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50年唯一自选集·蒋介石评传》书评

在大范围使用《蒋介石日记》的今天，如何看待李敖这本《评传》的价值？

由于近几年《蒋介石日记》在民国史研究中的广泛使用，以至于一个称职的史家在动笔写关于蒋的文章前，若不先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跑一下，都不好意思和同事打招呼。上述现象不禁令我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当杨天石、陈红民先生们正利用着《日记》努力“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时候，对于那些在《日记》未开放之先便已面世的诸多《蒋传》，我们又如何为它们找寻一个正确的位置？无可否认的，这本《蒋介石评传》绝对算得上此类很有些“先天不足”毛病的《蒋传》中的翘楚了 (黄仁宇先生那本颇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自然可算是“双峰并峙”的另一本) 。该《评传》的价值或许在于，李敖已尽可能地将《日记》未公开前有关蒋的文献资料都搜罗齐备并加以使用了，当然李敖对蒋的评价是否客观公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书中每叙一事皆能做到“言必有据”，可以排列出数条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就不得不佩服李敖下功夫之深，按他自己在序言中的话说：“我们的评传出来，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论定出结论的境界，纵使新史料出来，也只能更印证我们的正确，而不能推翻我们的结论”(《评传》上册，pp.4)，初见此句的读者是定要对李敖的自傲与自负大摇其头的，然而奇妙的是，真的通读完了全书，就会知道这点小小的“自负”实在是所言非虚，我在翻阅一些篇章的时候，虽也颇了然于李敖行文中的“话里有话”或“语带讥讽”，却又着实难找出什么明显的破绽去质疑他无所本和凭空捏造，因为，“事实俱在”，蒋本人的的确确是干下了那些事的。在烂熟了Jay Taylor所著之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乃至杨天石的若干本《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今日，在因《日记》的开放而导致的对蒋介石的“再评价”与“再诠释”依旧方兴未艾的今日，在“蒋公”的称谓伴随着“民国热”的虚矫风潮弥漫大陆的今日，重新读读李敖的这本《评传》，倒仿佛有种清凉散的效用，我感到它不仅没有因为《日记》的问世而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反而还能促使现在的研究者去反思《日记》与“蒋学”间的正确关系：《日记》在蒋介石研究中的广泛使用，在廓清诸多历史疑云的同时，是否也在无形之中消解掉了一些本应清楚明白的是非观念？史家对于蒋介石的“再诠释”会不会有滑向”过渡诠释“的危险，甚而至于出于一己的偏爱与私心而为蒋某人“曲为之护”，那么这离太史公所谓“不虚美、不隐恶”的标准已然差太多了。如果一定要指出该书的不足的话，尽管古人常谓“虽不中，亦不远”，但没能利用到《日记》中的材料毕竟是这本《评传》的重大缺憾。当然，李敖既把此书视为一种“围标”作业，自信新史料的出现只是为其已有结论下注脚而已，或许不会对此缺憾太过紧张。不过我想说甩掉《日记》不谈的话，这个“围标“似乎还是遗留下一些小缝隙，并未真正达到严丝合缝的境地的。随手举一个例子，书的第三章中这样叙述1927年末张发奎夺占李济深控制的广东及随后发生的中共广州起义：“武汉政府迁宁之后，两湖便在军事强人唐生智控制之下。唐原反对合流，欲东下夺权，自有其个人野心，乃怂恿汪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与特委会相抗。唐更公开宣布反对特委会，广州张发奎通电支持，国民党内遂又成对峙之势。南京特委会遂派孙科、伍朝枢、居正等上庐山晤汪，在同意于11月1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前提下，获致恢复中央之协议，可见汪所争主要仅此一端。然而10月20日南京特委会突然下令讨伐唐生智，引发战争，四中全会又因故流产，汪愤然取道回粤，反对南京特委会，准备在粤筹开四中全会。约当此时，蒋介石提早自日本返沪，于11月10日电汪，赞同召开四中全会。两个多月前，蒋初下野，犹拒见汪。汪鉴此善意，遂于11月15日偕李济深在广州启程，经港赴沪。不意又发生变故，广州于16日晚上发生事变，张发奎与黄琪翔以武力驱逐代理李济深主持粤政的黄绍竤。因而汪于18日抵沪时，即遭李宗仁、吴稚晖、蔡元培等妄加攻讦，令汪百口莫辩。吴稚晖更于12月5日联合张静江等，提案弹劾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又是吴稚晖、张静江在耍把戏，能不怀疑幕后的“黑手”？在此处境下，汪精卫顺水推舟，促请蒋介石复职而个人引退，冀求稍缓攻击。然12月11日又发生广东暴动，共产党起事，组织公社，吴稚晖等再借此变本加厉指责汪精卫，妄指其“酿成此次之巨变。” (《评传》上册，pp.108)所谓“不意又发生变故”、吴稚晖等是“妄加攻讦”和“耍把戏”，如此行文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仿佛张发奎的举动乃至中共的举动都纯粹是偶然发生的，而汪精卫却无端因这两件事被蒋介石授意之下的蒋派人马借题发挥，横遭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吃了哑巴亏，最后不得不一走了之。然而实情果真如此吗？且看汪的左右手陈公博对事件的记述，《苦笑录》第七章这样说：“······向华 (张发奎字) 对于任潮 (李济深字) 怎样要求，我是不管的，我所管的只是要反对南京违法的特别委员会。任潮当日虽然很委屈地接受向华的要求，但卸任的财政厅长冯祝万和卸任的军事厅长徐景唐全是他最亲信的左右，这时任潮已感觉极端威胁了。任潮先生虽然镇静而沉着，但威胁是必须排除的，他于是恃着老长官的资格，迫着向华出国游历。······ 这种手法一来，轮到向华受威胁了，任潮迫他出洋，他已经十分不愿意，何况陈真如 (陈铭枢字) 回粤，那更激起第四军全军的反感。要不出洋，更要防止陈真如回粤，张向华只有反对李任潮。用什么名义反对李任潮呢？惟有煽起反对特委会的口号，才能得天下的同情，这时向华的主张渐渐和我的主张接近了。但我们当中有不同之点，我是主张拉着任潮反对特委会的，，向华和他的将领是主张驱逐任潮反对特委会的，这个不同的论点直至汪先生回粤之后才统一。” (《苦笑录》, 东方出版社2004年, pp.105)可见张发奎的驱李不仅不是什么“意外的变故”，反而是蓄谋已久的行动，且汪精卫本人也是“与闻其事”的，陈公博接着写道：“······汪先生告诉我汪蒋合作已成熟了，那时蒋先生已到了日本，屡次派人谒汪，表示竭诚合作，但合作的办法怎样呢？南京他是不能回去的，他打算来广州。广州可不是还有问题吗？他于是要求我们驱李，如果驱逐李任潮后，他愿意来粤，再办黄埔，再练兵，张向华既想驱李，而蒋先生又要求驱李，那么我的和平论自然失了支持，于是驱逐李遂为既定的政策。······汪先生最初主张在粤挂起中央党部的招牌，李任潮和黄季宽 (黄绍竤字) 都不赞成，只同意和李、白磋商，把特委会撤废而重开第二届中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这个提议算被李、白所赞成，汪先生遂和任潮一同至上海开预备会，而我们待任潮起身的第二日也动手驱李。“我们为什么不在任潮在粤时候动手呢？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汪先生未离粤之前，宋子文先生先到过日本，并且由日本赶来了广州。他并说蒋先生来粤，他也来粤，不过他宣称不任财政，托我向四军说明。所以当日如果驱李之后，没有共党暴动的话，蒋宋都会南来，如果广州另行创立一个新的局势，恐怕今日的历史又需要另一种写法。” (《苦笑录》, pp.106-107)《评传》讲明了蒋向汪突表善意，并支持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却并未一窥蒋“善意”背后的隐情，既然在“两个多月前，蒋初下野，犹拒见汪”，为何如今又“前倨而后恭”？原来汪蒋二人早将驱李后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秘密达成了一致。汪最后被蒋排挤出洋确乎不假，但并非由于蒋派人物对驱李及中共广州起义的借题发挥，而实在是在已达成政治交易后被蒋无情“叛卖”的结果。陈公博道：“······但最使我吃惊的，广州驱李之役，蒋先生是一个有力的主动人，我到了上海才知道李任潮回粤打我们时，蒋先生又给了他三十万元作打倒我们的军费。唉！蒋先生太聪明、太现实了，你为着洗刷，我自然不好加以批评，但政治道德毕竟是这样的吗？” (《苦笑录》, pp.111)“孰令为之，孰令致之”，汪于权术运用上不及蒋远甚，自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始迭遭蒋“背信弃义”的“叛卖”，蒋之不守“政治道德”可说“已臻化境”，然而汪自身对权力地位的迷恋，使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有加无已，不是也在在给予着蒋“翻云覆雨”的机会吗？《评传》见不及此，不能不说是一种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