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的地下文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红卫兵形成了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占领校园，并掌握了部分资金和物资设备——汽车、广播器材、油印机等，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1967年初的“二月逆流”到这年夏秋的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规定的文艺——红卫兵文艺。大批红卫兵文艺作品在短期内涌现出来。 政治运动中红卫兵派系间的斗争和集团间利益冲突，使这些文艺作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其中的一些政治纠葛往往是促使某些作品产生的动因。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带有较浓厚的“派性”色彩。由于1967—1968年“文革”运动的急剧变化发展，不同派别、集团命运的沉浮、变迁，也造成这些作品本身的昙花一现。 在1967年夏天，红卫兵文艺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长征”和“红旗”两派分别排出三台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海港风暴》、《五洲风雷》。清华大学井冈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冈山之路》。中学海淀区“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老红卫兵派”排出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多幕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68年，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老红卫兵则在“老红卫兵诗歌”基础上，出现了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首先，介绍一下1967—1968年间首都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情况。在全面内战爆发和局势动荡的1967年夏季，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势力开始重新组合，形成跨校际体系——天派与地派。天派——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地派——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天地两派矛盾尖锐。 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裂、组合成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1966年6月最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出身多为干部和红五类，以高干子弟为核心。“文革”运动迅速波及老干部，在1966年11月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其中部分人便组织成立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口号！到处贴出标语“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响公开抵抗“文革”运动的第一枪。江青等人下令捣毁联动据点，逮捕其领导人员，关押在国家公安部。由于老红卫兵派在“文革”初宣扬“血统论”，执行极左路线，打、砸、抢和迫害大量平民，已丧失人心，所以“镇压”一至，立即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反对。 “联动”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联动成员当时办有刊物《准备！》。红色封皮，上书“准备”两个大字，下方空白无字。准备什么？只有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仿佛有一只无形的炸弹悬在空中，随时会落下。

前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黑暗的时期。    “文革”中公开的文学在总体上是一种“遵命文学”。在政治上“突出阶级斗争，突出路线斗争，突出同走资派斗争”；艺术上依据“三突出”的创作公式塑造“反潮流”的英雄，或人为制造偶像，或图解政治，或歪曲历史真实。如《朝霞》（丛刊）上刊登的《序曲》等中短篇小说，以及戏剧《战船台》、《风华正茂》，电影《决裂》、《欢腾的小凉河》；长诗《西沙之战》等。即使是较好一些的作品，也难免进行赤裸裸的说教，被政治风向左右，带有极左色彩，如《牛田洋》、《金光大道》等。    吉林省五院校1983年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称为“一个没有诗歌、没有小说、没有散文、没有文学批评”的黑暗萧条时期。河南12所院校1988年合编的《1949—1988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序中说：“‘文革’十年，文艺领域变成了一片白地，当然没有什么可选”。《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1987年出版）引言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可以说没有文学思潮，只有打着文学旗号的反动的政治喧嚣。”    它们共同否定了十年“遵命文学”，却又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文革”十年中在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下一直涌动着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潜流。这就是与“遵命文学”对峙的“地下文学”。    地下文学特指发生在“文革”期间，由民众在民间创作的，反映“文革”社会生活本质真实的作品。无论作者站在何种立场，属于哪个集团、派别，其作品能真实反映出“文革”生活的某一侧面，创作于民间，流行于民间，这种创作活动，都可归于地下文学的范畴。    地下文学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1966年5月-1969年4月。这是“文革”全面动乱、内战时期。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形成了新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后，红卫兵组织被解散，并强制分配下乡。干部下放“五七干校”。中央领导层的所谓“右派集团”被驱赶离京，下放三线。社会秩序逐步转入了稳定有秩序时期。在此之前的两年运动时期，主要以极左的红卫兵文艺活动为地下文学的主导。    1969年4月一1971年“九一三事件”。全国进入斗、批、改时期。诞生了最初的地下沙龙，与极左路线、文化专治对峙。这一时期的最大收获是产生了一批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1972年一1974年。“文化大革命”波谷时期。在周恩来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极左路线受到抑制，全民开始了一场潜在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特定环境下，“地下文学沙龙”开始活跃起来，并在1973年进入鼎盛时期。最后导致了一批现代主义的诗作诞生。    1974年一1976年10月，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时期。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进行全面围剿与反围剿。围绕陈毅逝世，在全民中传抄《陈毅诗词》和一批悼诗、挽词；以及一些“地下沙龙”主持人和地下文学作者被捕入狱；斗争在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诗歌运动中达到高潮。    在“文革”中，面对林彪、江青集团的法西斯文化专制造成的文化沙漠，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一方面是公开的文学专制，另一方面是“地下文坛”空前的“自由”。在地下文学运动中，产生出大量的手抄本诗歌、小说、戏剧。从现存的一批小说诗歌看，它们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文革”时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风格、流派和题材领域上对前十七年都有所反拨和开拓。尽管林彪、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残酷围剿，大兴文学狱，摧残作者，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广泛的群众自发创作的基础上，诞生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在黑暗的年代，它们“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生的萌芽”，启迪人心，愉悦寂寞，鼓舞斗志。特别是“四五”诗歌，把地下文学推向历史的高潮，促进了社会的历史变革。这样一些地下文学作品，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宝贵的遗产之一。特别是其运动本身，为我们留下了文化、思想、政治和艺术的丰富历史经验。    地下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广泛的群众性参与、思想上的独立精神和艺术的创造性。    地下文学产生于丰厚的民众土壤之中。“文革”的文化禁锢和缺乏文化娱乐是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广泛的自发创作也是史无前例的。人民大众对文学艺术表现出的空前热情，是产生出众多文学作品的根本源泉。人民群众不顾压迫、收缴、查禁，甚至批斗、坐牢，仍然隐蔽地进行创作，并通过不公开渠道传播手抄文学作品，使林彪、江青集团屡禁不绝，屡剿不止。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上最广泛的民间创作活动时期。    一些优秀地下文学作品凝铸了作者的深沉思索、真性情、真歌哭，与“文革”虚假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作品还灌注了作者的鲜血和生命。    地下文学产生于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它是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文革”运动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摧毁扫荡，对作家的残酷迫害，以及大规模的焚书、禁书活动，造成了传统继承的中断。这使得地下文学先天营养不良。“文革”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十年地下文学运动的历史充满了矛盾冲突，迂回曲折。几乎每隔一二年社会就会产生一次政治震荡，使得地下文学总是站在歧途上，被迫进行不断抉择。但也正是这种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困境，又给地下文学提供了彻底的“解放”，对以往的文化和政治传统进行严格的批判和选择。“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被一些作者摆脱。通过对前十七年某些“左”倾文学传统的反拨，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民间文化汲取营养，创造性地表现自己所处的现实生活，这一转折是极其可贵的，它开辟了当代文学的新方向。    早在“文革”前的八九年，某些“左”的宣传、教育造成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左”的情绪。这种“左”的路线在“文革”更是登峰造极。“文革”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通过高度控制的文化艺术，从新闻媒介到样板戏，从报刊社论到毛泽东语录等社会话语，时时刻刻将中国人民团团包围，使之失去独立思维能力，乃至丧失自身个性，甚至失去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和共和国一同降生的一代青年，从小被灌输了满脑子似懂非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观念、理论。“文革”中，他们中很多人变得语言粗暴，行为乖张，丧失了正常思考能力。他们普遍缺乏个性，完全被极左话语所包围和左右，成为被政治野心家们操纵的傀儡。    对“文革”运动本身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意识的萌生，必然是以挣脱“文革”话语的羁绊为先导。地下文学运动通过对“文革”话语的反叛，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运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人民群众、知青内部的思想交流，从而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这是地下文学的巨大贡献。    “文革”初，当“红卫兵文艺”浪潮兴起时，在极左的“红卫兵语言”中已经潜伏了一种独立意识和新话语。“红卫兵话语”的形成，也导致、促进了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知青话语”的发育、成熟。对“文革”话语的突破，抛弃极左语汇，创造新话语，这促使一个有内在凝聚力的独立的知青群体形成。通过地下文学，青年与广大人民群众更快地觉醒，最终与江青集团形成对峙。地下文学与遵命文学的对峙，本质上是两种话语的对峙。    这种文化对峙，在知青诗歌中表现为对红卫兵时期“政治抒情诗”（奠基于前十七年）的扬弃，通过郭路生、依群的形式革命，向现代主义诗歌倾斜。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中，则从民间土壤中寻求养料，摸索途径，更新语汇。在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中，则主要通过旧体诗词传统，努力替换“文革”话语等。    地下诗歌对形式的试验，本身就是对“文革”现行文化专制的挑战姿态。在地下文学沙龙中，特定的语言方式，契合了这一群体的内在感觉。这种对当时沙龙中人并不难索解的诗歌，却在“文革”后的诗界引起轩然大波，其后朦胧诗又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种风潮。    由于目前对“文革”地下文学十年中产生出的地下文学作品搜集尚不够全面、充分，所以不便对其成就作总体估价。但就目前已搜集和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看，在“文革”十年确实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诗小说《波动》；现代主义诗歌倾向的童话诗、先锋派诗；旧体诗《龙胆紫集》、《扎洛集》；散文《阿巴嘎的春天》、《雅干锡力日记》等。这些作品同“文革”后十几年的优秀作品相比，艺术水平和思想认识深度并不逊色。前者曾对后者产生过深远影响。    当然，对地下文学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它自身有许多明显缺陷。它长期缺乏理论上的指导，显得相当盲目。作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缺乏组织，阵营散乱，没有较为统一的宗旨，加上先天营养不良，创作随意性大，不免流于粗疏。    本书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文革”十年地下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因为地下文学的研究工作尚在初步，本书以搜集、汇编、归纳有关地下文学十年的资料为主要任务。    本书尽量形象地介绍环绕地下文学运动的社会、政治背景，追溯、探寻这一运动的起源和背后的动因。尽量历史地体现不同时期运动的特点和多侧面，揭示这一运动发展过程中深层的规律。    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这一运动，本书用一定篇幅介绍环绕地下文学的边缘活动。    对于“文革”中的手抄作品，因为有些是原始第一手材料，考虑到不加称引，势必从此湮灭，所以尽量加以引用。有些已公开发表的材料，为了读者查阅方便和考虑本书的全面性，也适当占有一定篇幅。考虑到有些材料价值较高，包含有历史、政治、文化史、思想史多方面的内涵，还是加以尽量引用。

媒体关注与评论

四十年过去了，读杨健的《1966—1976的地下文学》，回头遥望那个年代，重温那些熟悉的名字，过去的岁月迎面而来。“文革”中，我认识了一些对我一生极为重要的朋友，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获得了生命的底蕴。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成长、生命轨迹能给当下的年轻朋友提供一种参照。    ——徐晓（《半生为人》作者）    中国当代史中从来不缺乏真相，但探究真相却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本书之价值不仅在于揭示“文革”地下文学的真相，因此具有拓荒的意义，还在于它在方法论上的正确指向，即真相在于“地下”，真相在于“民间”。这一种方法论即使在本书出版2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刘小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知青史——大潮》作者）

后记

这本书第一版是在出版社催稿下，用四个月写成的，其中还包括钻图书馆、跑采访。在匆忙“交卷”时，心中不免有些恍惚。    作为本书这样一个大题目，至少应该有四五十万字的分量。“文革”中最具特色的政论文、小品文、杂文因材料不足，只是一笔带过，是一桩憾事。特别是，本书内容多集中在首都，外省市材料有限，可谓挂一漏万。以现在这样菲薄的成绩交卷，实在有些汗颜。希望它能为“文革”文学十年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笔者采访当年的当事人，一般回避询问——“文革”仍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即使提供材料的人，也吩咐不要挂名，包括提及的人名也请笔者在书上免提。万不得已，有时只好化名。    对于书中收入的作品，笔者试图避免下过多结论，只作了必要评点、提示。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深感具体历史问题实在不易置喙。部分也出于对提供材料人的尊重。总之，本书材料比重偏大，而理论归纳、总结不够展开，我想，只要材料在，过若干年会有公正、明确的定评。当然，凡是本书疏漏和错误之处，笔者当文责自负。    本书大量引用了“文革”后公开的诸多材料和他人的文字。这些作者的名字及书目、文章列于书末，可供进一步查阅。    本书写作中受到不少朋友的关心、帮助，特别是一些以往并不相识的同志，承蒙他们热情接待。他们是张淑文、李家平、李晓龙、郭小林、杨桂香、郭赤婴、林证、徐晓、张扬、邢奇、朱宗强、董兰娣、杨军等同志。    杨长征同志曾为本书提供诗歌材料。姚莽老师、郭赤婴同志曾通阅全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衷心向他们致谢。    在编写此书时，笔者力图加强它的资料性。希望此书不仅使读者了解“文革”地下文学10年的概貌，也能成为理论工作者的一本资料集、工具书，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本书存在的诸多不足和错误，请读者、专家加以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本书再版时加以修正、补充。    一九九二年十月于北京虎坊桥取静楼

内容概要

杨健，男，1952年生。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著有《中国知青文学史》（工人出版社，2002），《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口述初录，合作采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还著有编剧写作教材“剧本写作初级教程”（合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7）。

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

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

·一个长期缺乏文学艺术，甚至没有正常娱乐生活的漫长时代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扫荡了“旧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纪元，冲在最前面的是“红卫兵文艺”和“红卫兵文学”。

·这种“新文化”出现时，也有片刻的新鲜感，但最终掩盖不了自身的贫乏和苍白。

·“红卫兵歌谣”折射出“文革”时代的审美标准，最常用的词汇是：老子、杀、砸……横蛮、粗野是美，典雅、温文是丑，稚气未脱，又霸气十足。

·“无产阶级新文化纪元”

红卫兵文艺的高潮：1967年夏-1968年秋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

话剧·舞剧·史诗剧

大联唱：《红卫兵组歌》

红卫兵话剧的顶峰之作：《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老红卫兵诗歌创作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第二章

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李坚持、黎利地下沙龙（1967-1970）

·脱离了政治斗争的红卫兵，做了“逍遥派”、“颓废派”，游山玩水，读书写诗，成为文艺沙龙的雏形。

·知青下乡后，大城市一片肃静、冷落，留城知青和从乡村逃回的知青在沙龙里重新聚合。

·司马丽是地下文学悲剧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她在狂狼滔天的社会中绝望挣扎，最后甘于毁灭。

·在“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人心灵深处不曾掀起“九级浪”？

·1967年北京文艺沙龙雏形

黎利等人的文艺沙龙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逃亡》

第三章

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1970-1973）

·食指、多多、芒克、北岛、史铁生、依群……代表千百万知青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舔吮身上的创痕。

·朦胧诗虚无缥缈、纯洁稚弱，经不起现实阳光的照晒。

·这是知青们的心理需求.——固守自己美妙的童话世界。

·大量下乡知青逃回城里，或各寻出路；而城市知青则尽可能躲在避“风”的地方。

·现实的严酷是“童话”存在的充足理由。

·随着1974年政治局势的严峻，“童声”合唱很快消失。

·精神“教唆犯”赵一凡与新诗歌运动

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

新诗歌第一人：郭路生与《相信未来》

X小组的覆没及郭世英之死

形式革命第一人：依群

知青“幼稚病”与童话诗

第四章

黄金时期与“白洋淀诗群”的产床——徐浩渊地下沙龙（1972-1974）

·1971年夏，岳重读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甜甜的东西。

·1972年春，多多反复地看岳重的一首诗，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他。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他对它有气！

·1973年起，多多和芒克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

·徐浩渊和她的沙龙

白洋淀诗群三主将

诗歌的“决斗”

黄金时期的结束——寒流袭来

第五章

“知青歌曲”的泛滥

·知青歌曲是知青上山下乡真实生活的写照，是他们在清苦岁月中的自娱。

·知青歌曲前期多表达悲壮、凄婉的思乡情绪，后期更多是对生活的幻灭感。

·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浸透了知青的青春血泪。

·知青悲歌是在那段岁月中用真诚的心灵谱写的。

·上山下乡清苦生活的自娱——知青歌曲

《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

“火车，火车，慢些走！”——知青离乡曲

“世上人，讥笑我，精神病患者”——知青悲歌

“请你忘记我”——知青情歌

第六章

军中地下文学活动

·知识青年大量入伍，军队中也出现了许多知青文艺圈子，不同城市的知青分帮聚合，交流手抄本小说、诗歌。

·当时的女兵的诗作中，最时髦的题材是“海”。海给予她们梦想的天地，成为自由、青春、乌托邦的象征和寄托。

·西安第二军医大学文学沙龙

女兵之作

第七章

知青文学

·1969年后，知青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理论争辩，造成朋友圈子的冲突、瓦解和重整。

·从长诗《决裂·前进》和《生活三部曲》中可以窥见知青内部的分裂和蜕变过程。

·“怀疑派”的诗基调是灰色的，仿佛更长的诗全是废话，一刀下去就要见血。有时，他们又显得怒气冲冲、心烦意躁。

·对下乡知青来说，丢弃了“旗帜”、“口号”，他们将一贫如洗，那将是一种可怕的境地，他们唯一可行的只有固守、等待、憧憬下去。

·小说《波动》是知青部落内部世界的揭秘之作，处处表现出“优雅”和“粗暴”的强烈对比。

·《决裂·前进》、《生活三部曲》——知青群体裂变、蜕变

反叛的诗歌与诗歌的反叛

从黑暗和血泊中升起的星光——知青小说《波动》

马背诗篇——内蒙古牧区知青文学创作

第八章

旧体诗词在“文革”中的复兴

·“文革”中旧体诗词被视为封建黑货，列入扫荡对象之列，但有人不顾文网密织，反其

4道行之，把旧体诗词作为打破八股的高雅艺术手段。

·九一三事件和陈毅逝世，促进了全国范围的旧体诗写作和传抄。

·在五七干校进行改造、阅尽兴亡后的诗人，所发之声大致凄楚苍凉；也有的诗人更加倔傲，不屈不挠。他们的诗作记录了当时真实的思想感情

·《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

成年知识分子们的地下诗作

两个事件与手抄旧体诗的流行

一个写旧体诗词的知青圈子

第九章

郭小川、郭小林父子对床夜雨

·郭小川、郭小林父子在“文革”中共同经历了一段曲折、艰辛的心路历程。

·父子二人先后踏上了地下诗歌的创作之路。

·曾被誉为“时代歌手和号角”的郭小川，在运动中被监禁、打骂、剥夺了写诗的权利，满腔忠诚被视为粪土。

·经过漫长的反思、磨炼，郭小川终于一拳打碎了心牢，1975年写下“文革”十年中最负盛名的地下诗歌：《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

手抄本的作品都是作者用心写成的，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字上浇注你的血泪，那它就根本不值得别人去抄写和传诵。

送给毛泽东的红苹果：《誓言》

疾风暴雨中的郭小川

“坚持派”的代表作《大雁》——致郭小梅、郭小惠

埋在坝下的诗篇：《团泊洼的秋天》、《秋歌》

第十章

监禁文学的诗人群像

·“我就是因为不会给他们磕头下跪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以后，我还要凭着这点骨气活下去！”——陶铸

·“爸爸变了棚中牛，今日又变家中马。……只怪爸爸连累你，乖乖儿，快用鞭子打！”——流沙河

·“如果说我是罪人，那么，这样的罪人越多，人民越少受罪。”——张志新

·“重上战场我亦难”——圈禁中的诗人陶铸

独树一帜的流沙河

悬崖边的树：“胡风集团”分子曾卓、牛汉的命运及诗作

“升华起来吧，我的诗行！”

张志新：《谁之罪》、《致爱人曾真的信》

第十一章

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

·1974年在“批林批孔”的大局面下，一场全国范围对地下文学的围剿开始了。

·各地公安机关奉命查抄手抄本，追查来源。在围剿中，许多“现行反革命分子”、“利用小说反党”的活动被清查出来。

·仿佛秋末的寒蝉，文化沙龙纷纷解体，文学知青分散隐伏，地下文学的冬眠期开始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九级浪》作者毕汝协的“漏网”

“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

张扬与《第二次握手》

第十二章

爱情文学与性文学

·“文革”时代社会舆论讳言爱情，甚至抹煞两性区别，把男女关系简化为“同志”、“战友”，试图用政治观念消解两性关系。

·在爱情题材方面，地下文学中突入禁区没有丝毫犹豫。它们大多有着一种幽郁之美，这是那一代人对爱情生活的特有体验。

·焚书的结果，使旧言情小说以手抄本方式流传开来，真是始料未及。

·禁区——“文革”中的爱情文学

地下文学对爱情禁区的突破

性文学与性意识的萌动：《曼娜回忆录》、《少女的心》

旧小说的浮起：《塔里的女人》

第十三章

民间口头文学

·“文革”是一个荒诞的年代，荒诞是讽刺和笑料的制造器。

·“文革”中大量笑话涌现出来，广泛流传。

·“文革”中流布最广的故事当属《梅花党》和《一双绣花鞋》。

·“文革”中的笑话

《血的锁链》、《梅花党》、《一双绣花鞋》

第十四章

“文革”中的秦城监狱秘密写作

·“文革”后幸存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李英儒创造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在监狱里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合计百万字。

·李锐在秦城监狱用紫药水进行写作，狱中诗作后来结集出版，名为《龙胆紫集》。

·李英儒：八年秦城，两部长篇

狱中吟——李锐与《龙胆紫集》

第十五章

丙辰清明天安门运动前前后后

·“赤县山崩擎柱铁，黄钟玉毁扶轮月。民族魂，大地不能埋，海难灭！”——陈明远

·“人民的眼泪是封锁不住的，一只手岂能把十六亿双眼睛尽遮！……当心！它们全是熔化了的铅弹，冲出来就能洞穿你们的心窝！”——郭小林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北岛

·一月的哀思和愤怒

所谓的“周总理遗言”

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见闻

清明节后地上文学与地下文学的斗争

丙辰狱中诗作

尾声

未完的结局

后记

参考书目

收起全部

编辑推荐

《1966-1976的地下文学》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文革”十年地下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因为地下文学的研究工作尚在初步，《1966-1976的地下文学》以搜集、汇编、归纳有关地下文学十年的资料为主要任务。

作者简介

文学——社会思潮的风向标。“文革”十年，文艺界一片萧杀。但是在地表的高压和萧杀下，却生发和涌动着激情澎湃的思想岩浆。包括红卫兵文艺、新诗歌运动、知情歌曲、知青文学、手抄本、民间口头文学等，在城市的街道上，在农村的谷场上，甚至是干校和监狱里，到处都有地下文学的声音。本书对“文革”十年的地下文学进行全面的梳理，原汁原味地呈现大动乱年月的民间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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