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觉醒
出版社: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2
ISBN:9787800096037
作者:张敏谦
页数:278页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大觉醒运动兴起的原因 一、北美宗教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二、欧洲思潮的影响 三、经济的因素第三章 大觉醒运动透视 一、点燃信仰复兴之火 二、乔治·怀特菲尔德与大觉醒运动全面爆发 三、“新边”与“旧边”“新光”与“旧光”之争 四、“分离派”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章 大觉醒运动的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及其神学 一、作为一名布道师的爱德华兹 二、作为一名神学家的爱德华兹 三、作为一名预言家的爱德华兹第五章 弗吉尼亚·圣公会·大觉醒 一、弗吉尼亚的创建与圣公会国教地位的确立 二、牧师与绅士间的冲突 三、大觉醒运动与弗吉尼亚圣公会国教地位的瓦解第六章 大觉醒运动与浸礼会派、卫理公会派的崛起 一、浸礼会派及其在大觉醒运动中的崛起 二、卫理公会派与大觉醒运动第七章 大觉醒运动的性质、意义及其影响 一、大觉醒运动的性质 二、大觉醒运动的意义 三、大觉醒运动的影响附录：英文参考上书目 附一：福音新教及其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改革的影响 附二：从殖民地走向独立的弗吉尼亚
作者简介
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宗教只是上古时代的产物，比较而言亦可说是愚昧的产物。但令人费解的是，即使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宗教的影响不仅未见衰微，反而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君不见，只有些国家，宗教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充分发挥了社会稳定的功能；在另一些国家，宗教又成为仇杀、动乱、分裂、进而影响一国命运的暗流；而在“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的笔下，宗教更为划分文明的坐标，进而成为决定未来国家间关系及世界走向的动力之源。
你可以不同意亨氏的观点，但你无法否认“文明冲突论”在国际上引起轰动性的两极反应所揭示的一个重要现象或事实，即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宗教的影响已不再限于一国一区，而是成为影响不同人民之间、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关系，进而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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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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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谈起宗教对美国的影响，正如《当代美国宗教》一书前言所述，“每10个人中就有9个人自称相信上帝，有8个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有7个人属于某个宗教组织，有大约6个人每天祈祷，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上帝是美国民主的道德引导力量，有4个人每周去教堂”，这一段文字生动地展示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美国人中具有的广泛影响。又如当今美国许多著名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是当初教会创办的。宗教对于美国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不难想象。然而，即便基督教在美国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却也通过宪法，很好地完成了“政教分离”，只留下了诸如官员或证人宣誓时手放在圣经上的零星的宗教碎片。一方面，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却又很好地完成了在当今某些国家和地区都难以做到的“政教分离”。其智慧之处在于在美国建国以前，于18世纪20年代开始发生在北美殖民地的大觉醒运动。《大觉醒——美国宗教与社会关系》（时事出版社2001年2月）一书就是收录作者张敏谦先生的博士论文而成。作者通过七个章节的介绍，以大觉醒运动作为文章论述的主要线索，对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代表人物和相关的宗教团体，以及大觉醒运动的性质、意义和影响进行了论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作了全面、详尽并且富有独创的研究。在阅读完这本书后，笔者也试图通过理清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来龙去脉来对该书作一些简单的评价。早在北美各殖民地建立之初，最早定居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有两支。其中一支以签订了被后人认为是美国民主基石的“五月花号公约”而闻名。公约中提到“以上帝的名义立誓要继续清教实验……以契约形式组成政府。”由于受到本国的宗教迫害和压迫，这批英国清教徒远离故土，来到了遥远的北美大地。他们期待在这片自由而荒凉的土地上能够建立一个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理想场所，其最崇高的理想即为后人熟知的“山巅之城”。因此，宗教因素在新英格兰一直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批早期的殖民者在希望建立一个纯洁教会的基础上，也急于建立一种政教合一的神权体制。一方面是摆脱本国的宗教迫害，另一方面却又通过一系列会议对殖民地实行高压统治，这批清教徒往往陷入所谓的“清教悖论”之中。新英格兰此时的宗教压迫显然是与后来美国宗教宽松、自由的特征格格不入的。而在这种清教专制之下，由于清教中的众多其他教派的分离，形成了教会趋向自治、牧师威信下降以及传统的“圣徒——盟约模式”瓦解。从“圣徒——盟约模式”一点来看，其状况似乎有点类似欧洲大陆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关系，面对众多新教教派对天主教教会内部以及教职人员腐败的抨击，坚守传统的天主教会则更加强调规范教职人员的规范和作风，如此才能更加加强作为普通信徒与基督的中介作用，此举实则带有更加强烈的精英色彩。新英格兰实行的“圣徒——盟约模式”实则也是以近乎苛刻的方式严格要求信徒的入教过程，而这将会造成大量基督教徒及其子女都有可能达不到标准，教徒人数下降，但教会又需要从大量教徒身上征收教会税来维持日常工作。除了殖民地宗教的自身发展因素外，作者反驳了美国史学界流行的大觉醒运动是美国特有现象这一观点，而联系了当时欧洲大陆的虔信派运动。作者认为英国的卫斯理运动和美国的大觉醒运动正是虔信派运动的延续和深化，由此大觉醒运动的发生原因也离不开欧洲思潮的影响，并且认为大觉醒运动史十八世纪整个西方世界福音派复兴运动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此外，在上述两种因素的基础上，作者还较有独创地论述了大觉醒运动的经济因素：不断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都使得殖民地的道德标准日益下降、贪图享乐之风兴盛，基督教的宗教热情锐减，宗教观念淡漠。由此，大觉醒运动在北美殖民地势在必行。具体到大觉醒运动的发生过程，作者将这一运动分为两个阶段，构成该运动初期阶段的新教派别主要有荷兰改革派教会、长老派教会以及公理派教会，但此时的大觉醒运动尚未在北美殖民地充分发展。而第二个阶段，即整个运动的爆发是与英国国教宣讲师乔治•怀特菲尔德在整个北美殖民地不断巡回布道分不开的。乔治•怀特菲尔德之于大觉醒运动的爆发，在笔者看来，主要在于他为其他信仰复兴派牧师提供了一种不拘一格、生动的布道方式的模仿范例。这种方式是有别于此前教徒集聚教堂，听讲牧师枯燥、无味的宣讲。众多的信仰复兴派牧师纷纷效仿，形成了北美殖民地一种“怀特菲尔德式”的布道群，如吉尔伯特•坦南特，詹姆士•达文波特以及乔纳森•爱德华兹等人。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各新教教派中也开始产生了其内部的分歧，如长老派中“新边”与“旧边”，公理会派中“新光”与“旧光”之争。还有“分离派”的出现都反映的大觉醒运动已经开始使众多的教派发生分歧，没有了一派独大的状况，为一些小的教派如教友派、浸礼派等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这实则是为将来美国的宗教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在大觉醒运动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乔纳森•爱德华兹，他不仅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主要发动者之一，也是为这场运动提供了神学基础的唯一的神学家。作者也从三个角色，布道师、神学家、预言家来具体剖析。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神学上提出的“真正的宗教存在于神圣的感情之中”以及“人在得救中具有有限能动性”这些观点。前一观点实则是反驳了欧洲大陆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主义。随着文艺复兴和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的兴起，启蒙运动也使得人们开始摆脱了中世界的蒙昧，造就了一批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但他们也是带有一定唯物倾向的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强调在继承了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各种规律的基础上，认为上帝作为世界的“始因”或“造物主”，它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上帝是一个理性存在。而乔纳森•爱德华兹反对其理性论调，强调感情在宗教中的作用，其用意是以神学为体系的宗教信仰抵制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而后一观点则可将其与加尔文宗的“预定论”或“先定论”来比较。加尔文提出的“预定论”，是吸收了路德的“因信称义”和奥古斯丁的预定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套学说，其认为人的得救与否由上帝的意旨所预定；上帝从创世以来就把世人分成“选民”和“弃民”。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就是“选民”与“弃民”的标志，“选民”注定得救，“弃民”则注定为上帝所摈弃。由此，倘若以财富作为成功失败的衡量标准话，中上阶层的人民是上帝的“选民”，而下层人民注定要被上帝摈弃。与加尔文宗一样，乔纳森•爱德华兹同样地将人的得救与否转移到了人自身身上。只是，继承了阿米尼安派“意愿自由说”的他，更加强调人的有限能动，这对美国普通大众来说更具有适应性。本书的随后二章则是就大觉醒运动中对弗吉尼亚圣公会的瓦解和浸礼会派、卫理公会派的崛起与大觉醒运动之间的关系作了一定的论述，并且在最后一章概述了大觉醒运动的性质、意义及其影响。对于本书通篇的论述，笔者认为这是一篇对大觉醒运动详细而又具有独创的学术著作，不过作者的论述在以下方面仍稍显不足。第一，对诸如“分离派”、“信仰复兴派”等的概念解释不清，不容易使人分清楚。第二，本书的题目的子标题是美国宗教与社会关系，在论述两者的关系方面，作者显然并不如在其附录中第一篇论文论述得清晰，又或者是在殖民地早期宗教与社会具有难以区分的密切联系。诚然，直到今天，宗教与美国社会之间的联系依然紧密，只是一场大觉醒运动不仅使北美殖民地摆脱了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和与母国英国的宗教联系，也成功地使一教或者一派独大的局面被打破，为今天的美国社会营造了宽松、自由的宗教环境。 -
第一次宗教大觉醒运动和自然神论的流行，为一个更为宽容的社会创造了条件。随着清教霸权地位的丧失，新的、富于美国特色的教派开始出现，这导致了19世纪20年代的又一次大觉醒运动。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不仅使清教主义寿终正寝，也让北美循道宗呱呱坠地。虽然爱德华兹和卫斯理的神学都属于福音教派，但是却有着不同之处，按照神学历史学家奥尔森的判断：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运动。 如果说爱德华兹强调的是上帝的伟大胜于上帝的良善，卫斯理强调的则是上帝的良善胜过上帝的伟大。前一个信仰使清教徒的上帝具有威严、震怒的形象，后一个信仰则使上帝从清教徒身边走出来，走向全世界，走向所有人。如果说清教主义塑造了北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精神特质，那么循道宗的虔敬主义却为后世的美国精神施加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循道宗宣称忠于圣经，忠于传统的信经教义，多数接受阿明尼乌主义，认为得救既凭借圣恩，也取决于个人的自由选择。所有人都有得救的可能，靠着圣灵，人可以在此生达到对上帝和对他人完全的爱，获得完美的基督徒品格。在神学上他们不重思辨，不强调一致；强调圣灵有使人信仰及改造信徒生活的力量；宗教的核心在于人与上帝的切身联系。在社会观点上重视下层社会，主张社会改良。该宗的崇拜仪式也是半礼文化、半自由式的，唱诗占有重要地位。相对而言，循道宗是一个比清教远为民主、自由和人道化的教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卫斯理支持英国，而阿斯贝利支持美国，美国循道宗从此自主化，到1784年，先于英国循道宗教会而率先成立了美国循道宗（也叫卫斯理宗）教会。此后50年间，循道宗在美国的新垦区发展迅速，特别是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获得长足进展。美国革命使美国的宗教格局发生变化。据估算，1776年时，教派数量已经达到26个。有影响的是圣公会（安立甘宗）、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卫理会（卫斯理宗）。由于圣公会是英国国教在北美的分支，在革命中多半充当效忠英国的保王派，因此丧失了人心，不少教徒转而加入了南方的卫理会。卫理会牧师们在战争中纷纷返回英国，但是弗吉尼亚的大部分牧师留下来支持革命，而弗吉尼亚是美国独立战争中最为中坚的力量。公理会、长老会和浸礼会因为不信奉英国国教，战争中支持新生的共和国，并且加强了联合，声望有所回升。美国建国之后，启蒙思想的传播使自然神论颇为流行，动摇了基督教的基础；而西部的开发使边疆地区成为美国宗教未曾开发的处女地；同时，美国人越来越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宗教热忱大减。在这样的形势下，各教派不得不作出自己的反应，于是产生了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这次宗教奋兴运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宗教精神更加世俗化、更加大众化、更能符合大众的需求。” 加上美国刚刚建国，整体心态昂扬向上，所以体现在教义上是至善论和至福千年理论盛行一时。在当时，传教士们为了贴近群众创造了两种大众化的布道形式：野营布道会和延期布道会。野营布道会适用于西部地区，由于西部移民居住分散，方圆百里之内未必有正规教堂，所以布道只能在野地里临时搭建的帐篷中进行，周围几十里地、乃至上百里地的移民都赶来参加，不仅进行祈祷、听牧师讲道，还可以相互交流、乃至载歌载舞，一场布道往往要持续六到七天，参加人数超过万人。延期布道会是为城市民众举办的，以社区为单位，一般在晚上举行，一次布道要延续几个星期之久。这其中，公理会的影响主要在传统的大本营——新英格兰地区，因为没有认识到西部的重要性，所以导致它的局限，只在明尼苏达、威斯康星等中北部地区有所拓展。长老会也是固守东部，特别是对工商业界和教育界有较大影响。相比之下，浸礼会和循道会着眼点在于普通民众和边疆地区，所以在大觉醒运动中取得了迅猛发展，实力超过了上两个教会派别。通过持续了50余年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到1855年，公理会有教徒207608名，长老会495715名，浸礼会达到1105545名，循道会达到惊人的1577010名，成为美国第一大教派。总体而言，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也就是“福音新教”运动，福音新教指致力于传播基督教福音的新教教派。重要的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不再将宗教复兴本身作为唯一的目标，而是同其他社会目标紧密联系了起来，强调宗教复兴信仰对于保证美国社会制度与宗教信仰制度万世不朽的必要性。” 第二次大觉醒所表达的思想和精神成为“美国精神”的一个组成部份，其中，“至善论”（perfectionism）和“至福千年论”（millennialism）最为重要。“至善论”的前提是任何人只要皈依基督就可以得救，而且得救之后还可以通过努力达到“至善”的境地，这一论点从根本上推翻了加尔文保守的“预定论”教义，确立了人的地位，并且给人以改造自身、完善自身的力量和希望。“至福千年论”也叫“千禧年主义”，也称“锡利亚主义”（Chiliasm），属于基督教神学末世论学说之一，主要根据《新约•启示录》，认为在世界末日之前，基督将直接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首批复活的圣徒与之共享福乐，随后世界末日到来，恶人复活，接受最后的审判，圣徒升入天堂，恶人堕入地狱。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千禧年主义又分为“千禧年前论”（Pre-Millenarianism）和“千禧年后论”（Post-Millenarianism）。所谓“前论”，是指基督在千禧年之前复临世界，千年太平盛世即因他的复临而建立。所谓“后论”，是指基督在千禧年之后复临世界，千禧年时期魔鬼受到捆锁，福音较易传播，为基督降临准备好条件，基督复临后马上主持审判，然后天国降临人间，成为新天新地。“前论”相对来说比较激进，期待基督立即降临，而基督降临之日就是世俗列国毁灭之时，世人面临大灾难，唯有立即皈依才是出路。“后论”比较温和，认为基督不会马上降临，而在人世间弘扬基督的精神，让和平、正义、兄弟之爱充满人间，恰是人类得救的机会。虽然“前论”势力颇大，形成了“基督复临派”（Adventists），但事实上还是“后论”影响深远，构成了美国精神中不断改革、相信进步的乐观的精神力量。福音新教锐意改革，通过第二次大觉醒中形成的“自愿组合体系”（Voluntary Association System），使一批与宗教有密切关系的民间协会志愿进行社会改革，比如“美国禁酒联合会”，“新教徒公立学校促进会”、“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等组织，对美国的道德风尚、教育改革、废除奴隶制、妇女运动等等作出了极大贡献，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精彩短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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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派别都是时代的产物，《圣经》的原则是唯一的，但是人对《圣经》的诠释却是千奇百怪的，有些是处于人的。所以，还是不能孤立的看《圣经》的某些节某些章某些卷，而是要看整本《圣经》传达的最根本信息。 -
楼主强人啊~ 很有用的文 对于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史
但是 加尔文的“救赎决定论”并没有否定人的价值 私以为在加尔文的五点中个人意志有点存在主义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看到关于TULIP的解释的时候我就首先想到了萨特 -
第一次宗教大觉醒运动和自然神论的流行，为一个更为宽容的社会创造了条件。随着清教霸权地位的丧失，新的、富于美国特色的教派开始出现，这导致了19世纪20年代的又一次大觉醒运动。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不仅使清教主义寿终正寝，也让北美循道宗呱呱坠地。虽然爱德华兹和卫斯理的神学都属于福音教派，但是却有着不同之处，按照神学历史学家奥尔森的判断：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运动。 如果说爱德华兹强调的是上帝的伟大胜于上帝的良善，卫斯理强调的则是上帝的良善胜过上帝的伟大。前一个信仰使清教徒的上帝具有威严、震怒的形象，后一个信仰则使上帝从清教徒身边走出来，走向全世界，走向所有人。如果说清教主义塑造了北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精神特质，那么循道宗的虔敬主义却为后世的美国精神施加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循道宗宣称忠于圣经，忠于传统的信经教义，多数接受阿明尼乌主义，认为得救既凭借圣恩，也取决于个人的自由选择。所有人都有得救的可能，靠着圣灵，人可以在此生达到对上帝和对他人完全的爱，获得完美的基督徒品格。在神学上他们不重思辨，不强调一致；强调圣灵有使人信仰及改造信徒生活的力量；宗教的核心在于人与上帝的切身联系。在社会观点上重视下层社会，主张社会改良。该宗的崇拜仪式也是半礼文化、半自由式的，唱诗占有重要地位。
相对而言，循道宗是一个比清教远为民主、自由和人道化的教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卫斯理支持英国，而阿斯贝利支持美国，美国循道宗从此自主化，到1784年，先于英国循道宗教会而率先成立了美国循道宗（也叫卫斯理宗）教会。此后50年间，循道宗在美国的新垦区发展迅速，特别是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获得长足进展。
美国革命使美国的宗教格局发生变化。据估算，1776年时，教派数量已经达到26个。有影响的是圣公会（安立甘宗）、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卫理会（卫斯理宗）。由于圣公会是英国国教在北美的分支，在革命中多半充当效忠英国的保王派，因此丧失了人心，不少教徒转而加入了南方的卫理会。卫理会牧师们在战争中纷纷返回英国，但是弗吉尼亚的大部分牧师留下来支持革命，而弗吉尼亚是美国独立战争中最为中坚的力量。公理会、长老会和浸礼会因为不信奉英国国教，战争中支持新生的共和国，并且加强了联合，声望有所回升。
美国建国之后，启蒙思想的传播使自然神论颇为流行，动摇了基督教的基础；而西部的开发使边疆地区成为美国宗教未曾开发的处女地；同时，美国人越来越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宗教热忱大减。在这样的形势下，各教派不得不作出自己的反应，于是产生了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这次宗教奋兴运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宗教精神更加世俗化、更加大众化、更能符合大众的需求。” 加上美国刚刚建国，整体心态昂扬向上，所以体现在教义上是至善论和至福千年理论盛行一时。
在当时，传教士们为了贴近群众创造了两种大众化的布道形式：野营布道会和延期布道会。野营布道会适用于西部地区，由于西部移民居住分散，方圆百里之内未必有正规教堂，所以布道只能在野地里临时搭建的帐篷中进行，周围几十里地、乃至上百里地的移民都赶来参加，不仅进行祈祷、听牧师讲道，还可以相互交流、乃至载歌载舞，一场布道往往要持续六到七天，参加人数超过万人。延期布道会是为城市民众举办的，以社区为单位，一般在晚上举行，一次布道要延续几个星期之久。
这其中，公理会的影响主要在传统的大本营——新英格兰地区，因为没有认识到西部的重要性，所以导致它的局限，只在明尼苏达、威斯康星等中北部地区有所拓展。长老会也是固守东部，特别是对工商业界和教育界有较大影响。相比之下，浸礼会和循道会着眼点在于普通民众和边疆地区，所以在大觉醒运动中取得了迅猛发展，实力超过了上两个教会派别。通过持续了50余年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到1855年，公理会有教徒207608名，长老会495715名，浸礼会达到1105545名，循道会达到惊人的1577010名，成为美国第一大教派。
总体而言，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也就是“福音新教”运动，福音新教指致力于传播基督教福音的新教教派。重要的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不再将宗教复兴本身作为唯一的目标，而是同其他社会目标紧密联系了起来，强调宗教复兴信仰对于保证美国社会制度与宗教信仰制度万世不朽的必要性。” 第二次大觉醒所表达的思想和精神成为“美国精神”的一个组成部份，其中，“至善论”（perfectionism）和“至福千年论”（millennialism）最为重要。“至善论”的前提是任何人只要皈依基督就可以得救，而且得救之后还可以通过努力达到“至善”的境地，这一论点从根本上推翻了加尔文保守的“预定论”教义，确立了人的地位，并且给人以改造自身、完善自身的力量和希望。“至福千年论”也叫“千禧年主义”，也称“锡利亚主义”（Chiliasm），属于基督教神学末世论学说之一，主要根据《新约•启示录》，认为在世界末日之前，基督将直接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首批复活的圣徒与之共享福乐，随后世界末日到来，恶人复活，接受最后的审判，圣徒升入天堂，恶人堕入地狱。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千禧年主义又分为“千禧年前论”（Pre-Millenarianism）和“千禧年后论”（Post-Millenarianism）。所谓“前论”，是指基督在千禧年之前复临世界，千年太平盛世即因他的复临而建立。所谓“后论”，是指基督在千禧年之后复临世界，千禧年时期魔鬼受到捆锁，福音较易传播，为基督降临准备好条件，基督复临后马上主持审判，然后天国降临人间，成为新天新地。“前论”相对来说比较激进，期待基督立即降临，而基督降临之日就是世俗列国毁灭之时，世人面临大灾难，唯有立即皈依才是出路。“后论”比较温和，认为基督不会马上降临，而在人世间弘扬基督的精神，让和平、正义、兄弟之爱充满人间，恰是人类得救的机会。虽然“前论”势力颇大，形成了“基督复临派”（Adventists），但事实上还是“后论”影响深远，构成了美国精神中不断改革、相信进步的乐观的精神力量。
福音新教锐意改革，通过第二次大觉醒中形成的“自愿组合体系”（Voluntary Association System），使一批与宗教有密切关系的民间协会志愿进行社会改革，比如“美国禁酒联合会”，“新教徒公立学校促进会”、“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等组织，对美国的道德风尚、教育改革、废除奴隶制、妇女运动等等作出了极大贡献，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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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如何鲜活？ -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谈起宗教对美国的影响，正如《当代美国宗教》一书前言所述，“每10个人中就有9个人自称相信上帝，有8个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有7个人属于某个宗教组织，有大约6个人每天祈祷，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上帝是美国民主的道德引导力量，有4个人每周去教堂”，这一段文字生动地展示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美国人中具有的广泛影响。又如当今美国许多著名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是当初教会创办的。宗教对于美国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不难想象。然而，即便基督教在美国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却也通过宪法，很好地完成了“政教分离”，只留下了诸如官员或证人宣誓时手放在圣经上的零星的宗教碎片。一方面，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却又很好地完成了在当今某些国家和地区都难以做到的“政教分离”。其智慧之处在于在美国建国以前，于18世纪20年代开始发生在北美殖民地的大觉醒运动。
《大觉醒——美国宗教与社会关系》（时事出版社2001年2月）一书就是收录作者张敏谦先生的博士论文而成。作者通过七个章节的介绍，以大觉醒运动作为文章论述的主要线索，对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代表人物和相关的宗教团体，以及大觉醒运动的性质、意义和影响进行了论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作了全面、详尽并且富有独创的研究。在阅读完这本书后，笔者也试图通过理清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来龙去脉来对该书作一些简单的评价。
早在北美各殖民地建立之初，最早定居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有两支。其中一支以签订了被后人认为是美国民主基石的“五月花号公约”而闻名。公约中提到“以上帝的名义立誓要继续清教实验……以契约形式组成政府。”由于受到本国的宗教迫害和压迫，这批英国清教徒远离故土，来到了遥远的北美大地。他们期待在这片自由而荒凉的土地上能够建立一个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理想场所，其最崇高的理想即为后人熟知的“山巅之城”。因此，宗教因素在新英格兰一直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批早期的殖民者在希望建立一个纯洁教会的基础上，也急于建立一种政教合一的神权体制。一方面是摆脱本国的宗教迫害，另一方面却又通过一系列会议对殖民地实行高压统治，这批清教徒往往陷入所谓的“清教悖论”之中。新英格兰此时的宗教压迫显然是与后来美国宗教宽松、自由的特征格格不入的。而在这种清教专制之下，由于清教中的众多其他教派的分离，形成了教会趋向自治、牧师威信下降以及传统的“圣徒——盟约模式”瓦解。从“圣徒——盟约模式”一点来看，其状况似乎有点类似欧洲大陆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关系，面对众多新教教派对天主教教会内部以及教职人员腐败的抨击，坚守传统的天主教会则更加强调规范教职人员的规范和作风，如此才能更加加强作为普通信徒与基督的中介作用，此举实则带有更加强烈的精英色彩。新英格兰实行的“圣徒——盟约模式”实则也是以近乎苛刻的方式严格要求信徒的入教过程，而这将会造成大量基督教徒及其子女都有可能达不到标准，教徒人数下降，但教会又需要从大量教徒身上征收教会税来维持日常工作。除了殖民地宗教的自身发展因素外，作者反驳了美国史学界流行的大觉醒运动是美国特有现象这一观点，而联系了当时欧洲大陆的虔信派运动。作者认为英国的卫斯理运动和美国的大觉醒运动正是虔信派运动的延续和深化，由此大觉醒运动的发生原因也离不开欧洲思潮的影响，并且认为大觉醒运动史十八世纪整个西方世界福音派复兴运动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此外，在上述两种因素的基础上，作者还较有独创地论述了大觉醒运动的经济因素：不断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都使得殖民地的道德标准日益下降、贪图享乐之风兴盛，基督教的宗教热情锐减，宗教观念淡漠。由此，大觉醒运动在北美殖民地势在必行。
具体到大觉醒运动的发生过程，作者将这一运动分为两个阶段，构成该运动初期阶段的新教派别主要有荷兰改革派教会、长老派教会以及公理派教会，但此时的大觉醒运动尚未在北美殖民地充分发展。而第二个阶段，即整个运动的爆发是与英国国教宣讲师乔治•怀特菲尔德在整个北美殖民地不断巡回布道分不开的。乔治•怀特菲尔德之于大觉醒运动的爆发，在笔者看来，主要在于他为其他信仰复兴派牧师提供了一种不拘一格、生动的布道方式的模仿范例。这种方式是有别于此前教徒集聚教堂，听讲牧师枯燥、无味的宣讲。众多的信仰复兴派牧师纷纷效仿，形成了北美殖民地一种“怀特菲尔德式”的布道群，如吉尔伯特•坦南特，詹姆士•达文波特以及乔纳森•爱德华兹等人。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各新教教派中也开始产生了其内部的分歧，如长老派中“新边”与“旧边”，公理会派中“新光”与“旧光”之争。还有“分离派”的出现都反映的大觉醒运动已经开始使众多的教派发生分歧，没有了一派独大的状况，为一些小的教派如教友派、浸礼派等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这实则是为将来美国的宗教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
在大觉醒运动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乔纳森•爱德华兹，他不仅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主要发动者之一，也是为这场运动提供了神学基础的唯一的神学家。作者也从三个角色，布道师、神学家、预言家来具体剖析。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神学上提出的“真正的宗教存在于神圣的感情之中”以及“人在得救中具有有限能动性”这些观点。前一观点实则是反驳了欧洲大陆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主义。随着文艺复兴和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的兴起，启蒙运动也使得人们开始摆脱了中世界的蒙昧，造就了一批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但他们也是带有一定唯物倾向的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强调在继承了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各种规律的基础上，认为上帝作为世界的“始因”或“造物主”，它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上帝是一个理性存在。而乔纳森•爱德华兹反对其理性论调，强调感情在宗教中的作用，其用意是以神学为体系的宗教信仰抵制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而后一观点则可将其与加尔文宗的“预定论”或“先定论”来比较。加尔文提出的“预定论”，是吸收了路德的“因信称义”和奥古斯丁的预定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套学说，其认为人的得救与否由上帝的意旨所预定；上帝从创世以来就把世人分成“选民”和“弃民”。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就是“选民”与“弃民”的标志，“选民”注定得救，“弃民”则注定为上帝所摈弃。由此，倘若以财富作为成功失败的衡量标准话，中上阶层的人民是上帝的“选民”，而下层人民注定要被上帝摈弃。与加尔文宗一样，乔纳森•爱德华兹同样地将人的得救与否转移到了人自身身上。只是，继承了阿米尼安派“意愿自由说”的他，更加强调人的有限能动，这对美国普通大众来说更具有适应性。
本书的随后二章则是就大觉醒运动中对弗吉尼亚圣公会的瓦解和浸礼会派、卫理公会派的崛起与大觉醒运动之间的关系作了一定的论述，并且在最后一章概述了大觉醒运动的性质、意义及其影响。
对于本书通篇的论述，笔者认为这是一篇对大觉醒运动详细而又具有独创的学术著作，不过作者的论述在以下方面仍稍显不足。
第一，对诸如“分离派”、“信仰复兴派”等的概念解释不清，不容易使人分清楚。
第二，本书的题目的子标题是美国宗教与社会关系，在论述两者的关系方面，作者显然并不如在其附录中第一篇论文论述得清晰，又或者是在殖民地早期宗教与社会具有难以区分的密切联系。
诚然，直到今天，宗教与美国社会之间的联系依然紧密，只是一场大觉醒运动不仅使北美殖民地摆脱了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和与母国英国的宗教联系，也成功地使一教或者一派独大的局面被打破，为今天的美国社会营造了宽松、自由的宗教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