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章节试读

《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的笔记-第37页 - 第二章 时间

首先放上弗兰克·安柯斯密特本章论述纲要：这是西方哲学家对“历史”本质的追寻，就如同文学学者讨论“纯文学”。但我们应明白，这些是建构出来的，因为探索真相需要“概念”阐释作为媒介，探讨“概念”过程已经是某种建构的过程。事实上，这部哲学专著从书名到章节名也极力彰显“辩名之作”的身份。这里，我想联系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作一点引申。
首先，作者认为，“纪年和编年史没有成功地将意义赋予过去”，其论述比较抽象，就我理解简单举个例子：目前采用公元纪年法，也有“20世纪中国文学”、“18世纪欧洲文学”的提法，但事实上，公元的整年划分并不和历史进程同步；其次，明克认为时间与个人生活史的紧密关联，作者也较为反对卡尔所提，认为他将生活等同于叙事，是落入极端，“典型历史概念并不预设（如人物、个体这样一些概念所具有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而是创设统一性和连续性”。总之，“统一性和连续性乃叙述整合的产物（自足的历史综合），而非过去实在面貌的写照”。这其实能帮助我们理解《史记》所开启的纪传体历史叙述。
纪传体正史一般包括纪、传、志/表/书等部分：纪约略相当于作者所讲的“编年体”；传则是记述“变化的持续主体”，具有典型性；志、表、书暂且当作是专题史。这样的大拼盘看似弥合了各体式的缺陷，实则更露骨地展现了史官的史观——并非修“史”，而只是“叙述”。对“变化的持续主体”的选择即是建构。二十四史鲜有提及民间文艺活动、方外之事者，也正源于此。这大概也是梁任公言二十四史乃二十四姓家史的另一条注释吧。

《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的笔记-第31页 - 第一章

有两个信条贯穿安可斯密特的研究：1）历史哲学的任务是理解历史著作的特质，而非评判或对其作出规定；2）历史著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以供哲学反思，但哲学家尚未学会正视它们。从第一个信条出发，安氏认可海登·怀特的巨大成绩，同时指出史学著作关涉于真，因此纯用叙事学方法分析，对史学的特质有所未尽。他第一本著作《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1983，译本：大象，2012）用分析哲学的技巧分析历史文本，提出了叙述实体概念，来刻画这个特质。从第二个信条出发，安氏在《崇高的历史经验》（2005，译本：东方出版中心，2011）指出存在无主体的经验，尤其可以在历史研究这个场域被发现，再凭借这个概念质疑语言转向之后的语言中心论，和多少脱离了语言中心论，但不净尽的伽达默尔、罗蒂等人对话。
但他从早期的叙述实体经由“历史表现”（《历史表现》，2001，译本：北京大学，2012）再到经验的变化不太被认可。如Peter Icke, Frank Ankersmit’s Lost Historical Cause: A Journey from Language to Experience，该书前言对安氏的批评可谓狠辣，以至于区分出一个早期的，“好”的安可斯密特和《崇高经验》一书的安可斯密特，说这本书只可谓关于记忆理论的研究，与历史理论无涉。
再到本书（2012，译本：2015），从书名上看，安氏撤回到历史理论的传统论题，亦即从分析哲学移用来的论题，在他的“历史表现”概念下加以重思。而内容从第八章“在场”开始，接下来讨论“经验”两章，再到“主观性”，又回到了《崇高经验》一书的核心关怀，尤其“主观性”一章，几乎可以说连风格都达到了崇高。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安氏之前著作的一个总结，在前半多征引《叙述逻辑》《历史表现》，而后半则是《历史表现》《崇高经验》，而且对后者中提出的一些论点做了修正。
本书风格一如既往，极为广博的征引及以此为基础的对话，和手段多样而有效的论证及驳论。在前者，书中涉及到的如荷兰画派和马格利特的画作-贡布里希和丹图的艺术哲学，黑格尔-海德格尔的大陆传统，维特根斯坦-戴维森的分析传统，兰克+洪堡-狄尔泰的历史主义，少不了的罗蒂，以至歌德的色彩论，卡夫卡、库切的小说，以及最重要的例证，赫伊津哈，针对这位伟大史家的文本分析非荷兰人不能办。论证技巧仍多见类比比喻论证，有时类比过长，比喻过僻，反而对抓住论旨有碍，驳论惯用归谬法，用得也是好。
本章第一节先声明“关于历史写作的历史主义说明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予论证，用全书每一页的阐释来表明论证”。接下来梳理攻击历史主义的新康德主义自身的衰落，引述罗蒂，略述终结了它的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分析传统中戴维森驳倒认识图式概念的呼应，但海德格尔清理了认知中心论之后局限于个体存在论，打开了通向历史之门却又止步，因为历史毕竟是主体间的事情，导致罗蒂后期也没有再探索这个论题。然后撮述兰克-洪堡的历史主义，尤其是他们的历史理念概念，指出后代学者对这个概念的批评及抛弃没有道理：类比明克（L.O.Mink）对普遍史的批判，认为他们基于“历史理念不对应任何历史实在”的批评不能成立，因为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这一观点本身即不成立，借此提出历史理念完全可以栖身于历史表现之中，并成为历史学家建构过去时可以依赖的规则，历史理念能解释某一历史对象，恰因为这样建构的叙述有解释力。这样一来，历史主义中的伟大史家如梅尼克、赫伊津哈等人对过去的看法就可以说是相当正确的。
本章最引人兴趣的大概就是第六节掉笔探讨黑格尔的辩证法。大量引述Beiser，其论兰克与黑格尔的相似和深层相异也和Beiser撰写的《布莱克维尔黑格尔导论》中“兰克与黑格尔”一章的论点如出一辙。核心点即在于这个纠缠和异辙中体现的，兰克虽然和黑格尔一样采用了历史理念做基本概念，但不能接受黑格尔基于此而做的历史全盘理性化，而将该概念用作认识论概念，因此也就不能如黑格尔一般让它运动起来而使理论融贯。
安氏在此的关怀是，警惕于康德认识论造成的主客分裂，而对黑格尔吸纳了斯宾诺莎之后主客一体的哲学理念深抱同情。进而指出兰克把历史理念单用于认识论是向康德的返回，为历史主义定下了认识客体的基调，导致历史理念可以栖身于历史表现这一点被长久地忽略了。接下来在“经验”章这个主调会重现，在那儿安氏论述先于语言的“经验”如何可能，又如何在主客一体中完成历史表现。而在最终章“政治”中安氏更显明地表明了其关怀何在：借“理念”统整日趋碎片化的历史学，而政治史是各门历史学的基调。大略言之，就是如何在由人进行的研究中，不忘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