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无尽》书评

数字里的中国

1939年，梁寻访敌后六省，感叹民众之顺从，而已发现日本军力不足，以山东为例，只有2万左右日军，居然可以在国共部队夹杂中控制山东。国共之间只无法合作已经非常明显。 1943年黄仁宇在云南，投笔从戎， 领月薪12块半，发现何应钦主持下的征兵工作之烂，无以复加，1000人捆绑上路，病死1大半，逃亡一小半，到了军队，只有10分之一，且多是瘦弱愚笨之类，月薪10块，随着法币快速贬值，当兵也吃不起饭， 而山贼出价7000收机枪，和士兵40年军饷，军中故多卷械潜逃之辈。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如果没有这些数字，我们不会对时局有更理性的认识。

老先生的固执

梁漱溟老先生的固执，从其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只跟从自己的心性，凡事力求做到问心无愧，遇到一些“尴尬事情”反而不退步，友人比他还担心。其人认真于学术，成就众所周知，热心于社会改造，恰逢民族自救和解放，且做且想，终活到八十年代，稳坐大家级别。

梁漱溟先生的固执

梁漱溟老先生的固执，从其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只跟从自己的心性，凡事力求做到问心无愧，遇到一些“尴尬事情”反而不退步，友人比他还担心。其人认真于学术，成就众所周知，热心于社会改造，恰逢民族自救和解放，且做且想，终活到八十年代，稳坐大家级别。

读《我生有涯愿无尽》

《我生有涯愿无尽》是梁漱溟自述文录，大抵是由梁漱溟生前关于自身生平的文章辑录而成。内有六辑，分别为：我的自传，我的人生态度，我的主要经历，怀念师友，思念亲人及家书选录，暮年有感。书名取自他送友人的一联：“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这一联颇能表现出梁漱溟一生的抱负。梁漱溟一生颇具传奇。六岁启蒙，但不懂穿裤；中学毕业，但执教北大；城市出生，但执着乡村；一代大儒，但不忘向佛。正如梁漱溟自己在86岁时所写的那样：老来回忆此一生多有非自己早年意料之事。例如少年时向往事功，视学问若不足尚，尤厌弃哲学玄谈，而今结果恰得其反。儿时既未曾诵习儒书旧籍，比及少壮且视中国文化如无物，信有如《思亲记》中所说“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者，乃不料中年而后卒有《中国文化要义》之作，深入浅出，精辟而周详，为学术界此一研究奠基开端。再如我年未及冠，志切出世，决定一身清净矣，未料年近三十，竟尔娶妇生子，且丧偶之后又续婚焉。乍看起来，一若忽彼忽此，率尔行动者，而不知沉思熟虑是吾生性，其审决于衷者固非外人想象所及也。而今追忆往事，只有叹息命运播弄人耳。有点意思吧，梁漱溟到老终于体会到了：命运总是玩弄人的理想，或者说人总是屈服于命运。不过，漏鱼之网观梁漱溟先生一生，虽有不少磨难，但整体上命运总算还是相当眷顾的。于事功，梁漱溟建国前曾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书长，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于学问，梁漱溟著《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无愧于“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大名。一个入世的学者，一个和老毛同年出生，一个能当众顶撞老毛，一个在“批林批孔”中坚决不批孔子，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人，居然活到95岁高龄，比老毛活得还要长12年，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吧。大约如梁漱溟自己所言的那样：“一切有定数，但又非百分之百者，盖在智慧高强的人其创造力强也。一般庸俗人大都陷入宿命论中矣。”梁漱溟先生当然属于智慧高强者。

我生有涯愿无尽

梁漱溟好学深思，不苟同，无论做学问还是从事社会活动，都能率真从事，从切实的人生和社会问题出发，因而对中国问题及出路皆能有自己独树一帜的看法。特别是其乡村建设理论，到目前为止，仍对其价值缺乏足够的重视。书中，梁先生对中国问题特殊之处的分析，仍然发人深省。梁一再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反对照搬西方和苏俄。在他看来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1、政治历史背景：A.自秦汉以来，中国国家融于社会之中，没有构成阶级统治，是一治一乱的循环。B.中国的革命思潮是由外部引入的，并非是自然发展而来。2、文化：A.中国人的四大缺乏：缺乏公共观念（包括国家观念）、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法治精神，一切缺乏总归于集团生活缺乏。B.秩序。中国剥削虽在，但阶级却以化为职业而散；同时社会关系一切形诸于伦理，掩盖了矛盾。因此维护社会秩序主要靠的是礼俗而不是法律。社会秩序有文武两个方面。文的一面就是宗教、道德、礼俗、法律，这是以理服人；但是单靠这些还不够，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强制以行。中国的社会秩序主要依靠的是道理说服，武力强制方面的少。自古就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其文化在人心中的影响力比西洋封建社会中人远为深厚，有根。梁坚信：有秩序的剥削胜于无秩序的破坏。C. 文化失调，价值观混乱。

君子善养浩然之气

梁先生自幼体弱多病，年长后反强健超众，非仅茹素之功。我的理解，他很注重养心之道，所谓心气壮才可坦然处事。我自己的体会，心无忧虑方能睡得安稳，否则絮事萦怀，竟夜不眠，精神损耗，面色苍白。梁先生说自己少年时有斫丧身体之恶习，三十以后，遗精、痔血、胃病，脚气，同辈多见之病，他一样也无。俗话说三十以前人找病，三十以后病找人。梁先生的例子，是传统养生之道的生动说明。他素食、寡欲，晚婚，虽经磨难，依然康健。我觉得更要紧处，还是心情上的畅达，这个畅达，是自己想通了之后的畅达，不是故作矫情的畅达。“胸中有一股清刚之气”，他反复提儒家乐以忘忧，说这个乐字，极有意思。看他训子侄，亦不外为己尽性之学。他的那封信被多次征引，太强调他狂妄的一面，以道统自许的一面，却疏忽了他的性命之学，轻狂之人，岂能处变不惊，“若无其事”？“物来顺应”的修养，是水磨的功夫，原其起因，他少时同学中有一郭圣人，循循善诱以“惟先看得淡，乃至无动于衷，方能大无畏，才能任事”之理。有人跟我提过“惟极冷静能极热烈”，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这种修身的功夫，不可须臾或离，后来他与人共学，订有“朝会”制度，我想用意也是在此。“学问必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他由苦乐问题而入佛学，又由厌离转为郑重。姑不论厌离态度是否佛法真谛，学问于他，已切实到极处。二十信佛则茹素不婚，三十转儒则马上娶亲，知行合一到这种程度，难怪他会推崇王阳明。按梁先生书中所说，从他而学者，不少是因人生问题烦闷，甚至欲自杀者，现在社会进步，然而人心与人生问题，仍然值得留意。

我生有涯愿无尽

我生有涯愿无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的实践者，以天下苍生位己责，敬仰。但若评价印度哲学和老释两家的精华主旨，梁漱溟可能把握不住主旨（恕在下冒昧），这属于不同层次的人生境界。像隋朝的王通，明朝的王阳明就能融会贯通。梁先生太实际了，太把百姓的苦乐当真了，缺乏对玄虚与实相的领悟。《金刚经》最后的偈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如是，如是，如是！！！！！

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

“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伦理、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开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哲学的工具。……在认识上，他永远在探索；在意愿上则用在行动或者试图行动。……在他那里，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金岳霖：《哲学研究》） 梁漱溟大概就是金岳霖所说的这种极端。他所倡导的新儒学，不是历代以来典章制度下的孔教，也不是脱离制度与现实，紧紧抽离出其精神层面坐而论道的理论构建，而是指一种真诚恳切以立身，光明坦荡以感人的生活之学罢了。如果对他的这种诚与直追本溯源，从近处看，大概是来自其父梁济。一九一八年的某天，父亲与他谈起欧战的一则新闻时说“这个世界会好吗？”他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 三天后，梁济投湖自尽。梁济在遗书中解释他的身殉：虽曰殉清，却并非以清朝为本位，而是以幼年所学为本位。从此梁漱溟背负了其父未完成的使命，之后特立独行的一生正如启功在给他的挽联所述：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为留兼爱篇。 从远处看，他的诚与直便来自所谓的天性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无时不在问题中，无时不用心去解决问题。不肯随意，不肯不妥当，因为用了心，思考得又周密，于是就有了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积心得而为主见，从主见更有行动。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自己自然极为宝贵，也就养成惊人的自信心，不轻易因别人的反对而动摇。他这种自信表现在他的文化的学说上就是第一次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批评改造依然能够复兴，表现在他的乡村建设上便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践。这样的自信难免受人非议，被视为是固执或者迂阔。但是他见得到，说得出，信得及，做得真。那些坐而可言，言之玲珑剔透，富有逻辑，辩证统一之流的意见自然是很入他耳的。 他在晚年总结到自己从十四岁时开始致力于两个问题：人生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和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最初主张君主立宪，旋即参加革命。民国成立，却要信佛出世。民国十三年不肯在北大继续任教，要办新教育。民国十八年后，实践其乡村建设的主张。抗战期间，前往香港创办《光明报》。抗战结束后为和平奔走半年，之后回北碚一心办文化研究机构。建国后遭遇“廷争面折”，闭门著书。文革时同“主流”唱反调。改革开放后年逾九十还要担任中国文化书院主席，为国外学者答疑，弘扬国学。 纵观其一生时劳攘奔走，时退处静思，动静之间，三番五次不止。动是因为中国问题占了上风，静是因为人生问题占了上风。在他看来，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离开国人的生命问题而孤立地进行，它必须以个体生命的安顿和精神有所寄托为前提，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核心便是试图解决中国的历史变革与人生价值认同的协调问题。正因此，才能动不盲动，想不空想，免于世俗浅薄。 明明是时代的发展跟不上他，人家却说他跟不上时代，于是不幸地成了另一时代夹缝的悲剧。然而将儒家的入世与佛家的出世，自身的欲求与中国的出路，西方的民主与中国的传统本真地吸收融合在一起却又摆脱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应帝王”和“缺少参与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劣根性，体现着文化多元和人格独立的进步精神——这在百年来那些自认为掌握了真理的英雄豪迈者身上何曾见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