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章节摘录

　　对一个饶阳村庄的了解越详细，我们对焦点问题的认识也就越明了，即农村危机是如何割断联结村社成员的纽带的。五公村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隋文帝在位期间，祖籍饶阳的李德林成为朝廷御书院的御史令(正三品)。在风水先生的劝说下，李德林于586年回到饶阳，替他死去的父亲在县城附近建一座坟。据说这个地点是块风水宝地，可以保佑五代家族成员仕途发达。于是荆新村改名为五公村，意指5个公爵或大官。如果德林和他的父亲算作安平郡(辖饶阳)最早的帝国高官，那么德林的曾孙李忠承就是第五代。在684年，他在一次反对唐朝皇帝武则天的流产政变中受牵连。武则天剥夺了李氏家族的称号，下令毁掉他们的祖坟，永远不准李氏家族的成员做官。传说证实了风水先生的预言，李氏几代连续有5人做官，且只有5个。　　在五公村，宗族居住地和土地占有量(land access)结合起来，表明权力关系和声望。该村位于饶阳县城西南14公里，定期集市邹村的正西面。李氏家族从开始在此定居起就支配着五公村。在15世纪初庞大的移民潮期间，有一些后来者从邻省山西的洪洞县迁移来此，他们不得不在外围住下，耕种很不理想的土地。姓耿和乔的家族住在东村，姓张、杨和徐的住在西村，还有一些姓柯、王、刘的则分散在别处。东村的农民擅长于搓绳和制蜡，那些村中央的村民种植和贩卖蔬菜，西村的居民则加工豆腐。　　20世纪的危机威胁着很多农户以及乡村生活文化纽带的许多方面，从而迫使传统宗族关系重新组合。为了重新聚合分裂的社会，必须形成新的结合力。与衰落中的饶阳经济相关的紧张状况加剧了李氏宗族南支和北支之间的对抗。19世纪初，五公分裂为两个村，大五公村在北，小五公村在南，各自由北李和南李控制。在19世纪70年代，北李势力占上风，但19世纪末，它衰落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南李宗族的土地占有量上升到700—800亩。1911年清朝灭亡后，五公村一分为二的百年历史结束了，南李支配着合并后的五公村。由于出现地区性经济灾难，南李的首领们组成一个名为八院的组织，它的有效权力一直保持到30年代。全村2／3的农户姓李，南李宗族占一半。　　教育改革有助于把民族主义带给农村知识分子，他们为北伐战争打倒地主和外国剥削者的前景激动不已。到了20年代，有30—40个五公人在清朝灭亡后开设的私立“新式”学校中，接受了5—6年的初级教育。在20年代中期，学校招收了70名学生，每年交3元学费。到1937年，共招收150名学生。有些学生在五公小学毕业后继续求学。八院首领李春龙的儿子李书德在定居天津之前，曾在30年代初留学法国，学习纺织生产技术。在五公村出生、曾在饶阳男子师范学校学习的教师耿满良，鼓励学生成为崇高的爱国者。在30年代，有三个小学教师从县政府支领薪水。尽管许多农民从学校毕业后忘记了政治，但还是有许多人聚集在村上的小店里，交流有关政治事件的新闻、传说和故事。在饶阳南部活动的共产党组织者从没有接近五公村可资动员的农村知识分子。　　1936年，该村285户共1390人，耕种4620亩(约770英亩)土地。平均每户16亩，人均半英亩多一点，接近全县人均水平。在五公村仅有4户拥有土地在80亩以上，而最多的为123亩，出租土地不超过24亩。这些富裕家庭中的首富也与其他人一样下地劳动。仅有80亩私有土地(占总面积的2％)出租给佃农，租金平均一年每亩3块银元，在1935年其价值相当于75斤粗粮。租约一般为3年。土质最好、利于灌溉的土地偶尔也出租10年以下，专门种蔬菜，每年租金8—10银元。　　6户人家（5户属于南李家族，1户是东村的乔万象)雇佣一个长工，在耕种和收割季节，他们与别的一些农户都雇佣短工，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的仅为少数几个中等收入的农户。贫穷是普遍的，即使富裕家庭也仅仅在节日时才吃细粮。与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一样，绝大多数是自耕农。五公村有200户(占总户数70％)不租别人的地和雇佣帮工。　　在五公村，自己有地的佃农(owner-tenant)有70多户，他们租耕小块土地以弥补自己的瘠薄土地之不足。租耕的土地大部分来源于村里150亩宗族和庙宇的土地。1936年，自己有地的佃农平均每户承租3．2亩，其中有些家庭成员还去当雇工。短工大约5天赚1块银元，长工一年挣40—50银元，并提供住房和伙食。在农忙季节，他们一天劳动近12小时，农闲季节工时较短。　　1936年，有33个村民被雇作长工，其中5个在邻村干活，95人被雇为短工，几乎全是自己有地的农户。他们一大早去邹村集市(它是一个有围墙的村庄，其贸易集市起源于明朝)，在雇主面前排成一行。五公村1乃的家庭有人被雇作临时工。在该村经济梯级(economic ladder)的底层，5户无地的农民依靠没有保障的劳务费艰难地挣扎着。勉强维持生存的无地农户的男性后代由于太穷，结不起婚，他们家族的香火就要断绝，这对祖宗来说是最大的不道德行为。　　平均5口之家耕种15亩(2．5英亩)土地，在好年成里能够收获2250斤粮食，除去每人生存需要300斤之外，用于种地开支、修缮、税收、家庭日用晶、衣服和应付紧急情况，或支付结婚、节日和葬礼的开支已所剩无几了。1935年，购买一亩土质好的土地要花100银元，150元可建造三间标准房，婚礼和葬礼的开支分别为70元和100元。1块银元可买25斤粗粮。　　与华北平原的其他地方一样，在30年代，土地一人口比率变得更糟，农业萧条。农业技术是原始的，耕地时仅把地表几英寸厚的硬土翻过来，从未听说过农药和化肥，缺少耕畜，甚至起码的工具。几乎从未有人对种子的品系、间作、庄稼轮作的方法进行试验，电力和拖拉机则连做梦也想不到。　　五公村的贫穷还反映在它的生态环境上。它坐落在一个狭长的高地上，不在滹沱河洪泛区内。它的主要气候问题是干旱而不是水涝，地表没有水，1936年时仅有30口井，大部分在属于李氏宗族的土地上。有时轻微的干旱都会导致粮食的明显减产。严重的旱灾则意味着挨饿，妻离子散，逃荒，甚至饿死。　　张觇生于1921年，12岁时丧父，他的一个哥哥大约同时去世，紧接着是另外两个兄弟，最后就剩下张觇、他母亲和一个弟弟。18岁那年，全家卖掉了仅剩的两亩地，靠租种张氏家族的两亩地和做雇工挣钱生存。全家对张觇娶妻生子续延香火不抱希望。　　在30年代，越来越多的农户遭了灾。西村张宙的父亲在1905年她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她孩提时代就学会织布，用裹足的脚操作织布机，上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后来她嫁给五公村一个劁猪师傅，在丈夫逃到关东后，她独自抚养一儿一女，丈夫音讯全无，也没有钱寄回来。张宙织布，在地里拉犁，耕种家里的4亩地。她和两个小孩勉强躲过了饥荒。　　在农民生活变得日益艰难时，政府的救济能力却每况愈下。偷窃越来越猖獗。由于五公处于通往集市邹村的土路上，在刚发生的水灾中所受的损失要比邻村小得多，因而村民们觉得他们会成为偷盗的目标。在院子人口处有“影壁”，除了驱除鬼神和恶魔之外，还可以在开门时使陌生人看不到里面。社会不安定使税收迅速增加。1936年，中央税为每10亩半元，而地方税比这高出10倍，每亩就要半元多。越来越多的苛捐杂税，极其沉重地压在困苦的农民头上，导致农民与收税政府之间的对立。　　尽管人们对葬着祖宗的土地怀有神圣的情感，但生存需要却迫使家庭分裂。年轻的男人到别处找活干。有些人在天津和北京寻找建筑活计和工厂的工作以及商业机遇，远的甚至到上海和福州。其他人则在华北全境的集镇上充当兽医和打绳者。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从华北迁居到关东去寻找土地和工作的近800万人，其中也有五公村的农民。　　　　1944年，当八路军将领们回冀中时，他们对那些坚强的传统农民们深怀感激之情。一些农民宁愿被打死，也保持沉默，不愿说出游击队隐蔽的地方。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游击队隐伏在地道中，一位妇女捂住自己正在啼哭的婴儿的嘴，使之窒息而死。部队领导杨成武总结说，只有长征才比冀中农民的牺牲大。　　当爱国农民们的斗争重新塑造信仰和形象的时候，抗日英雄的传说可以变成神话。抗日战土们自豪地复述着枪毙臭名昭著的强奸犯“大金牙”的故事。尽管表现对新政权忠诚的传说逐渐取得人们的共识，但事实上，许多人在战争期间仍表现出狭隘、愚昧、背信弃义和自私。有关安国县的伪军部队、送妇女给日军的村子、不给八路军征兵的领导人、杨各庄及其他地方的汉奸、那些笨拙地试图隐藏粮食的人和取得成功的亲日特　　务等种种事实，都没有在英雄神话中得到反映。　　参战者和幸存者都骄傲地叙述他们家和村庄的英雄和烈士们舍生忘死的故事。据说在1940年，上级派五公游击队队员李健去制造地雷。抗日组织鼓励村民们制作地雷炸药的配料硝，它长期用于制作爆竹，是制盐过程中的副产品，即烧沸的大锅顶上的黄色粉末。尽管日军企图阻止硝的生产，但要完全禁止它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能成为英雄。　　1943年春，李健在日军“扫荡”中被捕，他跳进一口井里自杀，但被拖了上来，受到严刑拷打和审问。村民们都学会讲述关于李健殉难时的戏剧性场面，“游击队在哪儿?”“谁是共产党员?”沉默。日本兵把李绑在树上，周围放上木柴，他们点着了火把，又问，并威胁说这是最后一次，李仍然不说。火把点着了木柴，当村民们把火扑灭时，李已牺牲了。　　也许李健的生死确实如村民们所述，但我们怀疑如此夸张叙述的真实性。讲述这类抗日故事、爱国主义和纯粹的英雄主义似乎没完没了。据说，当日本鬼子要烧死五公村党员李二瓢、而火苗已吞没他时，他勇敢地高呼，“决不向日本投降!”　　据说，另一个五公游击队战士耿铁相在饶阳第四区率领了一支40人的突击小分队。人们夸耀说，它最大的战绩是活捉了小堤外围碉堡中伪军部队的小队长。这类神话还有很多，它们使新生的国家获得了生命力和希望。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文版序　　本书考察了1935～1960年这1/4世纪间华北平原农民的生活。在此期间，乡村经历了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后数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朝鲜战争、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高潮”、百花齐放、反右运动、苏俄集体农庄式的高级社、大跃进及其造成的人间悲剧。我们不仅想要按时间顺序来表述这些不寻常事件对农民的影响，也想理解农民如何去影响或对付这些事件。本书考察的重点是河北省衡水地区饶阳县五公村。　　我们在饶阳总是受到热情的款待。不过，我们毕竟是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远方陌生人，提出的问题也许常令人难以回答甚至难堪。我们也对打扰过村民的家庭生活感到不安。由于对当地文化的无知，我们出过不少洋相，并肯定在许多场合下无意间冒犯过人们。　　简直数不清有多少饶阳县特别是五公村的朋友帮助过我们，即使这会给他们带来不便。假如没有他们的合作，此书便不可能问世。从1978年起，我们就和那里的村民在生活上打成一片。我们眼看着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又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曾高兴地参加过婚礼，也曾悲伤地在坟墓旁献过花圈。在那些年代，我们彼此间逐渐建立了尊重、信任和友谊的关系。我们睡在老乡的大炕上，吃过鲜美的饺子，也喝过衡水老白干。我们欣赏过河北梆子，甚至也曾在偏僻的田间小路上被强盗打劫过。　　我们很高兴将此书献给中国读者。1992年，我们在南京大学就此书作了讲演，该校历史系的一些研究生随即建议将其译成中文。张宪文教授支持了这个想法，南大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陶鹤山则担任了翻译任务。我们非常感激译者所做的努力。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的博士候选人马克（Mark Eykholt）和汪利平在南京准备博士论文期间，给予译者许多帮助。毕业于宾汉姆顿（Binghamton）大学社会学系的程铁军博士刚好是饶阳人，他对修改本书译稿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我们感谢两位在北京工作的学者使此书引起中国读者的注意。北京大学历史系刘一皋教授在1994年3月号的《中国书评》上，对本书发表了评论，文章详细而令人兴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刘东教授负责了本书中译文的全部审校工作。　　函盼读者能告知对于此书的看法，并纠正我们的错误。来信请寄以下地址：　　Edward Friedman（弗里曼）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North Hal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Madison，Wisconsin 53706 USA　　Paul G Pickowicz（毕克伟）　　History Department 010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　　La Jolla，California 92093 USA　　Mark Selden（赛尔登）　　Sociology Department　　Binghamton University　　Binghamton，New York 13901 USA　　自〈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于1991年在英语世界出版后，我们一直在准备此书的续篇。那本新作将要讨论饶阳人民在生活中或许是最剧烈的变迁。我们并不是想要评论“文化大革命”——尽管它的确深刻地影响了农村——而是想要讨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的建造一条京九铁路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这条铁路终于在1996年通车了。由于五公村领导人耿长锁的努力，铁路在饶阳县城和五公村都建了车站。〈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描述的乡村社区很快就将消失。世界现在变得小多了。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应忽视自身文化和历史的特殊性，但人们也不应低估同样作为地球大家庭成员的意义。我们能够互相学习。正如中国老话所云：四海一家。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

导言

第一章郡县式微，乡村瓦解

第二章战争的纽带

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张力

第四章静悄悄的革命，恐怖之声

第五章蜜月

第六章冒险

第七章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

第八章反对合作

第九章生死之争

第十章革命的国家

结语

附表

译后记

编辑推荐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们了解、认识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尤其是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思路，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农村问题，极有参考价值。　　读者对象：近代中国历史、社会史、农村问题等研究教学工作者，中共党党史教研工作者等。我们因此也对《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由衷的尊重。当然，《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些内容与分析是否属实和客观公正，这还需要我们去鉴别。我们主要目的是从外国人的评价中来再次客观地审视自我。

作者简介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以中国河北饶阳县五公村为个案，以其领头人耿长锁 的生活轨迹为线索，深入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1960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作者集中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及革命胜利以后在农村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从减租减息到互助组、合作社，再到大跃进时的人民公社，分析了这先后进行的改革对农村社会及农民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对战争及国家建设的作用，它们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进而探讨国家与农村社会，国家领导与地方干部的关系。







本书作者分别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教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来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美国学者，他们从1978年开始在五公村、饶阳、石家庄等地进行调查、访谈，查阅相关资料，先后与几百名农民及各级干部交谈，查阅了众多的有关档案等原始材料，从而搜集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整个研究工作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同时，作者不是简单地罗列资料，停留在一般的叙述介绍之上，而是将五公村作为华北农村社会近代变迁中的一个典型，将其放在变动中的历史中进行考察，运用各自学科的理论，探讨这一变动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现时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从而使本书既有一般叙事的可读性，又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本书对于我们了解、认识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尤其是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思路，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农村问题，极有参考价值。







读者对象：近代中国历史、社会史、农村问题等研究教学工作者，中共党党史教研工作者等。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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