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流影》书评

喜欢：在朝鲜的战火硝烟中拍电影

很喜欢下面这段内容。很多人读这本书都觉得有关“文革”电影的经历写得好，我倒是觉得李文化从事新闻电影摄影那些经历，更是从未见过的第一手资料。（以下转文字：）对于23岁的我而言，1952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我不仅经历了生死一线，也收获了宝贵的爱情。为了真实地记录抗美援朝，我参加了赴朝鲜志愿军摄影队，属于第二批赴朝人员。与第一批不同的是，我们这一批被要求必须实地拍摄（因第一批没有上战场实际拍摄）。上级就此次赴朝，做了大量有力度的动员工作。此时，我正处在恋爱中。刚从部队分配到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同事兼同行、女摄影师侯刚走进了我的私人空间。她总是偷偷买吃的，塞到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事没事都找我一块儿聊天。我再憨，也感觉到了她的暗示。说句心里话，我打心眼儿里喜欢侯刚姑娘。她有温婉灿烂的笑容、含蓄温情的眼神，两颊嵌着一对深深的酒窝，而且待人接物也大大方方，利利落落的。于是，我们两个青年人情窦初开，开始了柏拉图式的恋爱。工作时，我俩不约而同地凑在一起，吃饭也总是心照不宣地形影不离。单位的同事们议论纷纷，说我俩搞对象了。“搞就搞呗，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管别人的背后议论，我俩照样一起吃过晚饭，就去电影厂门前的杠子路压马路，悄悄地说着说不完的话。星期天，一起去香山慈幼院看我弟弟。我俩的恋情越来越浓，就在这时，领导突然下达了要我去朝鲜战场的任务，这可是前途未卜的“旅程”。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侯刚整整哭了一个晚上。我心里也很难过，但临行前还是安慰她：“你放心吧，我命大着呢，等着我回来娶你！”在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面前，爱情转化成动力，这是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爱情观与苦乐观。送行的人很多，眼泪夹杂着叮咛嘱咐，更是难分难舍。谁都知道这次告别之后——要么凯旋，要么战死疆场。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渡过鸭绿江后，便是朝鲜战场。当时的朝鲜半岛，夏日正在悄然离去，山峦起伏，林木肃然，一切都笼罩着庄严肃穆的战争氛围。 越走离祖国越远，我情不自禁地思念起离别的女友，心里甜甜的、涩涩的，不知到底是什么滋味。此时，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冲淡了生离死别的凄凄切切。一到朝鲜，摄制组就住进了西海子司令部。这个司令部由一座被挖空的矿山改造而成，规模很大，里面尽是曲里拐弯的山洞，无论白天晚上都亮着电灯。洞外是悬崖绝壁，弯弯曲曲的盘山小路绵延伸向远方。我们落足未稳，就获知美军要在西海子登陆，我军已针对性地设置了几道防线。为了配合实地拍摄，三道防线都得安排拍摄人员。越是前沿的防线，危险性就越大。摄影队员在洞中激烈地争论着拍摄计划，都争抢着上第一道防线。“轰隆”的炸弹爆炸声在洞外响成一片。洞口外，可以看见我军高射炮掀起浓浓的烟雾，滚滚的硝烟中，偶尔能发现若隐若现的太阳轮廓；混沌的空气中，远处山头上的花岗岩早已被炸成了粉末，像沙漠中绵延的沙丘；浓郁墨绿的松林正熊熊地燃烧着，山洞中到处弥漫着灼热的烧烤味，令人窒息。不难想见前方战斗的激烈程度，不难想象这场战争的残酷场面。然而，在司令部进进出出的人只有紧张，没有慌乱。这里虽有敌机骚扰、轰炸，可毕竟是敌人炮火射程之外的安全地带。战场上，只要炮火射程之外的地方就算是后方，但敌人飞机的轰炸仍然很猖狂。隆隆炮声中，所有的志愿军官兵都在紧张备战，摄影队员认真部署着拍摄的准备工作。正当大家觉得各项工作都准备停当时，没想到美军改变了登陆地点。据分析，美军有可能得到了我军已作好充分备战的情报，才临时作出战略调整。拍摄计划落空，摄影队离开西海子司令部，转而住进了志愿军政治部。空旷的山洞里，到处都是或宽或窄的石缝。战士们都喜欢找石缝睡，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石缝，两块油布上面一挂下面一铺，倒头就睡。条件虽艰苦，但战士们总是把山洞里的办公室布置得干净整洁，日常用品也一应俱全，像模像样。为了方便随时拍摄，摄影队在山洞外搭了个草棚。峡谷里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我一向喜欢玩水，平时没事时就在溪边找乐子，一旦凄厉的警报声响起，就赶紧钻进洞里。有几次，敌人的炮弹落到政治部洞外的山上，整个山洞像地震一般，电灯晃来晃去，子弹箱垒成的柜橱被震得东倒西歪。身经百战的志愿军官兵却毫不惊慌，一阵炮弹过后，该干吗还继续干吗。即使这样，我们这批摄影队的条件也比第一批好多了，已不必吃压缩饼干等干粮。摄影队队长徐肖冰享受军级待遇，吃六菜一汤的小灶；我享受营级待遇，吃四菜一汤的中灶；吃大灶的伙食质量也不错。志愿军摄影队配有一辆专用嘎斯车，有任务时，由徐队长灵活安排工作计划。由于晚上不利于拍摄，摄影队的所有行动基本上都在白天进行。队员们掌握了一套防空技能，可以灵活有效地躲避敌机轰炸。在行进中，安排了专人分别盯着前方和后方的上空。只要发现敌机的影子，就立刻停车隐蔽。有时候敌机来得突然，车子根本来不及隐藏，队员们只好扔下嘎斯车，赶紧滚到车子两侧藏身。摄影队的车子被敌机超低空扫射过多次，全车都是枪眼弹孔。对摄影队而言，这些已成了家常便饭，只等敌机携带的弹药耗尽，重新上车赶路。很多次，敌机就在队员们的头顶扫射，但也没伤着过我们一丁点儿皮毛。摄影队员白天在外面执行任务，到了晚上就近找个老乡家过夜。朝鲜人民对志愿军很友好，随便哪一家哪个人都会竭尽所能帮助和接待。残酷的战争使这里满目疮痍，老百姓几乎一贫如洗，所到之处，几乎没见过一座完整的房子；那些山也都是千疮百孔的麻子山，山头的泥土不知被炸翻过多少回了。老百姓家里只剩下老的小的，青壮年全都去了前线；所谓的家，往往只保存一张榻榻米，还有一点儿朝鲜泡菜。我们几个人常常是和借宿的老百姓一家人挤在一间房子里睡，吃的东西是我们随身携带的干粮和老乡款待的泡菜。生与死的考验中外的军事专家几乎一致认为，现代战争主要是打后勤。运输线是军队的生命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敌人的炮火和飞机重点集中破坏我方的运输线。在炮火射程之外，我方主要是防范飞机的空袭。朝鲜战争所需的大部分物资都由我国援助，所以我方的运输车辆一过鸭绿江就会遭遇敌机的空袭。我方的制空武器主要是高射炮，在高射炮的威慑下，敌机往往不敢轻易低空袭击。我方根据敌人发射的炮声来判断他们的方位，然后进行有效还击。白天视线好，车辆的目标太大，所以我方运输工作主要都在晚间进行。可夜间高射炮的炮火很容易暴露目标，因此不便使用高射炮来攻击敌机，这就只能依靠地面高山部队的策应来分散敌机的视线。我当时拍摄了很多关于运输物资方面的场景，白天拍摄高射炮掩护下的运输线，夜晚拍摄枪声指挥下的运输线。盘山公路纵横交错，每当夜幕降临，山路上就更加繁忙。被车灯映得通亮的路面上，几乎都是运输物资的军车在颠簸爬行。山头上布满了岗哨，无数双战士的眼睛在暗中搜寻着出没无常的敌机。整个盘山路看不见车影，山间闪亮的尽是车灯，盘山路被映得像一条条翻腾的火龙，蔚为壮观。只要一声枪响，所有的车灯立即关闭。枪声就是传递敌机出现的警报，运输线上瞬间一片黑暗，其实我们的军车仍打开前面幽暗的小灯在行进（军车驾驶室保险挡下专门安装两盏小灯，打开时只能照亮前方一两米的路面，这样不容易被敌机发现，且不影响车子慢速行驶）。等敌机走后，一声接一声的枪声是信号，所有的车灯霎时都亮起来。从盘山路的山顶俯视，一条条火龙瞬间翻腾活跃起来。在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我们的运输线正是凭着这些智慧，在封锁和反封锁的环境中艰难地行进着。拍摄需要不停地跑动找角度，前后左右高低都得照顾到，战地拍摄的危险性尤其高。摄影队员只能在车上休息，同时要轮流值班侦察敌机。只有进到政治部的山洞里，才能真正放心地睡个安稳觉。在朝鲜，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在去拍摄平村南山战斗的途中遇到的。当时，团里派了个战士来接我和两个助手。上路后，那个战士不停地向我们传授作战经验。不知不觉，大家已经进入了敌人炮火的射程，正准备过一座桥。这座桥是通向前线的必经之路，敌人时刻都在严加巡视，用炮火封锁着这座桥。我们的摄影队到前线去必须经过这座桥，这是四个人的血肉之躯与敌人疯狂的炮弹在桥上的较量。要么冲过去，要么牺牲在桥上。周围硝烟弥漫，耳边炮声隆隆，头上敌机盘旋，扔下一颗颗炸弹，卷起一道道水柱和土柱。战士一再提醒：“我说跑，你们就赶紧跟着我跑。你们只要听到‘嗵’的一声，就是敌人的炮弹出膛了，正向我们飞过来。听到声音赶紧趴下，等炸弹炸开赶紧跑。”当我们四人急跑到桥中间时，听到一发炮弹出膛了。谁也顾不上选择地形，倒头就趴在桥上，屏息等待。此时，如果炸弹落在桥上，我们和桥肯定一起飞上天空。“轰！”一声巨响，炸弹落在桥下的水里，水柱、石头、土块砸在我们身上。惊魂未定，只听那战士一声令下：“快跑！”我们立刻爬起来拼命往前跑。接连遭到几次炮弹的轰炸，不停地趴下又起来，一次次奔跑着，人人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刚跑过桥头，忽然发现一个土坑，四人就势滚了进去，好好歇了一会儿。又经过几道封锁线，侦察机多次低空扫射，大家机械地把头扎到地上，撅着屁股。敌机的机关炮“扑扑”地从身边扫过，掀起一溜尘埃。真是有如神助，多次近在咫尺的机枪扫射，我们竟然全都幸运地躲过了。还有一条重要经验：卧倒时，人的方向应该看着飞机为上策。因为只有这样，你的眼睛才能注视着飞机的动向，作出相应的反应。战士告诉我们：“卧倒时，光顾头不股屁股是很危险的。敌人的炮弹从屁股打进去照样会牺牲，所以在敌机疯狂扫射时，要特别机警。”就这样连滚带爬，一个战壕一个战壕地挪，我们终于到达了作战连队。作战前线是非常态生活，一切都因为危险而变得简单和困难。可再简单也省不了的吃喝拉撒咋办呢？原则是必须蹲在洞坑里完成这一切，就连上厕所也只能在洞坑里解决，大不了滚爬到就近没人的洞坑里。如厕本来应该是人生一大快事，可在那种环境下，谁都得提心吊胆，竖起两只耳朵来。有一次，一个战士爬出去解手，刚走一会儿，就听到机关炮的扫射声。枪声过后是死一般的寂静，他再没有回来。战士们都说：我们是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尽管如此，从没听谁说个“怕”字。这就是正义感赋予人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产生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我们一行四人离开公路旁的山洞后，终于来到连队所在的阵地。原定计划是战士怎么打就怎么拍摄，一定要真实地拍摄这些战斗场面。连队领导一听可犯难了。当时的战斗一般都在晚上打，经常是等摸清敌情后，趁黑夜发动突然袭击，速战速决。这种黑咕隆咚的黑夜，摄影队跟着且不说是累赘，即便上去也真的拍摄不到什么。愿望被无情的现实击碎，只好退而求其次，改拍些备战和出战前的誓师大会等情况。真正的战斗决定在第二天晚上打响，第一次距离战场那么近，近得就在明天，就在咫尺的山头上。我激动得一夜没睡好觉，心怦怦地跳着，翻来覆去，想了很多很多；心理上对战争、对挑战、对危险、对胜利的趋近和莫名的激动，这或许男人的本性。第二天起床后，我奇怪地发现，战士们压根儿像没事似的，每个人该干吗还干吗，显得很平常。难道是故意制造假象以迷惑敌人吗？我疑惑地问连长：“战斗不是今晚要打响吗？”连长淡然一笑：“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随时准备战斗，随时都准备牺牲。”轻轻松松的一句话，让我心头一震：战士们时刻作好作战的准备，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这些视死如归的钢铁战士，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下午的誓师大会上，全连列队听营长讲话。营长讲述了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传达了具体的作战计划。营长话音刚落，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庄严宣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朝鲜人民，为中国人民，誓死消灭美帝国主义！最后，营长给每个战士发了两颗手雷。接受手雷时，战士们的神情都无比庄严和神圣。对我来说，那个白天显得特别漫长……天终于黑下来了，这是我盼望，似乎又不是我愿意等待的时刻。我和营长一起，和战士们一一握别，目送着他们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暮色中。半夜时分，南山方向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枪声。营首长倾听着熟悉的枪声，不时地纷纷击掌喊好。枪声只持续了十几分钟，营长就兴奋地宣告：战斗以我们的胜利结束了。大家焦急地等待战士们凯旋。到凌晨时分，一队人缓缓地出现在山野间的薄雾中。全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很多战士受了伤，满脸尘土，步履蹒跚，衣冠不整。原本期待分享得胜的喜悦的心情瞬间消退了。连长表情凝重，亲自收拾着几个牺牲战士的衣物，吩咐一定要好好送还家属。虽然没能亲自上战场杀敌，可这样的经历足以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战争。那是瞬间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生死的一种东西，在炮火中，人类的身躯脆弱得如蝼蚁，精神却可以瑰丽如长虹。在一次拍摄攻占敌人山头的战斗中，我明白了一些基本的战术运用知识。在大部队发起冲锋之前，我方的一排大炮先轰炸敌人阵地，当基本克制住敌人的火力时，战士们才跃出战壕发起冲锋。我军的炮团依然在攻击，但必须不断地调整药包和炮位，得让炮弹的轰炸位置正好落到冲锋队伍的前方才合适；否则不仅起不到掩护的作用，还有轰炸到自己部队的危险，所以炮弹的射程调整和冲锋部队的速度必须配合默契。我拍摄了很多我方炮击和部队冲锋的镜头。拍了我军炮团后，我们还想拍些敌人的炮火。据我们的炮兵说，这样的拍摄其实很简单，因为美军有的是炮弹。他们整车整车地运到炮阵地，还规定每门炮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发射完。每门炮三人一组，其中两人专门上炮弹，另一个人则把发射用的绳索拴到脚脖子上，仰天躺在那儿，吸着烟，只要腿一缩就可以发射出去了。这样的流水作业又省力又安全，还能轮流着干伸缩腿的美差，炮弹发射得也快。这样的射击方法只有一个缺点，即所有的炮弹往往只能打在一个目标点上。所以，只要看头一发炮弹着陆的位置，然后就能就近选定一个合适的角度，用长镜头（当时最长只有75毫米）锁定刚才的弹着点；接下来只要听见敌军炮弹出膛的声音，便立即开机拍摄，等炮弹落地炸开，十有八九能抓拍个正着。用这个办法拍摄了几次，的确没有一次失手。美中不足的是，只能用长镜头拍摄，所以在画面上看起来，炮弹炸开的威力比实际要小得多。据我方炮团人员讲，由于双方都在各自的阵地上，相互间的火力攻击点都比较集中，甚至有时会发生一方的炮弹正好落到对方的炮筒里，使对方连炮带人一起被炸的情况。敌人十分害怕我军的高射炮，所以敌机不敢轻易到我们的阵地上低空扫射。而我们炮团的阵地需要不停地更换位置，长时间固定在一地的危险系数会增大很多。有一次，我们拍摄了我方向敌军阵地发起的猛攻后，决定转移阵地，撤回到山下的地堡旁。所谓地堡其实和地面基本是平的，地表只露出几个枪眼，没经验或不留意的话压根儿就发现不了。一路很顺利地回到地堡等待夜幕降临。地堡旁边有条河，几个人闲着没事，干脆脱了衣服，跳到河里痛痛快快地洗澡、洗衣服。没想到，敌机竟然发现了晒在河滩上的衣服，一会儿就飞来了十几架飞机，朝目标展开轮番轰炸。大家赶紧跑进地堡，挤着窝在狭小的土窝里。每个人都屏息静气，睁大眼睛，竖着耳朵倾听外面的飞机声和轰炸声，凭炸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来判断危险性。通常情况是，“轰隆隆”的声音说明炸弹离自己还比较远，不必太担心；如果听到“哗啦啦——”如闪电般撕裂的声音，往往厄运就随之降临了。大家都害怕听见后面那种“哗啦啦——咣”的声音，当每一颗炸弹落下来发出强烈的“哗啦啦”的声音时，大家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这说明炸弹正从头顶上落下来。“咣”的一声巨响，地堡里的人都被震得掀起来，撞到地堡顶端再掉下来。在敌机一次次的轰炸中，我们的身体不断地撞上跌下，忍受着人间无法形容的煎熬。当时，我们只知道自己还活着，别的什么也顾不上想。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体会不到每秒钟都有可能失去生命的这种感觉的。除了极度的紧张之外，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脆弱的生命祈祷。万幸的是，一百多颗炸弹密密麻麻地落到方圆百平方米左右的山洼里，竟没有一枚炸在我们隐蔽的地堡上面。敌机飞走之后，大家陆续爬出地堡，都有点儿不敢确信自己还活着。我们使劲嗅着空气中浓浓的火药味，看到被炸得坑坑洼洼、乱七八糟的地面，都明白自己刚从死神手中逃了出来。虽意识到自己活着，可很长时间每个人都神情呆滞，木然地像植物人。谁都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或做点儿什么，甚至连脑神经也像短路了一样。我们机械地跟着感觉爬到半山腰，那儿有唯一的山洞。傍晚，在半山腰终于等到部队来接应的人。来人见状，几乎全被吓住了—— 一张张僵硬得没有半点儿生气的脸，哪儿有半点儿活人样？被接回营地后，战士们拿过镜子给我们一个个照自己的脸。镜子里的人都成了泥人，简直和泥塑的差不多。我们又惊又累，只想倒头睡下……等一觉睡醒，大家还在轻声议论着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板门店谈判在朝鲜期间，我还拍摄了敌我双方交换病伤战俘的重大历史事件，并见证了板门店签约的过程。在开城接到任务后，我决定马上和记者一起连夜乘车赶去壁洞。被我方抓来的战俘集中在壁洞的一个战俘营里，我想先拍摄一些战俘的生活片段。去壁洞的一夜，我们遭遇了两次敌机轰炸。敌机其实看不清地面的车，可没想到，他们飞到我们头顶时突然扔下了照明弹，一下子把地面照得通明。司机立刻加大油门，尽快逃离被照亮的区域。逃过这一劫后，大家以刚才的遭遇为谈资，正来劲儿地说说笑笑，突然同车一个记者勒令“别说话”，说是怕说话的声音被敌机听见，会再次招来敌机的轰炸。大家觉得他小题大做有些可笑，飞机上怎么可能听见地面说话的声音呢？没人理会他。然而没过多久，突然又一颗照明弹落下来，明晃晃地把车圈在正中。司机又一次猛踩油门，开足马力，像疯了一样向前冲出照明弹的光亮圈。刚才不许大家说话的那个人吓得不顾劝阻，“腾”的一下跳下了车，身后立时传来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声。一车人终于冲出了扫射区，大家想起了刚才跳下车的那个人。按常理那人十有八九是活不成了，车上所有人和司机冒险重新开回去找他。真是造化大，那人虽然已狼狈得失魂落魄，竟然没有被那么密集的子弹伤着皮毛。有人责备他不该跳下车去，他却似乎充耳不闻，迷迷瞪瞪地捂住嘴巴，压着嗓门勒令：“嘘！别说话！”到了战俘营反而安全了，敌人不会轰炸这儿。拍摄战俘营的生活时，我发现这里不仅生活用品样样齐全，甚至还有网球场、篮球场、阅览室和各种棋类用具。那儿的医疗卫生设施也很好，所有的伤病员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这么好的条件哪儿像战俘营，简直快赶上当今大学的生活条件了。战俘中各色人种都有，白人占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俘虏对这儿的生活表示很满意。其中一个黑人战俘，通体乌黑乌黑的，像黑锅底似的。通过翻译，他说他对志愿军很满意，只是有一个意见：为什么他当时都举双手投降了，志愿军还要侮辱他。这说法倒令人很纳闷，为什么呢？原来当他缴枪投降时，有个志愿军战士用蘸吐沫的手到他脸上擦。哈哈，大家明白了——志愿军战士没见过黑人，肯定误以为他满脸黑糊糊的，想必是自己抹了一脸黑，想逃跑，才会蘸吐沫去擦他的脸。大家直笑得前俯后仰，我担心那个黑人会更加生气上火，便赶紧请翻译帮助解释。都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谁承想两个大兵相遇时也会如此。根据双方的协议，送战俘的车都用一块大十字红布蒙着车头作为标记，摄影队的车也同样蒙上这样的红布；还规定车队两车间的车距不得超过50米，出了这个范围，则不能保证车队安全。这个规定给摄影队出了难题，要实拍沿路情况就必须得围着车队前后左右去拍摄，游离到车队的50米之外绝对是在所难免的事。可规定就是规定，摄影队只好时刻留意着与车队的距离。车队的上空始终盘旋着美军的飞机，不过他们是不会袭击我们的，因为运送的战俘是他们自己人。沿途非常荒凉，满目疮痍，到处是被轰炸的断垣残壁。我希望以那些断垣残壁作为前景来拍摄车队。稍作停留，我们的车险些拉开50米之外，空中的美军飞机立即盘旋过来。我们只好不管是否拍好，马上收拾家伙去追赶车队。到了板门店，双方稍作休整后，交换病伤战俘的仪式开始。所有记者都集中在军方专门给记者留出的工作台上。我选好位置，最关注的是记录双方战俘的神情，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敌军战俘走过去时显得十分兴奋，十分激动，热切地紧紧拥抱，互相抚摸对方的脸庞，而后边说边笑地离开；可我方的战俘回来时个个都像受过虐待似的，低垂着头，泣不成声。当时我想，这样的表情对比可以推测两军战俘待遇差异之悬殊。后来才明白，这里还有文化背景差异之类的深层次原因。这个片子拍成后叫《交换病伤战俘》，在国内上映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战争临近结束，国内派出了几批文艺慰问团赴朝。随团来的文艺界名家很多，其中有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等，阵容十分强大。慰问团到朝鲜后分成各个演出队，分赴不同的地方演出。朝鲜方面为演出队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大规模的欢迎仪式只能露天举行。仪式现场和周围安排了大量侦察兵，警惕的眼睛时刻注意着敌方阵地和天空中敌机的情况。欢迎仪式结束后，正式的演出活动大都安排在山洞中举行。演出队为了行动方便，没有随身携带太多的服装道具等行头，艺术家们不化装、不穿戏服就上了台。尽管如此，他们都非常投入，不遗余力地奉献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每次都赢得朝鲜民众和志愿军战士满场的热烈掌声。演出队所到之处，受到朝鲜人民的夹道欢迎。朝鲜人民的生活极其艰苦，为了表示对中国演出队的深情厚谊，很多人纷纷走出被敌机轰炸得面目全非的家，爬上山坡去寻找星星点点、五颜六色的野花；有的找来子弹壳等物件，手工制成一件件精美的小礼物，送到慰问团成员的手中。热情好客的人民军和当地群众还为慰问团举行了盛大宴会。所谓宴会，是当地群众搬来许多高低不同、各式各样的桌子拼成一长排，上面摆上大大小小的盘子。当我手中的摄影机镜头推近到碗盘跟前时，不禁怔住了：那满桌子上的菜，竟全是泡菜——各种花色品种的泡菜，没有一点儿荤腥。这场特殊的盛宴不能用来打牙祭了，可是我和大家一样，心里涌动着热潮。是啊，已经穷得家徒四壁的朝鲜人民，这泡菜恐怕是家中珍藏的唯一的美食了。为了招待中国的阶级兄弟，家家户户倾其所有，贡献出仅有的一点点泡菜，以表达他们的诚挚之心。还有什么能比这种深情更让人感动的呢？当时，我主要拍摄慰问团第三分团的慰问演出情况。第三分团由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带队，演员主要是来自云贵川三省的文艺团体。慰问团慰问过朝鲜民众之后，还深入到海军、空军、陆军等连队作了多场演出。停战在即，摄影组开赴首都平壤，希望拍摄停战前夕的平壤，反映停战后未来的平壤将会展现的风貌。事实是，平壤也被炸成了一片瓦砾，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坑洞，到处都是废墟和残垣断壁，完全失去了战前的繁华和整洁。就在这破败的废墟和残垣断壁背后，我们的镜头跟随着未来平壤的规划设计人才，进入土坎下一条整洁的坑道，这里的男男女女正在规划、描绘明天的平壤：一张张设计图纸、油画、水粉画——上面是漂亮的高楼大厦，繁华的街景，宏伟壮观的平壤市貌——外面敌机在轰炸，坑道内确是热火朝天、生机勃勃。有一种东西是打不垮、破坏不了的，那就是人民的精神，这种力量有很强的感染力，在废墟上让人看到了新城，在荒芜中看到了肥沃，在颓败中看到了辉煌，看到了未来。《明天的平壤》表现了朝鲜人民对未来美好的向往，描绘出明天平壤美丽壮观的前景。期待已久的停战谈判终于要开始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即将拉上帷幕。作为摄影队，如何完成这个重中之重的任务呢？板门店谈判签字的任务由队长徐肖冰领队去完成，拍摄金日成元帅签字的任务由我担任。1953年7月27—28日，因为朝鲜、中国、美国三方的代表要在板门店举行停战谈判，并签订《朝鲜停战协定》，这个位于三八线附近的板门店异常热闹起来。在平壤，金日成元帅的签字仪式，如同新闻发布会一样对所有记者开放。我和各国记者同行早早地赶到了签字地点。房子很大，签字用的桌子安置在屋子的正中央，四周挨墙边都用栏杆圈上，限定记者只能在栏杆里活动。等了好久，终于看到金日成乘坐一辆敞篷汽车慢慢驶来，他身穿白色元帅制服，面容庄重沉稳。前后不到十分钟，他庄严地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这一历史瞬间，丝毫不差地被摄进了镜头里。板门店位于南北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内，它的中心地带设有大房子（谈判厅）供谈判之用，两侧的帐篷等都是双方各自的设施。志愿军战地摄影队把板门店的谈判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由队长徐肖冰安排调度。只要板门店有谈判，必定派人前去拍摄，战地摄影师都无条件地听从队长的调遣。谈判的规模有大有小，级别有高有低，谈判的内容也各不相同，队长根据任务的轻重等具体情况分派摄影师。我被多次派往板门店参加拍摄，如《交换病伤战俘》、《金日成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等。每次谈判各有不同，有的谈判允许摄影师和各国记者进入现场；有的谈判则严禁拍摄，限制入场。出现这种情况时，各国摄影师和记者就随意在那里各自找对象拍摄。谈判不能进现场，就隔着玻璃向里拍。在朝鲜一年多的时间，我和其他摄影队员走了朝鲜三千里江山的一半。我独立拍摄了五部新闻纪录片，有《金日成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明天的平壤》、《平村南山战斗》、《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慰问朝鲜人民军》、《炮火下的运输线》；和其他摄影队成员一起合作的新闻纪录片，有《交换病伤战俘》、《遣返战俘》、《板门店谈判》、《迎接朝中人民胜利列车到达开城》、《抗美援朝第二辑》等五部。其中，《交换病伤战俘》后来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优秀短纪录片一等奖。在回国途中，队员们都感慨地说：回国后，我们绝不再乘汽车了——在没有飞机、炮弹轰炸的环境里，还坐什么车呢？！对比在朝鲜战火纷飞的日子，能够平安地走路就是幸福了！去朝鲜的另外几名同行的摄影师中，一名同事兼战友被炸死在疆场。徐肖冰队长捧着他的骨灰和遗物回到了北京，在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在这次朝鲜之行中，我几次和死亡擦肩而过，深深体会到，生死之间的距离有时是那么近，有时就决定于刹那间。我们真的要珍惜生命，要努力多工作，以延长生命啊！

他见证了共和国的红电影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新闻纪录片摄影师，拍摄金日成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他摄影的《早春二月》被誉为“中国最美的电影”他导演了“文革”末期第一部故事片《侦察兵》他导演的《反击》被定性为“文革大毒草”他导演的《泪痕》获1979年政府奖，第三届“百花奖”他是公认的“中国内地武侠电影前辈”八十多岁的老导演李文化至今精神矍铄。也许是他先天乐天派的性格使然，从他的脸上，竟看不到多少岁月的沧桑，然而在这位著名电影导演和摄影师的背后，却有着一段传奇的人生经历。可以这样说，李文化这一辈子所拍的电影，都紧扣时代脉搏；他的电影人生，就是一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史，折射出中国政坛几十年的风云变化。从大山里走出的穷娃子，一直梦想着自己也能拍电影，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的梦居然实现了。新闻片的收获从1949年到1955年，已经系统学习了电影拍摄理论知识的李文化，被分配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拍摄了《边疆战士》、《上海取缔妓女》、《陈毅将军视察海防》等新闻简报和纪录片。之后，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顾生命安危，先后两次奔赴朝鲜和越南战场，拍摄了《交换病伤战俘》、《板门店谈判》、《接管河内》等纪录片。鉴于李文化取得的优异成绩，文化部授予他“1949—1955年全国优秀新闻片个人一等奖”，这是对这个小伙子战火中的青春岁月的最好回报。做故事片摄影师“让艺术插上理想的翅膀，更加自由地飞翔”，这是李文化一生追求的目标。1955年9月，他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专修班，主修故事片摄影。毕业后，李文化来到北影厂，先后拍摄了《一天一夜》、《矿灯》、《耕云播雨》、《粮食》等故事片。他认真地探索着、追求着、积累着，一个最好的机遇终于到来了，他接受了电影《早春二月》的拍摄工作。这部“中国最美的电影”虽然受到了批判，但它令人耳目一新的摄影手法，却博得了江青的青睐。她在接见李文化时称赞道：“拍得不错，色彩好，画面也讲究”，并指定李文化担任第一部样板电影《南海长城》的摄影师。江青再三叮嘱：“不要资产阶级的小桥流水，要无产阶级的大江东去。”后因“文革”的到来，1965年版《南海长城》未能公映。随着样板戏被搬上电影银幕，李文化又接手了一个新任务：担任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摄制组组长兼摄影师；当时由于导演人选未定，他又“客串”了导演。得益于影片拍摄的成功，李文化从此转行做了导演。“政治电影”导演生涯三十年的电影导演生涯，给李文化的人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历往事，使他终生刻骨铭心！1971年，李文化根据山东作家刘知侠的小说《一支神勇的侦察队》自编、自导、自摄了“文革”后期的第一部故事片《侦察兵》。影片公映后，广受好评。周恩来总理在审片后说：这部片子不错嘛，歌颂了解放军的侦察英雄，很好。现在广大群众正需要看故事片。《侦察兵》奠定了李文化的电影导演地位。李文化是一个具有极高专业水平和职业天赋的电影人，然而他的思想又极为单纯，可以说，他的政治觉悟是十分幼稚的。当时北影厂有一个名为《决裂》的剧本，由于政治上不好把握，厂里的几个大导演全不敢接。然而李文化却欣然接受了这个以颂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题材的剧本。这部电影有着很深的背景，李文化却全然不知。直到三十年后的他才如梦方醒：2006年，凤凰台制作“非常电影”系列节目，其中一部就是《决裂》，邀请了导演、编剧等人。编剧胡春潮在发言中说，剧本在没有拍摄之前，迟群看过，曾提出两条修改意见，他根据这两条意见修改了剧本。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当年拿到手的剧本，曾经有“四人帮”里面的人插手过！后来在拍摄过程中，厂里还要求把教育路线的不同上升为两条路线的敌我矛盾，甚至把反“走资派”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内容加进去。此时，政治嗅觉不灵敏的李文化并没有悬崖勒马。随后，他接拍了“四人帮”爪牙迟群授意的“阴谋电影”《反击》，这部影片也成为他人生的最低谷。至今，李文化在接受采访时仍然承认：“从那时起至今已经三十多年，我感触颇深，虽然一生中最重、最沉的疼痛都是因为它，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始终拥护、赞成把我导演的电影《反击》定为大毒草。”“四人帮”倒台，随之而来的是对李文化的大批判。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在认错之余，通过各种场合的批判大会，他也看清了人心叵测，世态炎凉。胡耀帮同志救了李文化。当他看到李文化的“上书信”后立即批复：《反击》的责任是属于领导的问题，导演属于执行的问题。为了感谢党对自己的信任，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主旋律影片《泪痕》的拍摄中去，并为自己挽回了声誉。《泪痕》荣获1979年政府奖和第三届“百花奖”。随后，李文化带着摄制组精心拍摄了《海囚》，这是他拍摄的所有电影中最用心尽力的一部，也是他一生最喜欢的电影。在成功面前，李文化选择了放弃。他并没有放弃电影事业，而是放弃拍摄政治题材的影片。拍摄商业化电影自80年代起，李文化在影片的选材上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导演现实题材的影片，而是在以后六分之一的电影生涯里，导演了多部脍炙人口的历史题材影片、武打片、枪战片。包括《金镖黄天霸》、《无敌鸳鸯腿》、《索命逍遥楼》、《黑雪》、《血泪情仇》、《混世魔王程咬金》，等等。在这一方天地，他成功了！这些影片不仅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有些影片的上座率还达到全国第一，取得了极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期央视专访节目，称他为“中国内地武侠片导演的鼻祖”，这是一个殊荣。还有很多心愿，还有很多理想。但晚年的李文化更喜欢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反思。回忆那段曾经沧海的往事，一出出，一幕幕，仿佛一生与之相伴的电影胶片，使他陶醉，使他求索，使他畅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