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书评

发现、理解和贴近

作者：蒋丽梅 我们经常可以在汉学研究的书籍或论文中看到对白诗朗（John H. Berthrong）《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All under Heaven，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 一书的简短评论或引用，幸运的是，河北人民出版社将本书作为“文明对话”丛书之一加以出版，我们终于得以窥见白诗朗关于儒耶对话的思想全貌。作为一位热情参与儒耶对话的专业学者，白诗朗经历和参与了1988年香港、1991年柏克利的两次儒耶大会，这不仅让他对当今儒耶对话的现状、进展和热点有充分的了解，也赋予他充分的资格来预期和展望这一对话的未来。 　　《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一书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双重的视域，作为一个展现文明间对话的著作来说，具备了这样的特征，本书足以吸引住对基督教、儒家及比较哲学感兴趣的读者的目光。本书详细描绘了基督教的历史和神学脉络，在作者看来，基督教内部正在经历一次典范转化，这样的转化要求基督教必须参与到全球性的进程中来。女性主义、社会正义、生态危机和宗教多元主义挑战着所有宗教的信条，这样的挑战，特别是宗教多元主义的挑战，直接导致了基督教内部产生典范转化的事实。在这样一个多元的世界中，神学重建的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 　　儒家也面对着与基督教同样的挑战。回顾儒学的漫长发展历史，儒学迄今为止至少经历了六次典范性的转化，而西方基督教正在面对的问题，也是儒家第六个典范转化直面的挑战。正是这一共同的处境，将基督教和儒家联结在一起。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对话，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儒家的身份问题，也就是说，儒家是不是一种宗教？白诗朗用牟宗三、杜维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来说明了儒家内部对这一问题的回应。牟宗三认为，如果将宗教严格定义为“公然神义”的传统，那么儒家传统就不能称得上是一种宗教。但是儒学所关注的人生领域，却正是西方宗教的领域。中国哲学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儒家正统或主流对“天命”“仁”“心”和“性”这四个主题的关注，在牟宗三看来，就是将伦理和宗教向度结合起来以价值论表现出来的儒家之道。儒家对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儒家的精神道路，都足以支撑起中国儒学的宗教性。杜维明肯定牟宗三在构建儒家系统哲学和宗教性上所做的努力，他更倾向于认为儒家是一个人文主义的，具有宗教的向度。白诗朗介绍、分析和评价牟、杜观点的过程，显示出他对中国现代儒学的同情和理解以及他对儒家发展历程的熟悉。 　　以这种二重视域的背景双方对话的可能性为背景，白诗朗就进行儒耶对话所应选取的工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也是他的创建所在。白诗朗看到了过程哲学和过程神学与中国儒学所共有的一些特性，认为这是双方对话处于良好氛围并能相互沟通的重要方法。他认为，所有思想都有一个“基元系统取向”（metasystemic oriention）。他进而从形式性（form）、能动性（dynamics）和统一性（unification）三重线索入手来定义他所认为的思想的基元系统。白诗朗不仅将这三个线索用于以怀特海（Whitehead）、约翰·小柯布（John B. Cobb）等为代表的过程哲学和过程神学，也将它用于朱熹的道学传统，从中抽象出“理”“气”和“心”这样用于比较哲学的范畴。将过程哲学应用到对中国哲学的分析中，白诗朗并不是第一个开拓者，在此之前，南乐山（Robert Neville）、安乐哲（Roger Ames）和郝大维（David Hall）都曾有过这样的跨文化的尝试。但白诗朗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第一次尝试用过程哲学专注研究儒耶对话的属性和前景，这使他的研究更具体化的同时，也具有了深邃性。当然，他也承认，过程哲学并不是唯一可行的进行信仰对话的工具，但是过程哲学因其自身的便利性，它绝对是一种“值得”被用于对话的工具。　　为此，白诗朗富有创意地引入了哈特桑恩（Hartshorne）关于“神性”的“双向超越性”的理念，将古典基督教和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这种连接的另外一个意义，却是对中国儒学观念的接纳。“双向超越性”中神性所具有的“有限、相对、流传不定和偶然”的属性，辩驳和拒绝了将上帝视为不动的推动者、帝王般的统治者或道德力量的人格化等错误的上帝观，同时也为儒家所提倡的道与人的关系提供了神性的空间。这样一来，上帝是一种“社会性的个体”，凸显出基督教的神论人文主义方面，而儒家的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将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连接起来，让价值和道德呈现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互动中，这就使儒耶之间具有了沟通的可能。 　　白诗朗敏锐地意识到，当今儒耶对话中有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是超越性和内在性；其二是多元宗教参与（multiple religious participation）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和研究直接关系到今后儒耶对话的开展方向。在超越性问题上，白诗朗并不同意安乐哲和郝大维的中国儒学并没有与西方相对应的超越概念这样的结论，他对“双向超越”的引用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白诗朗在现代双重视域的语境下，以具体的文本分析将儒家传统的宗教向度和内在超越的理念联结在一起。但他也指出，安乐哲、郝大维和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在超越性上存在分歧的原因只是语义学的问题，两种观念的背后有着共同的理念。他甚至勇敢地指出，如今的儒家和基督徒在对超越性问题的理解上，较之任何其他时候走的更为接近。 　　至于多元宗教参与，对基督徒来说，这样的问题就转变为：儒家式的基督徒是否可能？既是儒家又是基督徒是否可能？我们能不能既赞美耶稣又崇奉孔子？而对接受所有世界性宗教谱系的中国人来说，多元宗教参与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参与儒耶对话，一方面是以基督教为参照，重新诠释和说明自己传统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向传统之外的人们推荐自己的传统。因此，对既是儒家又是基督徒和神学院院长的白诗朗来说，多重宗教身份的探讨是他实际感受和学术责任必须面对的问题。白诗朗明确指出多元宗教身份必须避免折衷主义和新纪元宗教这样的危险可能，而应该在宗教对话和比较中致力于宗教之间的彼此容纳（reception）。　　继《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之后，白诗朗又相继出版了《儒家之道的转化》（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fucian Way, Boulder, Colo.,Westview Press,1998）、《关于创生》（Concerning Creativit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和《神的快餐》（The Divine Deli），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儒家，并用过程论和中国儒学的资源来分析现代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已经在《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一书中初现端倪，可以说是白诗朗继续儒耶对话的成果结晶。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译者彭国翔教授对本书也贡献良多。他在行文处添加了多处译者注，使得对基督教或儒家了解不多的读者可以不受语言文字的障碍而顺利地理解作者的意见，让文字的表述更为贴近中文读者的同时，有时也会对白诗朗引文中的细小错误进行纠正。这样的举动，正是白诗朗一直强调而为之奋斗的“文明对话”理念，严肃而友善的对话，彼此才能互相发现、互相理解和互相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