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形而上学希望》书评

托洛茨基和野兰花

西闪／文《萨义德访谈录》里有一篇访谈，题目叫《野兰花与托洛茨基》，可通篇看完，里面既没有托洛茨基，也没有野兰花。没有托洛茨基也就罢了，可“野兰花”三个字都不见踪影，这就让人不爽了（爱电影的人大概都知道我不爽的原因）。后来才知道，这托洛茨基和野兰花是有出处的，他们都来自理查德•罗蒂的自传。在我读到的传记中，理查德•罗蒂的自传《托洛茨基和野兰花》是我的最爱。简短，翻译成中文不超过15000字。信息量还挺大，不亚于国内一个社科院研究员滔滔一辈子。罗蒂当年是个神童级的人物，到老了活力不减，争议不断，搅得大家心神不宁，这样的哲学家甚得我心。一个哲学家，如果让大家都活得很自在，在我眼里，那基本上就是废柴。当然，一个哲学家如果让大家都活得不自在，自身也是危险的。苏格拉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也就在苏格拉底之后，哲学直接介入世俗世界的方式基本上宣告失败。于是有的哲学家开始玩玄活，没一句实在的，最后搞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累死那些诠释者。有的哲学家则扮演先知的角色，替百年千载之后发言，煞有介事，一不小心成了神学家。先知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搞不好就有十字架火刑柱伺候着。不过那毕竟已成过去，现在有谁上了火刑柱，那也不过是行为艺术。按理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先知应该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可事实上呢，敢于竞争上岗的哲学家少得可怜。这可能和大家对哲学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有关。陈嘉映在《哲学　科学　常识》一书中说，虽然哲学这个名号可能还会保留着，但它早已不承担“用巨细无遗的理论为世界提供统一解释”的任务，也不能为任何事物提供预测了。在他看来，这个任务已由科学来承担了，而哲学的任务呢？是“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按照他的说法，我的理解是，先知这个职业的最佳候选人，应该是托夫勒、奈斯比特，而非伯林、施特劳斯。陈嘉映是哲学家，他对哲学境遇的体会肯定比我这样的读者深切。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缺少一些勇气，对他将哲学限定在“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的狭小地盘里心有不甘。何况，连他自己也承认，取哲学而代之的科学，虽然为这个世界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统一解释，却独独把人的心灵遗留在了画面之外。而哲学虽然形销骨立，毕竟时刻惦记着人心。人心难测，这不正是先知施展手段的前提吗？理查德•罗蒂就是当代少见的有“先知”之誉的哲学家。他提出的“以希望代替知识”的哲学新主张，可能在实践意义上还有些脚步虚浮，但不失为一条新路。在自传中，罗蒂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光。那时候，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托洛茨基，最独特的兴趣是研究野兰花。15岁考入芝加哥大学时，他一心想做的，就是用某一个思想体系或审美框架，将托洛茨基和野兰花调和在一起，以达到济慈诗中所写到的境界：“在单纯的一瞥中把持了实在和正义”。在那种境界里，真理的光辉普照，遍布着超凡脱俗的野兰花。可最终他意识到，他无法在托洛茨基与野兰花之间，在黑格尔与普鲁斯特之间，在公共正义与私人德行之间找到那惟一的真理——一个诚实的哲学家不可能在“单纯的一瞥”中把握住实在和正义。于是他提出另一种哲学。这是一种以希望取代真理，或者说以想像力取代理性的哲学。在他看来，纵然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理，只要人类的想像力还在，人的希望就会一直存在。从这个角度讲，罗蒂认为，哲学家都应该做人类的预言家，做未来的先知，而马克思、杜威、哈贝马斯、德里达都是这样的先知。让我遗憾的是，中国没有这样的先知。有的看起来像，其实只是神学家而已。

从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想到

边沁认为，社会的最大幸福是一切行动有益的出发点。这种功利主义的哲学观，不能否定它所包含的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改善的希冀。但妄图用幸福来取代其他一切标准（是否存在这种标准，本身是可疑的）。当这种功利主义被极端化之后，应用到新闻传播领域，它就挣脱了所谓的道德束缚。新闻报道不受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新闻从业人员在寻求事实最大真相，甚至创造真相的过程中，不顾当事人的隐私，在损害小范围群体相对利益的基础上达成最广泛的社会响应。这种相应，伴随着全民的舆论狂欢，满足了猎奇之后的歇斯底里，亦或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许满足了人们当下的对快乐的要求，但杜威批评边沁，认为人的幸福无法还原为快乐的积累——并不是诸多个体简单的快乐相加，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幸福提高。至于康德的道德观，我认为是一种僵死的道德观。这个道德观在经济利益驱动的当下，虽然不具有主流的影响力，但当旁观者评论新闻人的“非道德”行径时，往往成为自认为十分有说服力的论据。但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是采取了为黑格尔、杜威和沃尔泽共同具有的反康德立场，一个人要是被要求对他所认同的社会的厚重道德做辩护，那么，他将无法通过谈论他的道德观合理性来做那项工作。确切地说，他将不得不谈论他的社会实践胜过其他社会实践的各种具体的优点，正如讨论一本可爱的著作或一个可爱的人对另一本书或另一个人的相对优越性那样，讨论不同厚重道德的相对优点显然是非结论性的。”非结论性，就是说当新闻人囿于自设的道德界限，对他所掌握的一切新闻都诉诸道德比较的话，这个过程是没有穷尽的，不存在尽善尽美。当一部分人的新鲜感知情权获得了满足，另一部分人就要相应受到伤害。反观其中的现实困境，不妨大胆地假设，这其中压根就没有所谓的永恒道德。就连真理本身也只是存在于人的解释之中。而道德更像是整个历史的衍生品；整个历史，只是道德的宏大叙事。《楢山节考》中提到的日本原始人遗老的风俗；太平洋岛屿上为了延续族群繁衍所做的杀死年老者的举止……不能被现代社会接受，但对于那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他们有他们的社会文化并与之适应的生存法则。如果苛求某种恒定的道德准则，实在是荒谬。所谓的道德律的形成，不过还是文化政治的产物。脱离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我的道德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哈贝马斯看来，人与人的“交流理性”至关重要，这体现出某种平等的要求。在我看来，守住新闻人底线的标准应该是“克制”。我们社会的道德似乎是向着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奴隶被废除，宣布它的无效；女权主义的兴起，女性权利得到重塑；同性恋婚姻在美国的合法化……这个社会的接受力愈来愈强，我们永远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不要妄自去触动社会那根敏感的神经；新闻人可能不经意间推动了社会认同的发展，但它的代价可能是个体自由的不可挽回的牺牲。新闻人应竭力克制，并回归一种“常识”。Common Sense归根结底是人类社会判断的最经济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