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0
ISBN:9787010025193
作者:孙孝恩,丁琪
页数:514页
章节摘录
书摘 黄瓦红墙、宫殿森严的偌大宫廷连日来已陷入一片死寂。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傍晚,当落日余晖已于天际渐渐消退,凛冽的寒气早已充塞了宫廷的每个角落的时候,弥留数日之后的同治帝终于耗尽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丝活力,死于养心殿东暖阁,时年19岁。 抢天呼地的哭号声震宫掖。在一片忙乱之中,大臣摘下帽缨,太监卸下宫灯,一切器物鲜艳的颜色迅速被尽行遮盖。顷刻间,养心殿内外一片玄素。从亲贵到权臣,从太监到宫女,看上去似乎都在为同治帝的丧事悲涕奔忙。然而,每个人的心中又似乎都在思忖着一件事;同治帝无子,新皇帝将会是谁? 浓浓的夜幕笼罩着紫禁城。高大阴森的保和殿在星空的映衬下俨如一道山岭,寒冷的北风在它的鸱吻和重檐间嘶叫。在这宫殿后身西北墙角下的一排低矮的小屋里却灯火通明,军机大臣们正按西太后的旨意在紧张而又谨慎地忙碌着“国家大事”。 潘祖荫和翁同龢等人再三斟酌:西太后的意思大致是,新君承续为咸丰帝之子,其皇位又是继同治帝而来。按此,在西暖阁会议结束约一个小时之后,一道“懿旨”和一道“遗诏”便匆匆拟定。然后,诸臣赶往养心殿。“亥正(晚十时——引者)请见面递旨意,太后哭而应之”,与此同时,“戈什爱班奏迎嗣皇帝礼节大略,‘蟒袍补褂入大清门,从正路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方与后殿成服’。允之。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等以暖舆往迎”。 在封建伦理道德禁锢着人们思想的时代,父母对子女的婚有绝对的决定权。说来,历代封建帝王,既然操有对所有臣民的生杀予夺的至高无上权力,对自己后、妃的选择似乎应是为所欲为的。但对光绪帝而言,事情却不那么简单。西太后一言可以将其立为皇帝,并且在其卵翼下长大成人。尽管作为母亲她并非是亲的,可光绪帝则必须视其为比亲生母亲还要亲。囿有“孝道”,出于敬畏,他在其婚姻问题上亦将是难以自主的。在西太后看来,她既然能左右光绪帝个人的一切,也完全可以利用这种“母子”情份和封建“孝道”伦理,按照自己的意志为光绪帝选定皇后。这也正是她能名正言顺地公然宣称为光绪帝筹办婚事的原因所在。而且这次为帝选立后、妃,已再也不会像为同治帝选后、妃那样有人掣肘;此次完全可以随己之意了。至于自己的这种选择是否合于皇帝的意愿,她是绝对不会去考虑的。 在受到重创并蒙辱缔约后,光绪帝力求奋起“自强”固然是可取的。然而屈辱之“和”不仅未给中国带来任何松缓,反而日本统治者通过这场侵略战争给我国造成的深重灾难,却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日益加深。按照《马关条约》的规定,要立即兑现的割台与即将支付的巨额赔款,在清廷便成为光绪帝和所有关心国家前途的廷臣最难下咽的两大苦果。 光绪帝在推行变法新政之前,虽然已从西太后那里得到可“办事”的承诺。但在实际上,到其主持变法维新之后,他依旧处于“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不能完全自主的状态中。并且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光绪帝在清廷的坚定支持者相继均被西太后除掉:志锐被发遣,文廷式遭革职,继而翁伺龢又被逐出清宫,使原来就十分脆弱的帝党基本瓦解。另外,原在帝、后之间尚能起些缓冲作用的军机大臣李鸿藻,也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97年7月24日)死去。到这时,虽然又有如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及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等人积极支持光绪帝变法维新,但他们都是职位较低的文职官员,起不到参与决策的作用。再没有出现像翁同龢那样的人物了。在清廷中枢,已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西太后亲信和顽固官僚。因此,光绪帝在清廷统治集团中的处境更加孤立。对于这种情况,光绪帝自己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在召见康有为时,就流露出惟恐顽臣“掣肘”的苦衷。因而,接受了康有为提出的必须另外“擢用小臣”的建议。光绪帝在颁布《明定国是诏》之后,便接连降渝指出,要“切实图维,用人一道,最为当务之急,尤须举贤任能”。此后,他又连续颁谕,指令上自京官下至督抚学政,都要迅速推举“通达时务”又“志趣向上者”随时“引见”,以备录用,光绪帝力图通过选拔、任用有志变法维新的人来改变自己被孤立的处境。又想在学习外国的过程中以广设学堂、派员出国游学的途径,再于全国造就一批基础力量。然而,封建守旧势力根深蒂固,光绪帝要实现这一愿望谈何容易!所以在事实上,仍然造成以“旧人”“委以新政”的局面。 在清中央,那些手握实权的顽固派大臣,鉴于其统治地位的危机,对于栽植一些外国的皮毛技艺并不是绝然反对的。但是,他们都惟恐变法运动脱缰危及其所谓的“祖制”,因为这是维护他们统治地位的护身符。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时,西太后即对她的心腹官僚奕劻,刚毅、荣禄等人交了底,并向他们发出了暗示:对光绪帝变法的“要紧处”,要力行“阻之”。随后,他们便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当变法刚刚起步时,在光绪帝的身边,便设下了层层围扼变法维新的明碉暗堡。 至于全国各地的督抚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只有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个别人还有些进取的志向,尚能遵旨进行一些兴举。 陈宝箴(1831—1900年),字右铭,江西义宁州(今修水)人。陈宝箴原以举人从湘军将领席宝田治军,后以“功”保知府。历任浙江、湖北按察使,在甲午中日战后的光绪二十一年八月(1895年9月),升任湖南巡抚。值此,陈宝箴愤于国难日迫,遂意欲“创兴”。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来,他就积极响应光绪帝的图强号召,率先在湖南联合倾向变法图强的学政江标等,在当地“提倡振兴之法”。陆续在湖南开办矿务、设置电报与轮船,并为“讲求实学”,支持维新之士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中外兼习的时务学堂。后又请梁启超前来讲学,宣传变法培养新式人才。由于陈宝箴、江标等“皆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所以,他们不仅聚结了一些维新力量,还使湖南走在全国各地维新之前。 光绪帝颁诏定国是之后,陈宝箴仍继续在湖南“力行新政”,保荐人材。锐意整顿”。虽然他曾迫于守旧势力的“胁制”与“恫喝”在兴举中有过波折,但在全国各地的变法维新中其尚可称为一个出众者。至于多数地方官吏,皆是些“庞然自大”、“贪劣昏庸者”。他们只图谋取“高爵厚禄”,“置国事于不问”,终日“如梦如醉,”花天酒地、养尊处优。这些人,对于频频而下的新政诏令“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另外,有很多人还在地方制造事端,公开阻挠维新措施的贯彻,甚至有些地方官吏居然“藉新政以扰民”。在其中,身为封疆大吏的两广总督谭钟麟,就是一个透顶的守旧官僚。谭钟麟,湖南茶陵人。咸丰进士,历任御史、知府等,光绪元年(1875年)任陕西巡抚。期间,因得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器重,经左荐举“遂膺疆寄”。后调任浙江巡抚,升为陕甘总督,继任侍郎、尚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调任两广总督。此前,他在逢灾赈济等方面尚且有些作为,尤其在抚浙期间重建文澜阁并“延文儒校刊群籍”,从而“治闻一时”。但其思想极端守旧,为官“唯知奉行例案”。而且后来他又受到西太后的赏识,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降“懿旨赏加太子少保衔”。变法维新展开后,谭钟麟对光绪帝颁发的大量变法诏令不仅长时间毫无动作,且又“无一字复奏”,一直“置若罔闻”,死心塌地地对“抗变法”。因此,他的顽固态度,直接干扰了东南门户的维新进程。另外,就是以“新人物”著称的详务派官僚、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新政进行的紧要时刻,他抛出了《劝学篇》打出维护“圣道”的旗号,以纠偏、辟“邪说”的面目,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大肆抨击,极欲把变法维新运动引向更加温和的轨道。与张之洞相通的另一个洋务派大官僚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变法进行中与张之洞、谭钟麟相呼应,也在暗中抱定,凡是光绪帝“责成各督抚者,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对变法维新采取了观望,放任的态度。当时已失去实力地盘的老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其内心并非毫无改革之意,但由于他已声名败坏,只是在西太后的庇护下寄于清廷总理衙门。这个洋务派大官僚,为了收买人心和给自己打圆场,有时在暗地里向康有为传递点小话,搞点小动作,但其维护清王朝统治地位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依然如故。总之,在来势迅猛的这场大变革面前,洋务派官僚以一种“新人物”的面孔,怀着复杂的心态游动于新、旧势力之间。但在政治上,他们却与封建顽固派始终保持着联盟关系,体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这个新势力的特有性格。正因为这些人具有半“土”(在当时这是其基本方面)半“洋”的特点,所以他们在朝野便具有一种特殊的影响力。尤其是刘坤一、张之洞,他们不仅都是现实中的地方实力派人物,而且又共同控制着富饶的长江流域,因此,其态度与动向,势必影响着变法维新运动。 在当时,像张之洞这样的疆臣大吏可算为“有闻于时”的“佼佼”者,尚且对变法维新投以保留、轻蔑、抵触甚至仇视的目光。从全国上下手操大小实权的官僚心理状态来说,梁启超把它分为3种类型:“其一瞢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悚听耳,此一种也;其二则亦知外患之可忧矣,然自顾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见矣,此又一种也;其三以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藉,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从而他指出,“全国握持政柄之人,无一人能出此三种之外者。”可见,通过这些人来推行变法新政,如同与虎谋皮。至于来自社会上的因循守旧的传统习惯势力,更是触目惊心。因此,当光绪帝按照维新派的指向推行变法新政时,从一起步就遇到了采自各方面的重重阻力,被笼罩在深沉的阴影之中。而且随着变法改革的深入,它所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说到我们对光绪帝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不能忘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赵矢元教授,是他较早地给予了鼓励与关怀。此传的告成,离不开人民出版社乔还田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具体指导,责任编辑张润生同志又对书稿的关要处做了精心润色。在撰稿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郭毅生教授热情赐示;黑龙江大学历史系谢景芳副教授代为草拟了l至3章初稿;东北民族学院副院长关捷教授,主动提供一些珍贵资料;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董少辉,参与了4、5章的拟稿工作。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邱元猷教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金甫编审、新华文摘社张跃铭副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宋士堂副编审和历史研究所冯佐哲副研究员;以及哈师大副校长修朋月、校图书馆馆长夏玉德与副馆长赵克、北方论丛编辑部主编陈世激等,均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了关注与协助。同时,本书亦吸取了近年来一些有关的研究成果(多数已在书中注明)。谨此,一并致以由衷的谢意。并向学界友好深深致敬! 作者1995年7月于哈尔滨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即位
第二章 在内争外患中成长
第三章 “亲政”
第四章 甲午起战云
第五章 乙未之辱
第六章 何去何从
第七章 不做亡国之君
第八章 变法列新绘宏图
第九章 崎岖的维新之路
第十章 转机
第十一章 变法夭折
第十二章 壮志未酬
结语
后记
编辑推荐
本书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客观而又真实地刻画了光绪帝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晚清帝王,讲述了其政治活动、精神风貌,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内心上进救国却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君主,对于读者进一步获得对晚清衰落的认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作者简介
本书以珍贵、翔实、丰富的史料为依据,真产地反映了传主这位近代中国大悲剧中的悲剧角色的政治活动、思想发展、宫闱生活及其精神风貌;客观地评述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历史功过。
图书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