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章节试读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的笔记-第37页 - 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

朝廷的首要目的自然是克服东川首府梓州。“克服”应作“克复”。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的笔记-第368页 - 后记

这虽然是部尝试之作，但从当初许多想法的涌现到最终落成文字，其间经过了人生的许多变化，要在短短的后记里回顾那些对我的思考有关键影响的时刻，或者一一提到在学术上给我以指引和支持的同行师友的名字，是难以做到的。但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之所以能明白什么样的境界才是我应该追求的，首先要归功于在北大和普林斯顿为我开启学术大门的各位老师。我对唐史的真正兴趣是由张广达先生引发的，而且让我从入门伊始就认识到思想的自由和视野的宽阔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也是在他那渊综广博的中西交通史料课上，我第一次听说了杜希德先生的名字和《剑桥中国史》。对我人生与学术道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无疑是余英时先生，这一点我已无须再多加强调，需要提的是在1990年的春天，余先生的文字对我个人的冲击力可能是今日的年轻一代难以想象的，也正是因为他的文字促使我选择史学作为终生的使命。当初选择只报考普林斯顿大学也是希望能在余先生指导下学习历史，这大概是我个人平生的风格，并不给自己更多的选择，只遵循最喜欢的路径去走，哪怕是独木桥。当时对欧美汉学界动态一无所知的我，怎么都没想到就是在余先生的办公室，见到了杜希德先生，原来我一直以为在剑桥的杜公早已转来了普大。接下来的一切便犹如传奇故事一般展开。他们二位和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威廉·切斯特·乔丹（William Chester Jordan）一起对我今后的学术工作提供了最为关键性的帮助。可以说，我至今仍在使用他们给予我的巨额学术贷款。
这部小书得以完成和出版，更要归功于荣新江教授。对于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位学术上永远令我敬畏的学长，也是我真正的知音。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恐怕不会下决心回到北大任教。而对于一位研究中国中古的学者而言，全世界都无法找到第二个像北大中古史中心这样理想的天地了。中心的诸多学术上的畏友和同道，特别是罗新、朱玉麒、邓小南、阎步克、陈苏镇、辛德勇、刘浦江、王小甫诸位，总能让我感受到中古史中心的学术魅力。而过去的几年里，若无新江兄的信任和敦促，很难想象我能有意志去把我的研究工作一一写成文字。最令我感动和佩服的是他的敦促总是温和的，从来没有让我感觉是在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写作，总是能让我在感到惭愧之余产生向上的动力。
人文学者的生涯往往是孤独的，而且在生活和事业之间几乎难有分界。这样的生涯，加上我懒散的个性，给那些深爱我且对我有所期待的人，特别是我的家人，造成了许许多多精神上的负担，但他们从未对我失去信心，每每让我能在最困难的时候获得力量。Jessey通常是我论文最早的读者之一，她对学术语言的表达是否精确，有着异乎寻常的判断力，她指出的我的论述中的问题虽时常让我感到沮丧，却终究帮助我去除了大量似是而非的表达。
本书从进入出版计划到最终付梓，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刘方和张文礼两位朋友提供了自始至终的关心。作为责编，文礼的耐心和细致，以及对我的拖延症的容忍，都让我感动。我的博士生靳亚娟不厌其烦帮我核对材料、审读文字，也帮我避免了不少错误。
最后，我还必须感谢福福和宜宜两位。两人性格迥异，我戏称她们是一清一浊，两者的对照仿佛让我对唐代的清浊之辨有了更直觉的把握。过去几年，由于很多时间在北京，难以朝夕见到，但她们那澄澈而好奇的眼神，时常提醒我，认识她们内心世界的难度不会亚于认识历史本身。
2015年12月识于海淀蔚秀园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的笔记-第1页

第一篇看完了。事实上，我觉得作者的理念很好，即朝廷以把控舆论为武器，并藉此树立中央权威。刘李与中枢的两次对峙，描述的也应该算到位。但问题是，这两次作为证据的事例，其实似乎并没有充分证明了作者的观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