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寻胡适历程》章节试读

《重寻胡适历程》的笔记-第176页

胡适在1915年7月22日的一则札记中感慨道：

我所遇欧洲学生，无论其为德人、法人、俄人、巴尔干诸国人，皆深知其国之历史政治，通晓其国之文学。其为学生而懵然于其祖国之文明历史政治者，独有二国之学生耳，中国美国是已。……吾国之学子有几人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韩、柳、欧、苏之文乎？可耻也。
日记中“进德”一项：
表里一致——不自欺。
言行一致——不欺人。
对己与接物一致——恕。
今昔一致——恒。

《重寻胡适历程》的笔记-第215页

朱熹基本上是主张知先于行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若曰必俟知至而后可行，则夫事亲、从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废者，岂可谓吾知未至，而暂辍以俟其至而后行哉？”

《重寻胡适历程》的笔记-第267页 - 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

这样一来，所谓新文化运动还剩下什么呢？那将只剩下一个纯文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唯有意识形态冲突的种种胡言乱语，而思想和知识却不可想象的贫乏。

《重寻胡适历程》的笔记-第216页

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

《重寻胡适历程》的笔记-第238页

第二，胡适早年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曾憧憬过，他在1926年曾说“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但是1941年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讲演“意识形态的冲突”，已对于这一点做了重大的修正。他认定极权与民主的冲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急进的革命与渐进的改革；（二）控制划一的原则与个体发展的原则。暴力革命要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并阻止它恢复再生，其结果必流于极权，控制划一在经济上必然走上全面计划的道路，扼杀个人的自由发展。其结果是“阻碍人格与创造力，使偏私、压迫与奴役成为不可避免”。这是胡适在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彻悟到计划经济对于民主自由的危害性。他早年的朋友中，如丁文江、如翁文灏等人，多少都有倾向于计划经济的想法。但他自1937年到美国之后，读到了不少西方关于苏联情况的新数据，因此在几年之内，改变了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这篇文字虽然粗略，但已与稍候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部名著在运思上同其方向。他在1947年敢于断定社会主义革命是“逆流”，根据即在于此。
如果我没记错，胡适看《I Chose Freedom》应该是在46年左右，那么在41年的时候说的这些话，可见胡适在对于社会的认识上还是深刻并超前的。

《重寻胡适历程》的笔记-第213页

1936年罗尔纲写了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胡适看了非常生气，指责他道：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我们作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做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
罗尔纲的题目不能成立，因为除非我们能先证明清代的士大夫比其他各代的都更好“好利”，也比其他各代都不更“好名”。我们又必须进一步证明清代所有或至少多数的“士大夫”都“好利”，而不“好名”。最后我们还得建立“好利”，而不“好名”的严格标准。如果士大夫“好名”、“好利”的现象无代无之，又不能加以量化，那么这个题目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了。中国社会更是复杂万分的整体，我们又用什么标准来为它定性呢？

《重寻胡适历程》的笔记-第176页

引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之语后，说道：
任重道远，不可不早为之计；第一，须有健全之身体；第二，须有不挠不屈之精神；第三，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日月逝矣，三者一无所成，何以对日月？何以对吾身？
他在“进德”一项说：
表里一致——不自欺
言行一致——不欺人
对己与接物一致——恕
今昔一致——恒

《重寻胡适历程》的笔记-后记 - 后记

《重寻胡适历程》的笔记-第256页

“蒋公写了60年日记呀，60年呀，60年、60年、60年。。。。。不是凡人呐，不是凡人。”——这是陈鸿森给我的唯一印象，也是永难忘怀的印象。
名人日记关乎历史，也关乎他们自己的种种八卦。余英时正襟危坐地八，江永振八得就更狗血一点了。

《重寻胡适历程》的笔记-第88页

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我作了二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里颇为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是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功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这情形，和今天似乎颇为有些相似。想当年物价飞涨的情形，和今天的通胀，又如何不是一回事呢。抗战的时候，生活未尝不辛苦，但为什么也过了呢？是大家有希望，打败日本就有了，还是？现在的生活，却让胡适都悲观，是对国民党的无望而产生的绝望么？
不过十年二十年后，他们这些人确实都死完了……经历了反右，饥荒，文革的人，还能够活下去么。。。
今天的学生无学，教师无术，又是为什么呢？

《重寻胡适历程》的笔记-第93页

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件里面说：
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不过，加入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可以说：
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他们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
不知道这亡于苏联从何谈起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
三、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如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四、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之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下略）
五、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下略）
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但办报亦须三思，有实力而后可。（下略）
我想先生看法也是如此，这些话是多余的。
</原文开始>
<原文开始>这是自由主义者所面对的两难之境，一方面要抵抗中共，使“政府不倒而改进”，另一方面又对国民党政府极其不满，必须保持在野的独立地位，不断地批评政府。
傅斯年也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那个年头，能够认清现实情况的人不多，能够保持自身之独立，对于国家，社会有深刻见解之人，抱有希望之心革新之人不多，可惜时代弄人。这才是真正爱国的人，保持清醒和平静，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入仕与否，都有自己的行为依据。
其实早年胡适也是受到苏联影响，觉得有所希望的。不过46年4月24日的日记说：读 Kravchenko's I Chose Freedom, 很受震动！此君原是苏俄驻美采办委员会的金类专家，1944年他偷跑了，来到纽约避祸，向报界谈话，请求舆论的保护。
此书是他的自传，描写苏俄的内部惨酷情形，甚有力量。
关于苏联的事情，初始者未必有深刻之洞见，如奥威尔也是陷入西班牙内战后才深刻领悟到那种残酷。即便如罗曼罗兰者，也未必能认识到在那种意识后面隐藏着的残酷，即便他能够感觉到虚伪充斥其中。必须有一种意识在内心深处，才能够认识到其根源所在，一如纪德者，访苏归来便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

《重寻胡适历程》的笔记-第46页

“……不过看到少数藏在群众中做那种不露面的流氓（实在无以名之），用极其卑鄙的手段威吓别人，而有些同学也就被吓唬住了，不敢举手。……”
“胡先生，你的几十年来的特立独行的精神，我很愿意尽力取得”
这是一个奉胡适为楷模的学生。也和胡适一样，他爱国而不陷于激情，愤慨而仍能大致保持清醒和平静。这封信更是稀有的史料，不但具体地指出了北大少数学生代表如何不尊重多数同学的意见，如何横蛮地把持着所谓的“学生会”，而且还揭发了那次全体大会举手投票时台下学生的活动实况——这是胡适在台上绝对察觉不到的。原来那天举手的人数仅有一百人上下，是因为少数“藏在群众中……的流氓”用种种“极卑鄙的手段”把本来想举手的学生们威胁住了。这封信完全证实了上引萧公权先生的观察：“用有组织的少数去控制无组织的多数，只需要区区几个“活动分子”便行了。”
流氓向来是卑鄙的，躲在人群之中暗中威吓别人。那些读了十余年学生，还是容易被蛊惑，还是被威吓住了，可现在的学生，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936年1月7日周作人有信给他，安慰他在“一二·九”学潮中所受的打击，他第二天回信说：
“你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我要抗议：我从来不作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附在《日记》1936年1月8日条后）”
呵呵，呵呵~~~不可言说，不可言说……

《重寻胡适历程》的笔记-第208页

怀特曾列举杜威哲学的要点如下：
一、思想是行动的计划，而不是"实在"的反映
二、一切二元论都不能成立
三、创造的智慧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四、哲学必须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而专注于社会工程设计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