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5-07-01
ISBN:9787108022639
作者:温铁军
页数:476页
章节摘录
自序：怎样解读三农问题 为了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够把分散在八个专题之下的四十多篇文章联系到一起，特作序言以为说明。 首先说明问题的提出过程。 长期以来，我是一直坚持三农问题这个提法的，但这不过是中国人都应该具有的常识，而且也根本就不是什么创造性的提法。在我而言，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农村政策调研的工作经历使然，那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同事们研究农民问题、提出农村政策，本来就是不约而同的共识。因此，我在回答有关采访的时候强调：三农问题的提出，是长期从事农村调研的同志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国所面临的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其中又主要是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发展和农民就业问题。从20年改革的经验教训看，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促进“三农”发展。
内容概要
温铁军，祖籍河北昌黎，管理学博士，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任晏阳初乡村建筑学院理事长、院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农业部农研中心特聘专家。有11年农村试验区调研经验，最近十多年又曾先后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做学术考察、学术交流，被媒体誉为“用脚做学问的学者”。主要著述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解构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认识与实践的对话》等。
书籍目录
自序：怎样解读三农问题/1
一、三农问题：非不能也。而不为也/1
三农问题：非不能也，而不为也——温铁军博士答记者问/3
“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16
农村基层经济组织与相关制度建设/30
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53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57
缓解“三农问题”的五项政策/67
近期农民增收的两个途径/73
二、农村：真问题是什么?/83
农村基本制度20年变迁的分析/85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2000年上半年农村形势分析/101
农村的真问题是什么/107
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117
农业与国民经济的累积矛盾——兼谈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主要措施/124
贵州扶贫体制改革中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130
三、耕地：为什么不能私有? /141
土地的“福利化”趋势与相关制度安排/143
交易成本与制度安排——关于农地制度创新的思考/161
公司与农户的产权冲突——“斗南事件”案例分析/170
四、粮食：是问题。但不是粮食的问题/177
粮食是问题，但不是粮食的问题/179
中国的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结构关系/187
中国50年来粮食供求的6次“波动”/199
中国人世对“三农”问题的挑战/211
wto原则对我国农业的影响/243
五、金融与税费：我们付得起现代制度的交易费用吗?/257
解读目前的三农热点问题——兼谈农村金融及税费问题/259
农村合作金融研究与发展的基本思路/269
我国农村普遍发生高利借贷的问题、情况与政策建议/273
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兴衰：1984—1999/280
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经验及建议/316
六、县域经济：发展要点是资源资本化和发育资本市场/321
“县域经济”的由来与发展/323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讨论意见/330
社区股份合作制与村级民主：两个村的故事/339
七、乡镇企业：负债经营何去何从?/349
负债经营何去何从?/351
乡镇企业增长之谜及其改制原则/355
股份合作制改革中的股权设置/365
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乡镇企业改制/371
关于“乡镇企业改制与股权流转”问题/384
发达地区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与对策/390
八、城镇化：打掉小城镇的大门槛/40
编辑推荐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十一五”期间，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一书帮助我们的学习和理解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
作者简介
如果我们把农民问题、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微观研究，置于国家制度变迁和资源环境制约的前提之下，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高度看中国的问题，就可以形成一个研究农村制度问题的前提性的假设：中国的问题是“一个资源禀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在这个前提下讨论中国的“三农”问题，除了按照宪法原则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需要借鉴和扬弃的理论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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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谈起近年来围绕“三农”的话语，无论是老问题的澄清还是新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向温铁军致谢。温铁军本人对“三农”问题的解读，纲领性地包括在了《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这本着作中。按照温铁军的的说法，中国的问题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可以说，温铁军的独特贡献在于：除了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借鉴和扬弃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之外，突出了资源环境制约这个中国特殊的国情，在一定程度上将马尔萨斯的主题重新引进中国的问题意识中。这个富于勇气的重新引进，将在未来的时间内激发我们的思考，引起我们的讨论乃至争论。本文将不对此作过多评论，而关注另一个和中国国情紧密相关的现实，这就是城乡二元对立。无论是在温铁军那里，还是在其他“三农”的讨论中，城乡二元的对立是高强度的，因为这是社会等级、空间、经济部门、法律等等多重鸿沟的重合。本文试图讨论这样的可能性：城乡二元在空间上的鸿沟，首先被中国社会的激进现代化所瓦解。2000年，美国文评家麦克.哈特与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合着出版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没有疆界的、没有内部外部区分的帝国的“非空间”的概念。 这个概念，在这样一本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新奇概念和难于翻译的词汇的着作中，并不是特别突出。它的实际含义，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似乎也不是特别相关。然而，正如同该书所描述的趋势牵涉到全球范围和整个人类，而中国社会也正在加速地深度参与到这些趋势当中去，“非空间”这个概念所指涉的现象，其实也许对我们并不陌生。以乡土艺人赵本山前些时候出品的电视连续剧《马大帅》为例。这部连续剧，可看作是继《刘老根》之后又一现实主义影视文本。在《刘老根》中，主人公和故事发生地点，可以说还是比较纯粹的“农”——农民、农村，尽管已经涉足农业之外的第三产业——旅游业。到了《马大帅》，主人公的全家从农村走进城市，我们看到的，已经是特殊环境和特殊语境的“三农”了：农民工、城中村、以及带着农村和城市双重气息的学校、美容店等。总之，以乡土为其特色的赵本山，再现了今天中国的一个重大的、举目共睹的现实，那就是：城乡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深度和新形式在进行着。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我国存在着的城乡二元制度、城乡差距甚至城乡对立，是引发知识界讨论“三农”话题、重视“三农”问题的重要起因之一。 城市和农村在概念上的二元对立，这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个最基本的叙事框架，也是现代社会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石，从现代化理论、现代性理论，直到世界体系理论，都离不开“都市性”和“乡村性”这样的理想型。人们还从空间的意义上理解城市和乡村，这样，“城”和“乡”是隔离的、互斥的地域、社区，在那里，“农村包围城市”不再是抽象的军事原则，而是现实中规划、交通、建筑的具体措施和格局。如果说，曾经在中国存在过的严格的城乡隔离、城乡对立，是中国特殊的、同时也是激进的工业化、现代化战略的一部分及其后果，因而这种中国特色的城乡隔离、城乡对立也是中国现代性的表现，那么，这种城乡二元对立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变，以及走向激进的现代性亦即后现代性，也是可以预期的。当我们在面对诸如乡村参与市场、工业吸纳农民、都市商品和理念进入农村等等问题时，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概念已经显得过分简单而不足以捕捉现实了。本文试图探讨这样一个同时涉及经验现象和理论抽象的问题：乡土中国和都市中国是否还能够在空间、社区、阶级、身份的维度上区分开？或者说，乡土中国是否已经获得了乡土和都市的二重性，而且其本身也在参与着世界范围的全球化过程？再或者说，是否还能够将“三农”问题解析、孤立到一定的空间、地域和社区之内？这就是“‘三农’在哪儿”的问题。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将总结出这样一个理论范式的演进阶梯：现代化范式、中心—外围范式，以及激进现代性范式；在这三种范式之下，分别建构着不同的城乡关系概念，即：先进—后进的进化关系，获取—被剥夺的不平等关系，以及互相渗透、两者同时兼具城乡二重性的关系。现代化范式：城市的今天，乡村的明天现代化理论主要关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社会进化观，按照这样的概念框架，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经不发达，并且分别独立走完了从不发达到发达的道路；而所有的不发达国家，都处在发达国家早期的不发达阶段，因此，这些国家应该遵循发达国家道路，借助先进价值观、先进科技的移植和注入，经过发展的各个阶段，走向文明富裕。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现代化学说最关键的元素，是其“进步”、“落后”的二元价值观，及其单线进化的思维模式。 城市与乡村，并不是现代化理论的焦点，毋宁说，城与乡是发达与不发达、先进与落后的隐喻。在这个隐喻中，不发达国家如同世界的乡村，还是闭塞的、传统的、机械团结的，而处在进化链高端的发达国家，则如同世界的都市，是开放的、法理的、去魅的、有机团结的，而世界的乡村有待于进化到、趋同于世界的都市。正是在这种类比的思维下，将乡村的今天，看作城市的昨天，而把城市的今天，看作乡村的明天，是长久以来主流观点看待城乡关系的时空框架，这也是典型的现代化范式。在这种范式下，城市和乡村被看作是孤立和互斥的空间和社区，它们之间的关系纽带和资源、劳动力交流被忽视，而唯一被强调的，是都市的现代技术、现代价值在乡村的散播及其良性的影响。在现代化范式下，“三农”问题的解决出路是明确的：农业将走上工业的道路，形成产业化，农村社区将逐渐城镇化，而绝大多数农民在充分接受了都市价值之后，转化为农业工人或市民。总之，农业、农村和农民都将向城市靠拢和趋同，最终完成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现代化范式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努力在第三世界推广的模式，意在避免第三世界发生激进的变革，现代化理论的首要着作——沃尔特·罗斯托夫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 其书名的用意也在此。然而，讽刺的是，在苏联模式的国家中，发展理论和实践模式也非常类似现代化范式，反映了强烈的西方中心、工业中心和城市偏向（urban bias）。 如果说，现代化范式是将城市和乡村看作是相互孤立的、处在不同进化阶段的机体，那么，该范式的批评者强烈质疑这种时空关系的真实性，而提出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城乡关系样式。中心—外围范式：主导、渗透和不平等关系依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和批评。它们指出：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不是两个互相孤立的、毫无关系的空间，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纽带和互动样式，因为它们处于同一个不平等的分工和交换结构当中，只不过发达国家占据了主导的、有利的中心位置，而不发达国家处于被主导的、劣势的外围地位。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并不是从来都在独立地发展进化，是一些国家的发达造成了其它国家的不发达，反之亦然。在当发达国家取得了一定的初始优势后，不平等的关系就形成了，而且不断地自我加强。除了世界范围的中心—外围的理论建构之外，以迈克尔·赫克特首创的“内部殖民理论”，论述了国家内部出现的都市中心与边陲的分化，以及相应的结构性不平等。 依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内部殖民理论，都体现了中心—外围的范式。不难看出，中心—外围的范式是对现代化范式的重大更新，以这种范式来考察城乡关系，城市和农村不再是相互孤立的空间，而是处在同一社会结构、同一历史演变阶段之内，联系它们的纽带，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交换关系。中心—外围范式下的城市，不再是进化的终点和仿效的榜样，而是剩余和利润的集散地；同样，乡村也不再是现代化的落伍者，而是整个现代结构的组成部分——这部分为整个结构提供初级产品、廉价劳动、倾销市场，以及转嫁危机和风险的广大腹地。城市和乡村，不再是简单的富裕/贫穷、发达/落后之区别，而是共同构成同一个“财富生产—获取/剥夺”的不平等结构。中心—外围的范式的最大特点，除了它和现代化范式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之外，就是它的整体性和结构性视角；在这个范式下，对中心的考察，离不开对外围的考察，对农村的研究，离不开对城市的研究；注意的焦点，不是城乡的差别，而是城乡纽带，是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中心—外围范式的一个最典型案例，就是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建构和论述。 首先，温铁军区分了“农”的三个维度，并指出：“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从而排除了中国可以效仿西方的农业产业化、农民无产阶级化的标准现代化模式的可能。其次，温铁军提出，在解决“一个资源禀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发展问题”时，必须对整体结构进行综合的改革，特别是：“三农”问题解决的出路在三农之外。而这个“三农之外”的解决方案，必须有国家、工业、城市、中产阶级消费者等等“三农之外”的体制、机构和群体的参与，而这样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是中国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亦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改革。如果说，现代化范式提出的城乡二元对立，仅仅停留在城乡差异之上，是一种孤立的、表面的建构，那么，中心—外围范式下的城乡二元对立，则是深刻的、辩证的，它发现了差异之下的深层联系和结构，揭示出不平等关系才是差异的原因。另一方面，中心—外围范式还保留了城市和乡村在空间上的区分（这一点和现代化模式一致），只不过它超越了这种区分：比如认为农村社区的问题的解决，在农村社区之外。从对现代化范式到中心—外围范式的演进，不仅是理论范式更新的过程，也是实践范式的新陈代谢的过程，无论是在国际语境还是中国语境之下都是如此。在改革开放的成熟阶段，“三农”框架的浮现，特别是“三农之外”命题的提出，就是最好的例证。激进现代性范式：从二元对立走向二重性如上所述，理论范式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被不断推进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是20世纪中国革命建国所产生的现代性的进一步深化，而中心—外围范式也成为在智识层面上对这种现代性的认识，那么，现实的发展到处呈现出更加深刻的现代性，从而也召唤理论范式的变革。这里，我们关注这样一些经验现象：l 中新社北京2007年三月十一日报道：数据显示，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约有一点三亿人，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村劳动者约有一点三亿人，扣除两者重合部分，农民工总数约为二点一亿人。民盟中央指出，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关键。l 另根据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 ，进城务工的农民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就业为主。2004年，农民工在制造业就业的占30.3％，在建筑业就业的占22.9％，在社会服务业就业的占10.4％，在住宿餐饮业就业的占6.7％，在批发零售业就业的占4.6％。l 2000年11月2日《羊城晚报》报道：在东莞，外来人口超过400万，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比例为1：3。另据调查，东莞市的长安镇的外来人口高达91.45%。 l 2006年7月20日《南方周末》报道：全国主要城市的城中村数量为：郑州 141个(其中119个面临改造)北京 231个(城八区)＋112个(城乡接合部)西安 194个(三环以内)广州 138个太原 83个石家庄73个南京 71个(绕城公路以内)l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统计信息”网站提供的信息，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2004年底拥有电视机数量113台，其中彩色电视机75.1台。 这里所列举的，看上去似乎是一些庞杂的数据，却深刻地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在城乡人口的加剧的流通和互动中，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甚至城市与村庄的界限（显然，这里指的是社会学意义上、而不是法学意义上的界限），都开始模糊起来，城乡的不平等关系仍在持续，然而，这种不平等开始渐渐地超越了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空间，甚至超越“三农”与非“三农”的范畴，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不平等和差异。农业、农民、农村，仍然是和危险、苦难、贫穷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差异，既出现在农村，也出现在城市，既体现在种植养殖业，也体现在制造业、建筑业。我们看到的，不是城乡差别、城乡对立、城乡不平等关系的消失，而是传统上我们能够界定城市和乡村的那种二元划分的模糊乃至消失。不错，法律上的城乡二元结构仍然保留着，如户口制度，制度化的权利、福利差别等等。然而，恰恰是这种法律本质主义和现实的极大脱节，导致了社会舆论对其众口一致的谴责，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也囿于这种带着极大的城市偏见的法律本质主义，那将是无助于事的。城乡二元划分的界限走向模糊时，无论是现代化范式，还是中心—外围范式，都会陷入难以解决的理论困境。新的社会现实召唤新的理论范式。这种新的理论范式，需要以“城乡二重性”的概念，取代“城乡二元”的概念，这是在中心—外围范式的基础上，对城乡不平等的进一步的深化认识和理论建构。新的理论范式除了借用吉登斯的“二重性”的概念之外，在许多其他方面也和吉登斯有关“激进现代性”的论述相契合，因此，不妨将这个新的理论范式，称为激进现代性范式。 在中心—外围范式中，城市和乡村形成了对立与不平等的两极，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是城乡不平等的受益者，反之亦然；而在激进现代性范式中，城市和乡村互相深度渗透，因而不平等的城乡关系也渗透到了城市和乡村的内部；因此，城市和乡村不再对应着剩余和利润流入和流出的全部节点，获益者和受损者也不再能够完全能够从空间、社区上作划分了。由于深度渗透，城市获得了一定的农村性，而农村、农民、农业获得了一定的都市性。这里所说的农民，显然不一定是（大部分时间）在农村的农民，也不一定是（大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的农民。城乡的有形边界模糊了，至少不是那么稳定了，有些地方甚至消失了（社会学意义上，而非法学意义上）。然而，这并没有导致城乡不平等、城乡差异的消失，原有的等级结构、权力关系持续存在，只不过改变了形态。原来只存在于城乡边界的不平等交换和不平等互动，现在呈现出扩散和普遍化的趋势，这恰恰是由于城乡的有形边界的模糊、非稳定化乃至消失造成的。这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与差异的脱域和全球化。这里所说的全球化，不是指世界范围内的趋同，而是指在空间上的普遍传播。值得强调的是，“二重性”取代“二元性”，不是简单的同质化，不是不平等和差异的消失，而是恰恰相反：不平等和差异被复制到各地，而这种不平等和差异的普遍存在，在特定意义上是同质的。至此，“‘三农’在哪儿”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需要最后说明的是：有形边界消失、不平等和差异被普遍复制的现象，并不局限于中国内部，这也是在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着的、并命名为“全球化”的过程。这样，在中国城乡各地正在发生的“二重性”取代“二元性”的变化，有着典型的意义，这正是吉登斯所谓的激进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参考文献]麦克.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p187.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p29-80。现代化理论及对其批判的文献有很多。最新的英文文献包括：Latham, Michael E.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Engerman, David C. (ed.) Staging growth: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 Schelkle, Waltraud. (et al.) Paradigms of social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evolution (St. Martin's Press, 2000).Walt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利普顿在1977年提出了“城市偏向”这个概念，后受到一些批评。有关基本文献是：Michael Lipton.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P, 1977; Robert H. 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P, 1981.Hechter, Michael.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5.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载《改革》2006年第5期。郑艳婷、刘盛和、陈田：《试论半城市化现象及其特征——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地理研究》2003年第6期。http://gdtj.chinasarft.gov.cn/Tiaomu.aspx?DocId=35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作者：童小溪;《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
看温铁军的书必须把握两大矛盾（也是两大基本国情）：1.千年以来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2.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矛盾。严格说来，第二个矛盾只是第一个矛盾的制度衍生物。城乡二元结构奠定于60年代初，是基本国情制约下的历史产物。对于这两个矛盾的把握，构成了温对于三农问题所有相关领域的基本判断。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这些判断多数都是准确的。温的书提供了研究实际问题的一个良好范例：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相结合，深入分析制度变迁和政策演变的具体条件，审慎思考变迁之后的连锁反应，在约束条件下就事论事讨论实际问题。其基本观点提炼如下：在两大矛盾的制约下，中国问题只能是“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问题”，而非单纯的“农业”问题，若欲先支农，功夫在农外。只有推动经济结构合理调整，提升二、三产业的比重，深化农村改革，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强大的外部保障，才能保证农村的稳定，有效引导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简单罗列几大措施（或曰思路）：1.坚持在两权分离基础上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基本土地制度。土地是农村的最大资源，只有清晰界定产权，保证农民的社区成员权，才能为农村的稳定提供基础保障，才能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2.支持农村的经济合作组织（基金会等），同时加强相关管理，搞活农村金融，为小农经济条件下广大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土地增值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并有效制止农村的高利贷交易，维持农村稳定。3.加快小城镇建设，让包括建制镇、城关镇在内的各式小城镇成为城市化过程中的蓄水池和中转站，吸收大量农业人口，逐步推进城市化进程。4.当今央地关系的主要矛盾是国家进入后工业阶段和地方开始资本原始积累这两大阶段的矛盾。土地财政是具体历史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地方发展模式，地方藉由土地巨额级差收益获取巨额财政收入的方式难以解决。关键在于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这部分收益进行合理分配。除此之外，温以“两大矛盾”和“两大阶段”为立足点，针对粮食、县域经济、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户籍改革等诸多至今仍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并提出了精彩的政策建议。粮食问题：把握84-86、89-91、94-96,、97-99，入世后这几个阶段，把握“商品化”这一概念。县域经济：理解自古以来县在中国地方治理上的层级地位。小城镇建设：了解其政策出发点的同时，更要了解其所产生的问题及原因。小城镇并不如设想般成功，温分析的原因举例：低价提升带来的门槛提高（留不住人），私有制后资本异化于劳动，吸收就业的能力不如预想。乡镇企业：温对乡镇企业资本来源的分析很有意思。即劳动力低成本，隐性的土地成本，贷款负利率。乡镇企业目前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户籍改革：把握建国后户籍制度的历史沿革。58年前，80年代后，92年后，21世纪。此外，必须注意入世带来的新变量。 -
三农问题的两个主要矛盾：一、（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体制矛盾）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 1、现行农村基本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是集体所有，即非国有也非私有。2、中国是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70%农户为兼业农。 3、土地是农民惟一的社会保障。 4、取消农业税的根本原因是交易费用太高，政府为了维持现行农村管理体制的制度成本过大。 5、人地矛盾客观存在，不可能缓解只能越来越恶化。 6、加快城市化貌似可以解决城乡分割问题，其实人口增速远远超过城市化速度。而城市化对于土地的剥夺反而加大人地矛盾。 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个体的能力范围，它由纵向中国四千多年农民历史横向9亿多的农民现实混杂而成，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工程浩大。 在实际决策分析时，不得不抛弃道德、理想、人道主义等等“人”的因素，而只从冷酷无情的纯“技术”角度着手，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大历史观”及“数字化管理”。按马斯洛理论讲，现在和不可未知的将来（即十几代几十代里）惟一的目标就是满足底层“活”的需要。如此，上层的所有追求就根本不在讨论范围中。包括“生育权”、“自由迁徙权”、“财产权”等等所谓最基本的不证自明的人权就必须给“生存权”让位，否则只好放弃集体的生存而追求个体的人权。 “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这种不负责任的推卸语看来的确就是归根结底的理由。邓小平很直白地说，“你们美国人讲人权，好啊，我同意，可我现在没办法，要不这样吧，我给你1亿人，你给他们人权吧。”只是，如今的政策恐怕不能如此直率了。如果直接说：“对不起，为了给你饭吃，我不能给你幸福。”那自然会有抗议：“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人类不可分割的权利！政府的唯一职责就是保障这些权利……”云云。 引进并且接受了西方根本理论，但是现实又无法实行。既然不可以生搬硬套地把西方现代化的方法应用在中国，那么这种西方根本精神是不是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呢？ 不过，2004年版的温铁军诉说的毕竟是2004年前的事情，2007年中国农村或许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未可知。
精彩短评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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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方说得还比较实在 -
农村土地制度领域专家书籍 -
城市化，全球化，现代化？
农业，农民，农村…… -
过瘾，但是还是读不完 -
很明白而切中时弊的书。 -
怎么说呢.，写的基本上是一坨屎。。。没有fact，也没有idea，只充斥着"必须"如何如何，真是忍痛看完。 -
有费孝通的余味，但读前半部分就够了 -
有点啰嗦，现在看资料旧了，但还是有很多洞见 -
很多年前读过，文章的合集 -
真心喜欢温铁军啊~脉把得准，文章也写得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