而非仅是“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因为作者似乎暗示，中晚唐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这个看似纷繁混乱的时期孕育了新的体制和新的可能。不过奇怪的是，在一个权力政治的时代，他往往略过那些真正影响政治体制兴衰的因素（尤其是军权），而更注重“势”和无形力量对政治趋势转移的影响，这种敏感除了学术训练和新的学术热点因素之外，或许也是“循性为学”？因为在行文叙述中可以发现，他偏好复杂多变的事实、多样化的细致解读、绵密的论证，不时强调“历史想象力”和“分寸感”，从他对陈寅恪和内藤湖南观点的异议来看，他对粗线条概括的分析模式“尤其不赞同”（页213），偏好错综微妙之处。他看来讨厌社会学式的模型归纳，在他看来每件事都是不一样的，因而每每沉浸到历史细节中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而这却也容易导致一种史学家尤其易犯的错误：迷失在细节中（lost in detail），从而会绕进一些琐碎的历史事实来否定整体性的理论概括，这也会导致过分纠缠于一些具体事件。如果说他对前辈学者的不满是觉得“见林不见树”，那或许他本人正有某种程度上“见树不见林”的问题。已刊2016-6-27《经济观察报》，标题改作《晚唐帝国的落日余晖》----------------------------------------------------------------------------------------------------------------勘误：p.5：需不断反省潜藏在这些书写里的修辞意向和话外之音：“意向”似当为“意象”？p.16：我读到过一个立陶宛的创始传说：看下文似宜作“创世传说”p.35：见樊绰《蛮志》卷四：应为“蛮书”p.39：授以庙算，假之天威，馘丑挫凶。霈有馀力。若更多征征镇，广命师旅：此处“挫凶”之后应为逗号，又，既然“霈”保留繁体字，那下一句恐也应作“若更多徵征镇”为好p.46：江淮虽说是唐朝的经济命所在：似当作“经济命脉所在”p.70：《册府元龟》卷三七四《将帅部·忠》五：标点似不宜将“忠五”二字断开p.75：豪州钟离县令：濠州p.92：祖父是梁州汉川府的折冲都尉：按《旧唐书》卷四三地理二，梁州兴元府条下，“隋汉川郡……乾元元年，复为梁州。兴元元年六月，昇为兴元府”，在唐代时，此地可称之为梁州或兴元府，但没有“汉川府”一说p.114：[引《刘弘规神道碑》“护汧陇枭骑之锋”]这支神策“枭骑”来自汧水陇州一带：严格说应指汧水陇山p.114：受皇帝委托到南蛮地区行使招怃：招抚p.132注1与上页注5重p.132：当神武经讳之际，王师勘定之初：经纬p.144：僧正简流辨州：应为“辩州”p.150德宗着力重新整顿内廷宦官机构的秩序，使内庭系统在权力上大体能做到互相制衡：“内庭”当作“内廷”p.154：笔者改动理由见脚注157：这应是此文原先的痕迹，但在收录入本书时，已改为每页脚注，故事实上已无“脚注157”，而应是p.153脚注1？p.204：又曰：“刘崇乌合之众，首遇王师，必如山压卯尔！”道对曰：“山压卯固不敌，不知陛下终作得山定否？”按，这里两处“卯”均当作“卵”p.208：其习盖出于中唐士大夫及五代冯道，和凝诸人：中间的逗号应作顿号p.240：李肇《翰林志》曰：“时以登翰苑，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按，“登翰苑”似当作“居翰苑”p.256：文辞瞻博敏速往往是最突出的条件：瞻=赡p.297：有唐以来第一位主持科举的范阳卢成员。这和比如多位清河崔成员曾主持科举的现象形成有趣的对照：这里“卢”、“崔”之下似都应添一“氏”较为顺口，下文也多作“清河崔氏”、“弘农杨氏”之类p.322：柔然可汗阿那环：当作“阿那瓌”，“瓌”与“环”的繁体字“環”字形虽略近似，但音义均大不同p.327：这一时期精英阶层中“关键的多数”（criticalmass）：两英文单词之间宜有空格p.331：闱壶之内，风教穆如：“壶”当作“壸”

萌萌的学者；酷酷的书

萌萌的学者；酷酷的书由于离得近，我经常跑去北大听课，深感北大的学术圈，不是那么纯洁了；大师早已远去，如今的北大，荒草从生；举目四望，不是一帮腐儒，就是一群恶童。我没上过学，从事废品收购工作，也就是收破烂儿的，通过捡北大学生扔的课本，自学了横跨文史哲多个专业的课程，所以我来点评下陆扬教授的这本历史学巨著再客观不过了。陆扬教授，第一眼见就给人一种压倒性的气质；不仔细看，他就像是包青天里的展昭大侠，或是像体育解说人宋世雄。没读本书之前，清流文化，我脑袋中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以为是酒文化。读过之后，仿佛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一个成语扑面而来：学无止境呀！有些事件历时愈久，愈能引发出人们谈论的兴致，晚唐尤是如此。君不见，李白与杜甫，邀月吟诗的洒脱；也难忘，安禄山和李林甫之间的荡气悲歌；更别说那贞观之治，还有杨贵妃，唐玄宗，他们英雄落幕，踽踽独行。而此类事件口口相传的过程，恰好也是其称谓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时候。而“清流”，就像是朴实的月光，直泄入海，不再分辨前后，时间仿佛停止了，历史人物也合而为一，被换上了“清流党”的新标签。从唐代，到清朝，到民国，称谓演变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迷雾和现实猫腻呢？本书的特色还是可圈可点的：（1）作者把“清流”研宄的路径展现无遗：一是把“清流”看作是小集团，有共同的政治理念、有后台老板；从反面，则把“清流”看作政治现象，不是小集团，也没共同的政治理念。从20世纪以来的“清流”研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汉学界，基本未脱第一种的研究路径，而作者，从两种路径举重若轻，对“清流”重新进行了考察,呈现出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趣味性。（2）研究角度新颖，即从“清流”的周边人物看“清流”现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作过相关的尝试。考据详尽，质朴无华，基本都是从海外或档案馆收藏入手，有大量不可多得的新素材。去伪存真，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关键实相。以官方文献和传记资料为骨架，以各种典型人物充肌肉，以信函、言论为脉络，以笔记、野史作毛发皮肤。妙不可言！（3）方式多样，即通现晚唐风貌，展现地质乡俗文化，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及唐代名流，从史地学研究的经历，反映“清流”。在现象之下，例举唐代士风市貌与学风的变化，并呈现出他们相互影响的关系。（4）作者考察人物科学准确，从教育到影响，期间无不涉及唐代庞大政治背景的基础。试图通过恢复历史事件的原貌和真实过程，向读者展示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清流”现象。并借此呈现出“清流”兴起之前，唐朝官场早己形成的生存法则。(5) 同时，本书自带催眠功能，彻底治愈了困扰我已久的失眠症。诚然，如北大楼宇烈教授所示，啥事儿总是一分为二。所以，本书的缺点也是难免的，表现在如下俩个方面：（1）有点贵！书中写着，此乃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由此可知此书申请了科委的大量科研资金，纳税人出钱，就有权享受，或低价享受到他们的科研成果呀。（2）文风略显单一。虽说中西合并味道好，可看上去总觉谦虚柔弱，缺少一股司马迁舍我其谁的霸气。也许常年伏案研究，缺少运动，希望陆扬教授在闲暇之余，多参加体育锻炼，没事儿去五四操场跑两圈。最后，请允许我，借此宝地，骂一骂现在搞电视剧的那群傻缺导演、编剧、演员、及制作人；他们在商业炒作和无耻文人体制的双重夹击下，疯狂的席卷网络文学各大IP，拍的诸如《唐贵妃》、《各种大帝》等不太严肃的演绎，以史学家的角度看，真是破绽百出，喧嚣尘上。我真切的感到，真实的历史抵不过历史编造，真正的历史学家抵不过卖肉的明星。可悲的是，在一个缺乏公共空间和舆论的国度，在一个最不缺乏历史传统的国度，不期而至的金钱至上带给人们的，更多的是不学无术和浅尝辄止，我们都在篡改历史、混淆视听，从这个角度说，几百年后，我们都是历史的罪人。

唐朝的文治与政权

2013年，上官婉儿墓在西安被发掘。这一发现引起了媒体的好奇，荧屏上对这一传奇女子颇多演绎，历史的真相又是怎样呢？陆扬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堪萨斯大学。这一专业人士对上官司婉儿墓志的印象是，文笔“十分平庸，有些字句近于粗鄙”，而且不署撰者姓名。他从这两点分析，撰写者绝非当时的高层文士，这是否说明上官婉儿的地位并不高呢？从墓志的内容上看，上官婉儿看上去像被动、哀婉而深明大义的烈妇，步步抗争，却又只能步步退让。陆扬认为，这是适应当时睿宗想要稳定政变后局势的书写策略。掩盖上官婉儿女性参政的恶名，迎合太平公主为上官婉儿平反的要求。既然上官婉儿的墓志如此低调，众所周知的 “巾帼宰相”形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陆扬认为，关键人物就在于开元名相张说。他在《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司昭容集序》中对上官婉儿极力赞誉，如“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全是形容重臣宰相的词语。陆扬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张说在借上官婉儿表达个人的政治取向。武则天大兴科举，政治上采用文治模式，而上官婉儿就是这一文治模式的核心代表。这种文治模式到了开元时期便以更为制度化的方式积淀下来并进一步转型，从而产生出既依赖于皇权又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精英。张说就是完成这一转型的关键人物。前面所说的政治文化精英，关涉的正是陆扬的核心课题之一：《唐代的清流文化》。虽然《清流文化与唐帝国》是陆扬有关唐五代政治文化的学术论文集，看似独立的篇章实际是围绕两个相互依托的课题开展，一是唐后期皇帝权威的特殊性对唐代政治秩序的影响，二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构成。本书即按此两个课题分为上下篇，每篇由四篇论文组成。唐朝的清流即是文化政治精英，这一群体让人 不由得想起魏晋士族，二者虽然都是社会精英群体，但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士族是一种森严的门第等级制度，而清流是科举取士的产物，正如陆扬强调的那样，它只是一种历史现象。朱温有一个谋士叫李振，因为考进士没考上，就痛恨朝臣。他跟朱温说：“这批人平时自命清高，把自己称做‘清流’，应该把他们扔到浊流（指黄河）里去。”于是，在一个深夜，唐朝三十几名朝臣被扔进了黄河。公元９０７年，朱温废了唐昭宣帝，自立为帝，唐朝就此宣告结束。

一座学术的丰碑

随着陆扬教授《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出版中古史研究正式进入“陆扬的时代”这已是当代中外学界的共识广大中古史研究者无不为身逢盛世感到欢欣鼓舞《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好不好？当然好好在哪里？多数人讲不清大家只知道本书是一座宝藏里面随便拎出一句话就够自己琢磨五十年然后写出一本论文集其实，《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主要有两点突破我简单讲下一个，是将出土实物（墓志碑刻）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一个，是将西方理论与传统方法相结合这两点，此前是没有人能同时做到的即使做到了，也没有得到笔者的承认尽管本书由于作者简介未附照片而导致学术价值大减但它依旧是古今中外最重要的中古史著作，没有之一单是书中序言罗列的那些外国人名就充分证明了我酥的视野与阅读量除今上外无人能及套用作家宝康的一句话：很多人看完脑袋都嗡的一下傻半天认为起码能得一全国奖尽管有人曾指出书中的一些引文可能用了电子检索而没有复核原文这对普通学者来说，是学术素养不够的露怯但对我酥而言乃是他学术特色的光芒乍现我们不能用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来揣度这样一位从东语系走出的历史大家而文献学的功底、对史料的把握也从来不是衡量我酥学术水平的标准唯有阅其文、睹其颜、望其势、观其气才能基本体会到他的学术理路与土鳖学者不同，我酥不会不加节制地大段大段征引文献即使长篇引用冯道《长乐老自叙》这样的名文他还是会拉上一篇没什么关系却更长更出名的白居易《醉吟先生传》以增加趣味性他对史料的剪裁与理解自是现今学界无人能及的当代学者是幸运的他们与钱大昕之后最伟大的史学家生活在同一时代能够借助便捷的网络向他问学请教甚至与之共事、切磋、辩难，并出现在他后记的感谢名录中当代学者是不幸的他们无法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几百年后书写学术史他们的名字大都也只能在“云中君时代”一节中作为注脚出现郭沫若曾这样盛赞闻一多：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这句话稍加改动即适用我酥：他虽然在唐史研究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饵而游泳的可以想见，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一些试图阻挡时代巨轮的螳螂将对本书提出批评意见请不要介意，这恰恰是我酥“鱼饵性”的体现正如白寿彝无法否定钱宾四的成就卢建荣无法阻碍“余先生”获得5000万大奖再多的诟病与指摘也难以挡住云中君时代如高铁般况且况且地疾驰而过……假使有一天，天妒英才云中酥没能熬过周有光而我也没有被经我酥鉴定属实的抑郁症带走我会在微博写下这样的文字：听闻@雲中上師 去世的消息，十分痛心。我曾在Princeton University（王子屯大学）的Small World Cafe（小世界咖啡馆）多次见到他，当时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燕京学堂”学派所开创的学术研究新范式，但他告诉我，相比这些，他更在乎福福和宜宜今天过得是否开心。©除《唐研究》外，本文谢绝一切未经许可的转载---------------------------------------------------没彩蛋写个毛书评---------------------------------------------------喏你们想要的Jessey赡养大业，诸公勿忘→https://www.douban.com/group/584462/

从清流到士大夫

从“清流”到士大夫 ——唐宋政治文化概论 近日新读陆扬先生《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下引皆称“清流文化”）一书，其于中晚唐之政治文化诚多发覆，令学界为之侧目。又重读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感悟氏著之经典。仅以此文略表敬意，作读后所感之叙。 陆扬先生《清流文化》一书以墓志碑铭等出土资料为核心，与传世文献相比较，对中晚唐的政治史提出许多发覆之见，涉及到政治史的方方面，诚如陆扬先生自述道：此书围绕着两个在我看来非常重要也互为依托的历史课题，一是唐后期皇帝权威的特殊性对唐代政治秩序的影响，而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构成。所以此非一般意义上的论文集，而是仍待完成的两部专著的缩略版。笔者于唐史尚未多涉，限于学力，故仅对前者整理总结，作出一般之看法，而对后者则以士人为视角，同时亦于余先生之著相参对，略论唐宋之政治文化。陆先生之作首先以西川与浙西事件为对象，试析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而发微的“元和政局”。西川刘辟叛乱事件以收复东川为转折，标志着宪宗铲除贞元以来节度使擅立习气的决心确立，及朝廷与藩镇实力强弱之转换。而后又以浙西事件平定亦代表着朝廷对其财赋要地，江淮藩镇类型（杜希德言）的牢牢掌握。而以此两事件的发端，传达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型社会风气，套刘咸炘先生所语，即所谓的“势”。而此一新“势”也与元和政局相为表里，为此后皇权权威的重新确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陆先生又根据新出土墓志得证其关于此二事件的分析，可见先生史学洞察力之敏锐。 而后氏著又根据梁守谦、刘宏规这两方墓志分析了“元和时期”宦官士大夫化或者说官僚化的问题，以此两个不见于两唐书记载的宦官领袖，重新界定了关于中晚唐的宦官研究，也反映了宦官身为内廷的一部分，与翰林学士同组成皇权新的基础，一方面地位尊贵的清流次臣，另一方面则手握忠权的宦官，而这两部分的显贵，亦反映着中晚唐对皇权重新塑造的努力，而这一努力在这一时期亦是卓有成效的。上篇最后一部分则以冯道为个案研究讨论了清流文化对唐末五代士人的影响，冯道出身河北藩镇，却仍旧沿着晚唐以来文学官僚的典型仕途模式发展，虽受到中朝清流右族的歧视，但并未影响冯道为清流文化体系的包容，如若不是其子冯吉早殇，冯道很有可能开创出新一代的清流文臣家族。 上篇几篇文章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副不同传统史家所描绘的“元和中兴”，但我们要知道的是，皇权权威的重新确立并非于宪宗朝是一蹴而就的，至迟代宗时就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李辅国的擅权想必是一定程度上得到代宗的许可的，不然《册府元龟》也不会将其放入“帝王部姑息条”了。上文亦说明了，皇权权威的重新确立标志着所谓“中官四贵”、“清要学士”的兴起，从而使内外朝之间重新达到平衡，而宪宗朝对地方藩镇领袖的更易更代表着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确立，而这一中兴或所谓的“元和政局”的延续更应成为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穆敬文武朝的政治局发展又朝着哪个方向所发展？何以文宗如此厌恶宦官却不延续宦官官僚化的进程反而出现了仇士良这样的传统型宦官的巅峰？ 下篇的几篇文章——《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上官婉儿和他的制作者》、《唐末五代的词臣及词臣家族》基本阐述出了作者对中晚唐的“文”的倾向的敏锐把握，其认为，上官婉儿作为新文治模式的先行者，在武后中宗朝代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其在政治上的争议所不同的是，时人对其杰出杰出文采及对文章之士的提拔作出了完全肯定的评价。而后张説也发挥了这一政治文化转变的关键作用，诚如作者所说，“张説可以说是武后创建新文治模式最直接的产物和最典型的代表，仿佛男性的上官婉儿。”这一文治的延续也随之奠定了中晚唐清流文化的形成。“清流”一词，并非中晚唐才出现，两汉之际便有士人自矜品节，自视清流。而“清浊之分”起初也仅仅对文人品格风尚而讲，直至随后“清议”、“清谈”的出现，才牵涉政治含义，而中晚唐的“清流文化”则变成了以文学诗赋进，学士侍从官为显要的文学官僚群体，这一群体不同于东晋的门阀世族，也不同于宋元明清的士大夫官僚，他们以文学词臣自居，以荣居天子制诰之位为耀，（大手笔一称呼则完全透露出这一政治取向）视轻视吏事之官，这一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也仅仅在中晚唐的政治土壤中所生长发展。而清流文臣这一群体也并非如门阀士族那般唯门第论，一定程度上而言，这一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既有寒门也有士族，而这双方的价值观虽有冲突，但其文学官僚的核心特征则是一致的，而随着几代的经营，双方的价值冲突则完全的磨合于清流文化这一体系之中。这一群体最显著的代表便是词臣，陆扬先生书中对卢文度家族的分析则十分明显的突出了这一特征。 诚如陆扬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清流文化的影响延续到五代宋初，但新的政治文化同时亦在酝酿之中，于两宋绽放出不同于唐也不同于元明清的士大夫文化。余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皇皇巨著，限于篇幅，其内容盖不赘述。 宋朝统治者实行“右文”的国策，故宋一代，士人始终作为“右文”政策的直接相关者而参与到政治建设之中，也正如余先生所论，宋代统治者也必须争取士人阶层的支持，以维持其正统性。正是这皇权与士权的双向互动，使士人阶层逐渐成熟，从而出现文彦博所语“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现象，而随后南宋理学士大夫亦以“得君行道”为期许，积极的“变天下无道为有道。”可以说，高昂的政治主体性一向是两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余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以精辟的眼光考证了宋朝的“国是”，“改革变法”、“绍述”、“建中”、“和守战”、“皇极”等一系列的“国是”皆是由皇帝与士大夫“共商”而成的，皇帝不再垂拱在上，反而与朝中的士大夫结成同盟，一齐对“国是”负责，而这一现象也深深激发了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性，而这一宋代的特殊政治文化是空前绝后的，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天水一朝思想最自由”。同时这一时期宋代新儒学的复兴运动亦轰轰烈烈的发展开来，宋儒摒弃汉唐而法三代，以先儒所传所学为根本，重新构建儒学体系，形成了“性命义理”之学的新儒学，完善了“不言性与天命”的孔子学说，从释老之学处争得新学说，从寺庙道观中争得新士人。 最后略引张载的“横渠四句”来结束本文，而此亦可最能代表宋代政治文化之显著特征。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