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干才》书评

一个地质学家的议政之路

一个地质学家的议政之路——读纪彭《民国干才：丁文江传》杨津涛刊于2013年01月18日《南方教育时报》这几年“民国范儿”流行知识界，民国知识分子成了热门话题。胡适、傅斯年、陈寅恪这些先生被一说再说，很多甚至都成了陈词滥调。相反，有一些十分重要的人，却被大众图书所遗忘了，比如丁文江。在周有光先生挂名主编，余世存等几位实际操作的“现代文明人格”丛书中，纪彭这一本《民国干才——丁文江传》，相信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重新发现丁文江。从专业上讲，丁文江是一名地质学家，创办了中国首个地质研究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他与学生常年在野外工作，搜集第一手的地址材料。地质学以外，丁文江在人种学、优生学、历史学、考古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方面都卓有成就。所以温源宁在《不够知己》一书中赞叹说，“他头脑里的东西实在是多——就像个古玩店，各种各样，零零碎碎，从中国军队装备的统计数据，到吟诵唐诗的方法，无所不有。换句话说，人们去找丁博士就像翻百科全书——可以去找正确的信息资料。”然而作为知识分子，仅有知识是不行的，还必须关注社会，给出自己独立的意见。正如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的，知识分子必须要“由高处向芸芸众生发出洪亮的声音和无礼的叱责”。丁文江第一次系统对政治发表意见是在1921年，那一年他与胡适、蒋梦麟和蔡元培等同仁共同组织了“努力社”，创办了《努力周刊》。在第二期杂志上，他们这一干朋友，十六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宣言》，“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不久后，在宣言上署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三人获得组阁机会，但是仅仅两个多月，“好人政府”就垮台了。在《民国干才——丁文江传》的作者看来，“好人政治”以一种典型的实验主义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破产。在《努力周刊》时期，丁文江还与张君劢围绕所谓“科学，还是玄学”进行了一场大论战，纪彭幽默地将之比为今天的“工业党与情怀党”之争，后者肇始于蒋方舟的一篇《控诉理科男》。在当时身为理科男的丁文江，自然是是为捍卫科学神圣性而战。如果我这个文科生生在那个年代，说不定也要和丁先生的“科学人生观”论辩上一辩。“九一八”事变后，丁文江再次言政时，他的观点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开始论证中国实行独裁体制的合理性。丁文江之所以会有这种主张，主要是基于两点原因，一个就是前面说到的“好人政府”的失败，另一个就是他从苏联走了一趟回来，看到了这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上的飞速发展。因而当“民主与独裁”的论战硝烟升起的时候，丁文江毅然与老朋友胡适“分道扬镳”，站在了以蒋廷黻为代表的独裁派一方。他指出中国当时民众智识太低，难以实行民主的现状，“中华民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七十五以上是不识字的，不识字的人不能行使选举权的，是大家应该承认的”。 丁文江虽然与胡适一样，也认为中国还没有实行独裁的条件，但是在他看来，独裁要比民主容易，所以他提出“目前的中国这种独裁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使它于最短期内变为可能。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针对这种观点，胡适发表《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一文，完善了自己的“民主幼稚论”。他分析说，民主是一种“幼稚园政治”，而独裁是一种“研究院政治”。“我们这样一个知识太低，经济又太幼稚的民族，在这最近的将来，怕没有试行新式独裁政治的资格。”这个观点一出，不止引来了独裁派的反驳，就是身为民主派的一些人也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丁文江首先不以为然，“民主宪政不是如胡适之先生讲的那样的幼稚——苏俄与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学的，但是没有问题，英法美比意大利更难学。”也就是说，在丁文江看来，民主政体是要高于独裁体制的。而且丁文江还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而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人和国家”，因此中国理应追随欧洲的独裁国家之后，先建立一个独裁政府，渡过目前的民族危机，然后待时机成熟，再去建立民主政体。蒋廷黻、丁文江这些学者之所以看好独裁制，就是希望出现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强人来使中国渡过难关。但胡适一眼就看出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诘问独裁派的朋友们：如果独裁者不再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再能选贤用能了，你怎么办？民治国家的民众不用天天干政，只要到选举的时候才需要他们，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政治之下的民众，虽然天天自以为专政，但他们却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所以在“民主国家有失败时，还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简单，只要把‘诺’字改作‘NO’字就行了。独裁国家的阿斗无权说一个‘NO’字，所以丁在君先生也只能焚香告天，盼望那个独裁的首领要全知全德……万一不如此，就糟糕了。”在民主与独裁两派之外，萧公权的声音更为理性，他一方面引述《大学》中“未有学养子而后嫁人”的话，对胡适反对训政的和一党专政的立场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也承认国民素质低下的问题确实存在。只是在萧公权看来，国民的法治和民主习惯只有在宪政实践中才能逐步培养起来。所以他说，“由幼稚园的宪政‘逐渐升学上去’是过程，大学的（或研究院的）宪政是目标。”萧公权无疑为中国民主指出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其实在1930年代属于独裁派的这些学者，无论是蒋廷黻、丁文江，还是钱端升，他们都曾长期留学欧美，从学理和实践上知道民主的好处，只是在当时的国内外背景下，感到中国尚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加之国难当头，因而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好的独裁者，能先把国家统一起来。所以他们所提倡的独裁，只是走向民主道路上的一个中间站，而非终点站。当1935年，丁文江逝世后，胡适所作的《丁文江的传记》中，称这位老友为“一个真实的爱国者”。可见他们在学理上的争执，其实目的都是同一的，那就是救国。纪彭这一本《民国干才——丁文江传》不是讲故事的八卦传记，而是一本思想性质的评传，书的篇幅不长，但与书后所附录的丁文江几篇文章相结合，就足以管窥传主一生的从政经历与思想转变了。http://szjy.sznews.com/html/2013-01/18/content_23548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