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巨变》书评

《山乡巨变》：揭密小说隐含着的肉欲的伏线

《山乡巨变》：揭密小说隐含着的肉欲的伏线以前只看过贺友直的连环画，没有细读过小说。在连环画先入为主的情况下，以为小说的情节也会是如此简约的，但是看了小说之后，发现贺友直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小说，贺友直把周立波的小说发展成了另一种格调，在连环画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平静的淡淡的无奈，而小说里的那种火辣与激昂，在连环里却没有了。贺友直兴至所来，往往按他的习惯与方便，改变小说里的对实际场景的界定，比如小说里明明写的邓友梅坐在椅子上，但贺友直的连环画里，却画的是她坐在凳子上（当然我可能记忆错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小说里，周立波表现的世界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强悍的，富有冲突的，但在改编成连环画的时候，减弱了人物的心理状态与情境的描写，因而大段大段只有在小说中可以表现出来的激烈的冲突，在连环画里基本没有涉及。而遗憾的是，贺友直根本没有画完整个小说。连环画1—3册，表现了小说上部的内容，但下部的内容，在第四册中仅表现了前七章。之后，如果按贺友直前面的绘画进度来看，还应该再画两册，而实际上，小说的下部并没有多少人物性格的进展。其实当时贺友直可以简略地把下部画完，这样，这部经典的与小说几乎是异曲同工的作品，便可以成为完璧了。而周立波的小说的共性的缺陷，似乎都是在下部中显得内容松散，结构乏力，情节冲突严重弱化，几乎不像是同一个作家的小说。这在《暴风骤雨》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上部中，小说结构紧凑，一环套一环，矛盾冲突叙写得相当鲜明，但一到了下部，便枝蔓丛生，描写拖沓，在《山乡巨变》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上部的人物性格得到充分的螺旋式的推进，但到了下部之后，小说的内在结构便已经松松垮垮了，人物性格基本没有什么进展，小说成了表现农村生产的特写——实际上就是插秧、挖泥、抗洪等事件的乏味交待，人物从属于事件，也让位于事件，令下部大失水准。从小说的情节来看，可以明显地看出，受到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强烈影响，无论是在情节还是在语言上都有着极其雷同的相似性。周立波对农村小说的结构确立上，就很鲜明地可以看到，受到肖洛霍夫的影响。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始终有一个外来的视角，这就是由城里下沉到农村里推进合作化运动的达维多夫这个人物，由这个人物来透视农村里的各色人等。在《暴风骤雨》中，我们也看到了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成员老萧主导了农村里的土改运动，并通过这一个触发点，表现了农村中的各种动荡与变化。在《山乡巨变》中，邓友梅这个外来的形象特征，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周立波前作的结构设计，其实都可以溯源到《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来。小说里那个头脑糊涂、为人热情、爱搞笑的亭面糊，也可以在肖洛霍夫笔下的“狗鱼大爷”身上看出相似性，这一点，《山乡巨变》的俄译者也是特别作出强调的。而反革命分子龚子元暗中进行反革命暴动，他家里窝藏着一群反革命的团伙，公安部门从其家里的大量的烟蒂判断出他家中的人员数量，这一情节，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也有着如出一辙的前科。肖洛霍夫小说里的反革命分子也是因为家里藏着有着同样的目的与动机的匪徒，而被发现的。《山乡巨变》里的刘雨生因为一心扑在合作化事业中而导致妻子的离开，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作为小说里三巨头之一的领导干部安德烈，其同居的女人因为拒绝入社，而与一个非常低贱的男人结合到一起了。这一切，周立波不管是有意无意的进行了模仿与学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周立波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似乎是通过这种翻译作品而对肖洛霍夫的作品进行了亦步亦趋的解读与学习，这使周立波的作品里总是不由自主地烙印上了肖氏作品的痕迹。周立波虽然在创作追求中，一直强调要有中国民族特色，但周立波骨子里接受的文化教育，仍是欧化的，从他早期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小说里喜欢用曲折离奇、冗长有力的欧式语言，这种基本的语言基调，一不小心还是非常容易地从周立波的小说里凸现出来。后期作品中，周立波对民族风格的追求，恰恰是他对欧式文学的基调的一次反拨，但这依然无法改变他的骨子里的欧式文学基础。在周立波的小说里，其实始终潜伏着一个强烈的带有肉欲气息的灵动的感情关系。这是与其它合作化小说完全不同的地方。周立波毕竟不完全是一个农村作家，他接受过欧风美雨的强烈熏陶，这使得他在小说里，仍然给予人物的情欲以一种欲罢不能的正视与重视。即如邓友梅而言，她在小说中出现的年龄，在二十多岁左右，结婚时间也不久，丈夫在另一个相距不远的地方工作。小说里没有忘记表现邓友梅对丈夫的一种奇怪的情感，这是分居女人必然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在小说里，那些与邓友梅提及家庭关系的人，都是劝邓友梅不要与丈夫分开，实际上，乡民们有一种强烈的潜意识，就是对人物的情欲有一种特别的关注，这种关注表现在对邓友梅的态度上，就是劝她不要离开自己的丈夫。比如，亭面糊的妻子盛妈就直接地对邓友梅说：“少年夫妻，分开不好啊。”邓友梅问有什么不好，盛妈却又不肯明说。为什么乡民们会产生这样的强烈而又带着古怪、欲说不明的建议？分析一下邓友梅对男人的态度，我们就会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口风。邓友梅年龄不大，但对男人的认识，非常的理性。在上部十九章中，她提醒盛淑君不要过早地生育，过了片刻，她又旧话重提，对盛淑君说起了成人的私房话：“当心啊，男人家都是不怀好意的。他们只图一时的……”邓秀梅没好意思说完这句话，跳到下边这话了：“要是孩子生得太早了，对你的进步，会有妨碍的。”可以看出，邓秀梅对男女之间在欲望的天平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的，作者的不加言说的潜意识中，把邓秀梅设计成一个非常理智的深刻的对爱情有着非同一般认识的女性。这种认识的根源小说里自然没有提及，但是，我们却可以变相地看出，不排除邓秀梅从丈夫那里获得了对男人的理解，而她之所以克制着与丈夫在一起工作的愿望，可能正是因为她对男人的那种强烈的“不怀好意”的欲望的抵制，她不想受制于男人的那种如潮水一般的欲望，从这里，我们正可以看出，周立波并没有把邓秀梅纯粹地写成一个不谙男女关系、假装对男人欲望视而不见的革命女子，而是始终界定了这个人物对于男女之间肉欲成份的深刻认识。这样才会有她对于年轻女人的半是忠告半是威胁的规劝。邓秀梅实际上已经确定了小说里的人物的关系的基调，正是在这一基调下，作者以红楼梦式的曲笔，描写了各式人等的表象上看总有一些古里古怪的爱情模式，而这背后，都有着欲望的成份在蠢蠢欲动，在蛊惑着各个人物的看似奇怪的行动。邓秀梅为什么对盛淑君要突出男人的“不怀好意”？要对盛淑君提出不一样的忠告？其实，这与盛淑君的家庭背景与感情历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小说里，淑君有着一个在乡民的心目中属于“风流成性”的母亲， “在娘屋里做女时节，爱了一个人，后来出嫁了，两个人还藕断丝连”。父亲早已去世，与这样的母亲呆在一起，她有没有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从小说里的笔墨看来，她其实就是她母亲当年的翻版，她年龄在十八岁到十九岁之间，情窦初开，但已经心有所属，而男方却相对于处于守势，而她始终占据在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状态。对她母亲的过去的历史，小说里并没有详加交待，故意留下了“罗生门”式的纷纭的传闻，但综合乡民们的各种声音，大致是她母亲在娘家的时候，有一个相好的，后来嫁给了别人，但与相好的仍是藕断丝连，从这里看出，淑君的母亲也是早熟的，淑君在这一点上与母亲很是相似。在母亲一辈的男女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受到伤害的是女方，即淑君母亲这一方，因为对于男人来说，偷情不过是他的风流浪漫的一个花絮，而对于女人来说，则是她的一生中的污点，甚至会影响到自己子女的未来（《诗经》中的“氓”一篇中就曾经明白地传达了中国文化对女人迷途的告诫）。在小说里，大春及大春母亲对淑君表示的不满，都是因为她的母亲的风流传闻，可见，一个女人的在男人“只图一时”的攻击与左右下，往往要受到很大的牵连，甚至可能是自己的下一代的名声，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邓秀梅才对淑君有了不一样的劝诫。大春与淑君的爱情归属如何？小说里不着一词，从这个角度来讲，《山乡巨变》更像一个山村浪漫曲，对现实中的丑恶与阴暗部分作了彻底的删除与回避，把乡村写成了一个一尘不染的纯净世界，只是在人物的片言只语中还残存着现在人世的严酷的警戒。在小说里，我们看到，淑君与大春的爱情，是在淑君的步步紧逼的诱导下，才达到“接吻”、缠绵的境界的，实际上淑君已经超越了邓秀梅的警告的范围，她与大春显然已经走得太远了。在下部中，大春到城市去当工人了，这一摧枯拉朽的影响，实际上完全意味着一个爱情的完结，乡村神话在城市风浪中往往是不堪一击的，这样的悲惨的事实真是不胜枚举。在《创业史》中，生宝的恋人改霞到城里去当工人了，这意味着她与生宝的爱情永远在水一方，这是无情的现实。乡村浪漫曲只能局限在乡村的天高地远的情景之下才能成立，一旦远离乡村的氛围，走入高速运转的城市情境，爱情便要重新设定与改写。但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没有那种残酷的心态，去抒写一个令乡间女人失望的悲剧性结局，这个结局淑君很可能要重新走她母亲的悲剧性的老路。这是城乡差别导致的另一种爱情变异。实际上，从大春与淑君在小说里的浪漫的至尊式的爱情来看，合作化小说中的男女爱情，实际上抬高了一个乡间女人的地位，因为在合作化时代，一个普通乡民的价值，已经被国家置于一种社会主流的舞台之上，他们的一举一动、喜怒哀乐都体现着一种国家的意志，无形中他们的尊严与地位也被置于国家核心的中心聚焦之下，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小说里的大春与淑君在山村里的一次夜间播撒情话与情感的散步，才具有了超然物外的世界的核心地位与意义，才使得我们认同了淑君与她的男友在山间的傍行，已经使他们的身边的一切都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世界中心的地位。试想一下，在合作化之外的小说里，我们会看到一对男女在一次夜间的漫步中，能够产生一种世界中心的神圣感觉吗？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合作化小说虽然描写的是一个后来被证明是失败了的运动，但是它在复现那个时代情境的时候，始终是把小说里的那些在之后的年代里被视作凡夫小辈的芸芸众生推到了最核心的历史舞台，让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承载了历史前进的音步，反射着社会的激流与风云。当合作化被历史旁置之后，那些曾经在这场运动中担当着主角的乡村的男男女女，也被扫入了偏僻的旮旯，不再有人问津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形式的失落。这种失落在周克芹的小说《山月不知心里事》作了敏感的再现。然而，周克芹观察式的失落不过是乡村沉沦的一种最后的绝响，这种绝响以后再也不会在农村小说里被提及，因为乡村已经被彻底地边缘化与旁置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合作化小说是农民们在舞台上的最后一次露脸，当他们随着合作化运动解体后，农民们也回复到了一盘散沙、无人问津的状态，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被认可的与再现的，也只能是他们的被遮掩了的情欲，而他们的情感部分，绝对不会有周立波这样的作家在这里进行善意的用邓秀梅的话音进行点拨与提醒。从这个意义上讲，周立波也是一个最后一批向农村少女述说着他的关爱的作家之一。这个作家还包括浩然。淑君的爱情，不仅是邓秀梅予以关注，其实也是小说里最值得人关注的爱情。她的身边，实际上面临着一个截然相反的爱情选择，一方面是二流子符癞子，另一个是大春。这构成了小说里的一个三角体系。符籁子在小说里是以丑化的形式来表现的，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乡村里随处可见的好吃懒做的那种类型，而且他还具备了恬不知耻的特点，在小说里，他在山上遇到盛淑君之后，采取了霸王硬上弓的办法，被淑君严词拒绝，但为了整治他一下，约他次日晨会于某一棵树下，等到次日符如约赴会的时候，淑君安插在树上的伙伴们对这个带着色鬼的二流子进行了夸大其词的惩治：向其扔石头。这个情节显然是编造的，而且还有着原型，但足以说明淑君的热情，是有着明确的方向的，这就使得她的爱情之箭在瞄向大春的时候，保持了一个女孩的忠贞与坚贞。她对一个不爱人的爱情，以一种对付骚扰的惩戒方式对付之，而对一个心心相印的恋人的爱情，她则是主动投怀送抱，不惜用她的身体来抚慰与获取对方的爱情。在这个三角中的一方符癞子这一个角色，又牵连着另一个在小说里占据着同样地位的三角关系，就是符癞子、刘雨生与张桂贞之间的三角关系。这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关系，同时又带着一种令人难以读解的谜一样的关系。张桂贞为什么要与雨生离婚，在小说里，通过各种角度，说张桂贞风流成性，似乎不安于固定的夫妻生活，而她表面离婚的理由，是雨生从不顾家，让她在家里忙里忙外的。但是奇怪的是，她后来嫁给了符癞子，这更是一个好吃懒做的男人，而且在下部中，他已经到城里去上班了，张桂贞这时候却改变了自己的过去的作风，参与到社里的农活中来了，为什么刘雨生无法改变她，却让她坚决地离开呢？而那个符癞子却可以使她投入到合作社的事业中来呢？从小说的用意来看，是想说明刘雨生不怕妻子与他分离，仍然坚决地投入到合作化事业中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却是刘雨生为什么没有能够相帮着他的妻子加入到合作化的大业中，反而是那个猥琐丑陋的符癞子实现了张桂贞的作风转变呢？这可能是作者没有考虑到的，但是通过小说的枝微末节，我们倒是能够感受到，刘雨生可能太缺少一点风情，这才是张桂贞不满的原因。刘雨生有眼疾，这可能是一个外在的男人阳刚不足的表现，但更可能在影射着雨生在夫妻生活中同样带有着盲疾，这才是张桂贞迫切要另外寻找一个“坏男人”的原因，至少符癞子对男女风情有着一种超能的兴趣与追求，从他死叮蛮缠淑君的行为上就可以看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刘雨生无奈地输给了符癞子。而在下部中，小说也尽量回避刘雨生与张桂贞的见面，张桂贞其实在下部已经脱胎换骨了，但是刘雨生却没有对他的前妻有任何的关注，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上部刘雨生对妻子的那种恋恋不舍的情结来看，刘雨生即使在张桂贞与自己离了婚之后，也不会对她视而不见的，这不能不说是周立波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生活表现方式而导致的结果，从这一点上看，他在小说里对乡村生活进行了一系列的浪漫化的变形，而没有忠实于生活的本真的丑陋与原始。刘雨生在下部被作者支派着与盛佳秀不断地发展着，但是，这不过是刘雨生爱情的一个尾声部了，并没有上部那种一语点破的张力与力道。佳秀此人相当富有女人味，从她对抛弃她的前夫的这一痴心来看，她应该属于情商相当发达的女人。小说里设计出的佳秀倒追刘雨生的情节，确实给人一种振聋发聩之感，也是小说里的生花妙笔之处。佳秀是通过偷偷地为刘雨生烧饭这一情节，让小说接榫上中国传统小说里非常庞大的寄予着一个民族梦想的田螺姑娘烧饭、白蛇化妻、鲤鱼伴读、狐仙夜随这一类的绯红色套路。而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到，这是佳秀相当女人化的表现，现代人有一种说法，欲得到男人的心，必须占住男人的胃，可以说，佳秀是深谙此道的，对于男人来说，这种釜底抽薪的攻略，是击溃男人的最坚强的防线的最有力的攻击武器，而佳秀如此做，应该没有多少的功利目的，的确是出于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最深切的关怀的感悟，她懂得一个男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她很适宜地奉献了女人的那份投合男人的“食”，而这背后是否有“色”，按照中国人的“食色”誓不分离的传统，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在刘雨生跳入水中，保护堤坝的壮举中，是佳秀最为担心着雨生的命运，而这时，张桂贞又是如何表现的？小说语义不详，也不敢涉足。小说的最后结尾，在刘雨生的新婚的礼炮中划上句号，而张桂贞的情感归属，也成为小说里的一个不必要的空缺了。小说里的爱情故事，还涉及到亭面糊的儿子学文与陈先晋的女儿雪春之间的拉郎配。这两个人物在上部中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光彩，但到了下部，学文当了社里的会计，而雪春则代替了上部中的盛淑君而展现出一个女孩在情感选择时的最动人的妩媚，淑君的爱情停滞不前，雪春的爱情，却成了淑君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调笑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山乡巨变》里的爱情故事，烙印着周立波的鲜明的欧化的风格，虽然他用的是一种民族化的表现方法，但小说里的爱情，完全是周立波的知识分子式的爱情的叙写与想象。这不是一种真实的乡村爱情，是周立波的带着可以称着是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式的爱情。小说里的邓秀梅的所有作为，则似乎担当着一个上级与基层冲突的调停人的角色，当她传导着上级的理念的时候，必然在基层引起某种反弹，而她所作的工作，就是在这种磨合中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包括她对李月辉的不满，但是，他很快也接受了李月辉那种温吞水的办法。李月辉这个人物在小说的背景的交待中，也相当的不纯粹，他自称过去也是一个“癞皮子”，参与过赌博，而现在他的家庭里也有一个令他耿耿难眠的心病，他的妻子身体不好，而一个过去看不起他的伯伯与他住在一起，经常与他的妻子发生争执，李月辉在家庭里也处在一个调停人的角色，可想而知，他并没有生存在一个健全的令人称羡的家庭中。就是这个人，作者在不易觉察的一个隐秘的地方，却细腻地交待出他身上的宝贵的人性的成份。这个部分在下部之中。应该说上部还没有展开集体劳动，因为合作化在上部中还没有成功，小说里的艰苦还没有普及到不分男女老幼的各个层次，特别是女性，在上部中还不需要去参与繁重的田间劳动，但到了下部之后，所有的男女都成了合作社里的一个成员，要表现他们对他们加盟的这个团体的热爱，就必须让他们无条件地忽视艰苦，投身到艰苦的劳动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作者所想表现的合作社的巨大魅力，以及社员奉献自我的忘我热情，这样，小说下部里就开始出现了大段大段群体劳动的场面。这种集体劳动的艰巨性，可以说从下部的第一章就已经开始了，这时的刘雨生不得不推动着集体的田间劳动在广大的田野间展开，稍有不慎，社员们就寻找各种理由，拒绝下地。所以过去单干期间的自发地劳动，变成了驱赶式的劳动。刘雨生为了动员各个社员下地干活，耗费了许多心神。下部里也直指社员的积极性不如单干户，于是，合作社成立了突击组，用这种精兵强将的优选青年人的特别小组来与老弱病残的混合队的单干户进行一决雌雄，这就是像孙膑用自己的中等马迎战君王的劣等马如此依此类推一样，合作社精心打制的突击队自然让单干户出尽了洋相。在这一切的描写中，在上部中作为后勤服务的女性直接加盟到挑泥、挖土等艰巨的劳动之中去，在上部中娇娇滴滴的淑君也挑起了担子，成为一个劳动妇女，而这种劳动的艰苦性对于女性来说，几乎是无法可以承受的。李月辉作为一个对女人有着温和气质的领导者，敏锐地觉察到这种让女性涉入泥塘、冒着严寒的作业对女人的生理上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他提出了保护女性的看法。但是，他的这条人性化的建议，立刻遭受到了乡里的朱民书记的批判，认为他又犯老毛病了，“你管这些干什么？你是妇女主任吗？妇女半边天，人家别的乡都在充分地发动女将，而你呢，非但不叫自己的爱人带头出工，还在这里说什么妇女病很多。”在这些话里，其实包含着一种肆无忌惮的对人性的践踏。周立波留下了这些皮里阳秋的笔法，忠实地记录下基层干部与李月辉迥异的另一类无视生命脆弱本性的无知者的恶劣行径。周立波甚至没有让李月辉进行辩护，但是李月辉在这一刻的温情还是让我们感到了一种人性的光辉——一个关心女人的月亮般温润的人性的光辉，这恰恰是李月辉的名字的写照。周立波的白描手法，没有对两个人的不同的针对女人的态度作出藏否，但是，作者心目中的永恒的立场还是鲜明地体现出来，无疑李月辉在今天我们有了更多的尊重人性的时代里，更值得我们奉上尊崇的敬意。这个敬意也应该是属于周立波。在反革命势力龚子元的夫妻关系描写中，作者也没有忽略掉两个人之间陡出的那么一种兴趣。小说在某一处，特意地写到，龚子元对自己的老婆有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小说虽然戛然而止，但是暗示着龚子元与妻子之间拥有着最正常的夫妻肉体关系。小说里那些觉悟不高的农民们对合作化的排斥的理由，倒是一份比较宝贵的历史纪录，也是后来合作化运动所显现出来的必然的缺损。主要可以看出这么几点：一是人多了，不干事。“只怕龙多旱，人多乱，反为不美。”此语在小说里多次提到过，包括陈先晋。二是担心不自由。“敲梆起床，摇铃吃饭，跟学堂里一样。”三是人事纠纷多。“亲兄嫡弟，也不能一生一世都在一口锅里吃茶饭。”四是过分依赖组织者。下部提到，刘雨生因为去开会，便没有人组织生产，大家一直耗到日上中天，回家去了。小说里的刘雨生组织劳动，虚耗力量，导致家庭破裂，都显现出把自发劳动变成强制劳动所产生的额外摩擦力。针对这些排斥的理由，合作化小说必然要提出自己的应对措施。小说里入社方法有多种：一种是宣传。淑君贴标语，进行广播，戏剧漫画式讽刺，达到一种强大的精神的压力。二是儿女后院起火。这个是陈大春的一家，在陈先晋不入社的情况下，找来他的女婿，进行说合。因为中国人都习惯是为儿女的，儿女都同意走的路，倒逼机制是很见效果的。《不夜城》里资本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是通过说动他的女儿，让女儿出走，给他以压力。三是美人计。用社里有心仪的对象，通过美女或美男，来说合局外入加盟圈套。中国早就有宁要美人不要江山的传统，有了爱情，什么政治观念不能接受？四是资源倾斜。社里面掌握着许多国家扶持的资源，如在下部中提到的挑泥塘，这泥塘是社里的，集体可以无偿占用，而单干户用此肥泥，必须乞求于人。《创业史》中更为明显，梁生宝可以与供销社签订单干户无法得到的合同，可以明目张胆地进山砍伐，这都是单干户望尘莫及的。所以，要得富，还得靠政策。入社的好处就在这里。

快乐重温童年梦

今天同时收到山乡巨变的小说和小人书，很快乐，迫不及待回家躺在沙发上翻看。先说小人书的外观，封面用的是宣传海报那种纸质，光滑但不亲切；没有油墨香味；装订上没有订书钉。原来四册也没有画完。文字是那个文字，画还是那个画，一边翻看一边重温小时的快乐。 翻完小人书又抓起小说翻看，原来会觉得文字难以看的下去，没想到还好了。周立波的文字相对平实自然，不罗嗦。只是现在看来，那个时代的一切都被深深打上了政治的烙印。我还是相当关心刘雨生的，因为他相对没被塑造成高大全，漂亮的老婆离他而去，他很伤心甚至心灰意冷，可是邓同志却在此时不拉一把不说甚至看不起这点，说自己忙的很，没功夫理会他家的事，在刘雨生人生遇到这道坎的关键时候，乡书记和邓同志对刘雨生的态度让我失望甚至寒心，惊异的是刘雨生神奇般地站起来了，周立波竟然没有过渡。小人书里他和另一个女人盛佳秀关系讲的朦朦胧胧，四册其实只画到小说的一大半。后来刘雨生选为社长，和盛佳秀结了婚。里面居然挖出了2个坏人，是两口子，上升到不是一般的搞破坏。不过说这几个人准备在清溪乡拉队伍暴动上山，我不大信。合作社现在肯定是不能搞了，或者像菊咬金这样勤快的农民怎么富得起来？事实证明会把大家都拖死，最后吃完完算球。那个时候的人没日没夜干，像刘雨生吃都吃不饱，他女人准备走的时候做的那顿饭还是到邻居家借的三升米。现在的情况是稍微加个班就要整顿伙食，那个时候有碗腊肉就好似过年了，现在谁吃腊肉？那个邓秀梅原来是嫁了人的，是个年轻媳妇，小的时候看小人书没文字说起。现在看来，这个人被塑造得有点可怜，对合作社谁有不同意见，只要不是贫农，这个二十出头的女人就会警惕得考虑蒋介石安排了特务来反攻倒算，真的不可爱。作者欲塑造的那个时代的正面形象却可怜的人有不少，还有大春，作者说他对审讯啊调查啊什么的最感兴趣，那个盛春明更是随时随地都把捆人的绳索带在身上。那个时候普遍都穷的很，家里就一张毛主席画像？贺友直却画得让我神往不已：一花一草、一山一水、猫猫狗狗鸡鸭鹅等。周立波把五十年代的湖南农村用朴实的语言写的很美，而贺直友画的更美，每一笔无不充满生机，无不散发泥土的芬芳，仿佛农耕是很美好的工作。比如他写合作社和菊咬金比赛挑黑泥巴肥田那段，不过小小年纪的金妹子却不应该加入进去啊，毕竟是十几岁的女娃儿，差点没累死。这样看来，作者的农耕美、泥土的芬芳之下难免有脱离实际的虚妄之处。 这部小说，真正的需要读的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周立波竟善于在若有若无之间传递青年女子纠结在欣喜和羞怯之间对男女之情的向往，很能打动人。你看他写盛淑君喜欢大春，一个挑起泥巴来不输男青年的女孩，情到深处会有些腿软，不自主的“靠在爱人胸前”，靠字在普通不过了。还有盛佳秀看上了刘雨生，一个农村壮劳力喜欢上男人的举止，粗壮间有妩媚，而不会让人倒胃口，清溪村村姑版海螺姑娘偷偷给刘雨生做饭菜那段，非常自然，感觉到了二婚的佳秀也自有她的妩媚风情。这段情节简直不输金庸写马夫人那段，那段也写的高明，只用女人的声音便可传递女人的风情万种。我认为那个时代的作家这种用平实的语言传递男女之情的，周立波可数一数二，当时红色乡土文学有南周北赵之说，小二黑结婚、三里湾等也看过，虽然写男女青年情为多，但没有感受到周立波写情之恬淡、动人。而于我个人来说，之所以念念不忘，之所以这么快乐全在于贺友直画的连环画小人书，真的是小人书的经典之作，他个人的巅峰之作。上周，我去湘西凤凰古城玩耍，在一个当地客栈墙上看到一个关于湖南100家全免门票景区名录，就用手机拍了照以备不时之需，回到家在电脑上逐一欣赏时候，翻到这张时，内中有一条信息让我惊异不已：益阳山乡巨变第一村（还真叫清溪乡），门票50元。真的是感叹不已，湖南人没忘记周立波写的山乡巨变，至少益阳没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