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评

繁华散去的雅典城邦

雅典人啊，你那样的热情洋溢的挚爱你高贵典雅的自由城邦，那样爱护你那引以为豪的公平和正义的民主政体。可是，你又那样残酷无情的统治你臣服的城邦，毫无保留的欲望和私利毁灭了全世界曾经最好的城邦和那样独立自主、温文尔雅而又多才多艺的公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史家之绝唱，优美的文字，栩栩如生的叙述，充满严密逻辑和智慧辩词。当你随着修昔底德的笔触心情此起彼伏时，当你热爱的民主城邦不可遏制的衰败后，除了掩卷沉思你只有心如刀绞。特别是当你阅读雅典西西里远征惨败时如电影全画卷呈现叙述时，你知道雅典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我们为伯利克里那样催人奋进又让人泪如滂沱的葬礼的演讲辞击节叹赏时，当我们为所有的希腊城邦包括寡头制的斯巴达坦诚和机智的辩词所叹服时，我能理解拜伦在异邦为希腊独立浴血奋战抗击奥斯曼了。是啊，希腊的文化就如地中海那样的还那样的迷人，充满了浪漫主义和哲理思辨。但正如前段时间阅读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在讲到唐朝璀璨激昂的诗歌时，其实“中国的诗的衰亡是正常的、命该的、必然的。盛过了，不可能盛之又盛。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同样的，雅典的民主制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击败波斯后崛起成海上霸主以帝国的姿态统治地中海的城邦后，她的衰亡也是命该的，放尽了光芒，享尽了繁华。

古典时代最好的历史著作~

被后人分为8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直叙述到公元前411年秋天。修昔底德强调这场战争比以往所有的战争都重要，在他的历史中，人的因素和各种现实的利害关系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大国之间的争端，人的贪婪和邪恶的欲望导致了战争，战争又让人们变得更加野蛮，使他们破坏了自己文化的各种价值。”这种观点和希罗多德的神圣法则似乎是对立的。这场战争中在战略上可以看到很多现代战争的影子，各种事件、侵略、政治清洗也在后来的历史中一遍遍的重复。让人唏嘘。人们普遍把修昔底德当做一个非常中立的作者，尽管在书中我感到他有支持伯利克里反对克里昂的倾向。他非常重视信息的准确性，在这方面确实超过了任何其他古代的历史雪茄。他不为传说、野史提供任何篇幅，不需要谈论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事情的结果。

足以称为不朽的史书

一句话概括：这本书里，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演讲、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希腊标志性的漫长绕口的人名地名，剩下的部分，却是一部光耀千秋的战争史。展开来说，活跃在两千四百多年前的修昔底德是个天赋拔群的史学家，他公正而客观、关注交战双方的经济实力、梳理出家族与部落的纷争，甚至用科学的视角解释海啸、鄙夷月食的迷信。跟随修昔底德的笔触，战争伊始即爆发的瘟疫、互取胜负的拉锯战、雅典公民的自信与荣光、拉稀戴蒙人的迟疑与坚韧，逐渐令人身临其境。到了战争后期，看到雅典人在西西里缓慢而绝望地被叙拉古人一口一口吞噬、米洛斯人的灭顶、雅典政制的动荡、比雷艾夫斯长城的倒塌，再加上善辩辉煌的伯里克利、磊落的伯拉西达、持重却不幸的尼基阿斯、逐利且诡谲的阿尔基比阿德斯、忠于坍塌中帝国的塞拉麦捏斯，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伴随着重装步兵的刀剑相击声，久久回荡在我的脑海。翔实、冷静又豪迈，这完全是现代史的规范，却已在两千四百年前完成。这是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时间，《春秋》我未曾读过，有机会势必拿来对比。读书的一个遗憾和失误，是从图书馆借下半卷的时候顺手还了上半卷，可数张希腊地图都是附在上卷里的。读史不看地图、不看洋流气候沿革、不加以反复琢磨，终究是不能称之为已经了然于胸的。

波罗奔尼撒战争与希腊、斯巴达的文化比较

公元前7世纪，勇猛尚武的阿卡亚人征服了拉哥尼亚人和临近的美塞尼亚人，占领其土地成立了斯巴达城邦。斯巴达位于拉哥尼亚平原，三面临山，农业发达工，工商业极为落后，对外相对封闭。斯巴达实行贵族寡头专政。崇尚军事，公民以战争为职业。雅典是在自提秀斯至梭伦一步步的改革中逐渐形成的，是氏族内部平民与贵族斗争的产物。雅典三面环海，多良港，工商业发达，贸易便利。雅典实行的是有贵族政治逐步建立起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注重文化教育。作为古希腊最为强大的城邦，斯巴达与希腊有着诸多不同甚至说截然对立之处。斯巴达落后，保守，停滞，近乎野蛮；而雅典自由，开放，进步，相当文明。这二者所分别代领的波罗奔尼撒同盟与提洛同盟的对抗，牵动着整个希腊半岛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波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代表的是人类新生之初对外界强烈的好奇以及探索欲，是不受限制的自由意志。因而斯巴达人崇尚的是征服，采取的是武力。然而充满激情与活力的自由所去面对的是岿然不动的大自然。斯巴达人毫无胜算，他们反而被大自然所征服，被束缚在大自然的法则之下，因而斯巴达一直是一个农业国，而不能越过自然的法则去发展工商业。然而失败被不能完全消灭斯巴达人的激情，而是将之转化为狂热与憎恨。因此他们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嘲笑他们的懦弱，在不断的奴役与镇压希波人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迷失了自我，忘记了自由意志，建立专政制度，变成了只会战争的机器——为了不再记起曾经的伤痛和自身的渺小。雅典在内乱中产生，代表的是人类意识的自我冲突与斗争，是人生来就有的束缚。如果说自然给斯巴达人的束缚是巨石压身，近乎窒息；而雅典人自身的束缚则是一时疾病，需要的只是探寻病因，精心调理。因而雅典人注重的是文化教育，采取的是制度变革。雅典人建立了民主制度，通过交流与投票的方式来管理国家，来防止雅典再次被自己所束缚。由此而产生的则是雅典人在面对外界束缚之时习惯以理性来解决问题的心态，因而他们的手工业、贸易发达。波罗奔尼撒战争，是这两种截然不同文明的直接碰撞，虽然斯巴达人被束缚的喘不过气来，但是狂热的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而对外界的仇恨使他们坚定团结。雅典人虽然在民主与理性中摆脱了束缚，但是他们在本质上还是分裂的，这是他们内部潜在的威胁。斯巴达人是悲观的，就像角斗场中的野兽，虽然战胜了对手，却不能摆脱被围困的命运。因而虽然在波罗奔尼撒战争中，他们击败了雅典人，但是这次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这反而揭开了斯巴达人的伤疤。他们不可能赢，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输了。雅典人是乐观的，他们能够以自己的力量解决所面临的挑战，他们充满信心。然而信心来自于过去，而未来却是未知的，疯狂的斯巴达人，无情的自然灾祸，让他们损失惨重，失败的滋味一如当年的斯巴达人一样。斯巴达人终于失去了斗志，他们的仇恨和狂热被熄灭了，因为他们终于明白他们的仇恨和狂热在自然面前也是一文不值，绝望笼罩着斯巴达城邦，很快就被外来的蛮族征服了——这让他们想起了曾经的自己。而雅典人的自信也逐渐瓦解了，他们不再相信被他们所称作理性的力量是万能的了，他们甚至不再交流，专注于自我，雅典的辉煌也走到了尽头，最终也以悲剧收场。纵观整个希腊半岛，斯巴达的自由与狂放之魂被扼杀，雅典的民主与理性之火被熄灭。这究竟是天神创世之时人类就已经背负了这样的惨淡命运？还是是初生的文明犯下的绝对自由或无限理性的错误？

我的书评

本书主要讲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经过，态度客观，力求探索某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史料翔实，叙事条贯，表现出历史学家的严谨精神。为我们后代人了解古希腊的战争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因作者为为战争的亲身经历者，也是我们熟知了希腊各城邦间的矛盾以及希腊走向灭亡的原因，值得品读。

黄洋：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修昔底德

（原载2012年4月号《文景》）公元前431年，希腊世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战争在两大军事同盟之间展开，一边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另一边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两大军事同盟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约半个世纪以前乃至更早。伯罗奔尼撒同盟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立起来的传统军事同盟，其领导机构是同盟大会，但同盟大会的决议需经斯巴达公民大会批准方能生效，因此实际的领导者是斯巴达。斯巴达拥有希腊世界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至迟从公元前700年起就主导了希腊世界的战争。公元前479年，希腊盟军成功击退入侵的波斯大军，取得了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波斯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而且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仍未获得解放。然而希波大战中的希腊盟军统帅国斯巴达出于地缘考虑（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远离波斯威胁），不愿继续同波斯人作战。在战争中崛起的雅典遂接过领导权，于公元前478年组织希腊东部即爱琴海上岛国及周围城邦，建立了继续抗击波斯的提洛同盟，其成员国达到近200个。同盟在对波斯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不久波斯的威胁逐渐消除，但雅典仍然牢牢控制了同盟诸邦，使它们成为自己建立霸权的工具。这两大军事同盟之间时有摩擦。公元前446年，为避免大规模冲突，双方签订了“三十年和约”。但和约终究没能维持下去，双方的摩擦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围绕埃皮达姆努斯（Epidamnus）和波提得亚（Potidaea）的冲突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埃皮达姆努斯是科居拉（Corcyra）在希腊西北部亚得里亚海东海岸建立的殖民地城邦，科居拉又是科林斯在希腊西北部埃皮鲁斯沿海建立的殖民地城邦，扼守着希腊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交通要道。公元前435年，埃皮达姆努斯的民主派驱逐了贵族派，建立起民主政体。被逐的贵族派联合近敌攻打城邦。民主派遂遣使向科居拉求援，遭到拒绝。无奈之下，转而向科林斯求援。科林斯派遣一支军队从陆上增援。科居拉得知消息，立即派遣一支25艘战舰的舰队开赴埃皮达姆努斯，旋即又派一支舰队增援，战舰一共达到40艘之多。她要求埃皮达姆努斯驱逐科林斯的援军，并让贵族派重掌政权。在遭到拒绝后，即以舰队围困埃皮达姆努斯。对此，科林斯迅速作出反应，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动员。科居拉又遣使科林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遭到科林斯拒绝。后者和其盟邦组织起一支75艘战舰和2000名重装步兵的军队增援埃皮达姆努斯，科居拉的舰队也增加到80艘战舰。两军交战，结果科居拉舰队大胜，击沉敌舰15艘。兵败后的两年，科林斯积极扩充舰队，进一步备战。科居拉并未加入两大军事同盟，此时面对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科林斯，自感孤立无援，乃遣使雅典寻求结盟。科林斯闻讯亦遣使雅典，力劝雅典不与科居拉结盟，宣称此举将打破双方之间的“三十年和约”。雅典先后召开两次公民大会讨论此事，考虑到科居拉及其舰队的战略重要性，最终决定和她结成防卫同盟，派遣10艘战舰协助防卫。公元前433年，科林斯在盟邦支持下，派遣一支150艘战舰的舰队出征科居拉，后者尽出110艘战舰迎敌。战斗进入关键时刻，科林斯舰队将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前来增援的20艘雅典战舰及时出现，科林斯舰队见形势不明，收兵回师。双方都宣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接着，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又围绕希腊北部的波提得亚发生了摩擦。波提得亚是科林斯建立的殖民地城邦，因此同科林斯保持着密切联系，但却是提洛同盟成员国。科居拉之战后（公元前432年），雅典为防波提得亚在科林斯策动下反叛，要求她摧毁防御堡垒，向雅典派遣人质，并驱逐科林斯官员，为此派遣一支30艘战舰和1000名重装步兵的军队前往波提得亚强制执行。波提得亚一面派遣使节到雅典申诉，一面寻求斯巴达的支持。斯巴达承诺如若雅典攻打波提得亚，即派军进攻雅典。波提得亚得此承诺，即联合邻近城邦反叛雅典，科林斯则派遣1600名重装步兵和400名轻装兵予以支援。闻此消息，雅典又遣2000重装步兵和40艘战舰增援先头部队，在击败伯罗奔尼撒援军后围困了波提得亚。科林斯立即作出反应，派遣使节到斯巴达陈情，并吁请伯罗奔尼撒同盟各邦派遣使节到斯巴达商讨对策。斯巴达公民大会经过辩论，多数意见认为和约已被雅典人打破，遂将此决定通告同盟诸邦使节，这意味着向雅典宣战。次年战争爆发。这场大战延续了27年，其间经历了战与和、背叛与镇压、城邦内部的政治革命等各种戏剧，直至公元前404年雅典无条件投降。若非一部历史书，我们对这场大战的情况几近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如此细致和准确的了解了。这部书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它的作者雅典人修昔底德曾亲历过这场战争，甚至还参与了其中的战事。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当选雅典的十将军之一，和另外九名将军一道指挥作战。是年冬，斯巴达将军布拉希达斯（Brasidas）率军围攻雅典建立的殖民城邦、位于爱琴海以北色雷斯沿海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守城的雅典将军欧克勒斯（Eucles）请求在色雷斯率军作战的修昔底德驰援，但他未能及时赶到，致使安菲波利斯陷落，因此而获流放20年之刑。流放使得他有机会成为这场战争的记载者。他写道：我在懂事的年龄亲历了整个战争，乃专注于了解它，弄清楚战事是如何确切展开的。恰巧我在指挥安菲波利斯战事后遭流放20年，能了解到双方的行动，因我的流放者身份，尤其能了解到伯罗奔尼撒方面的行动，而且我有闲暇认真考察它们。（V. 26）在修昔底德看来，这场战争是希腊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战争。他在开篇即写道：雅典人修昔底德在此记叙了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从战争爆发之初开始写起。他相信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比之过去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值得叙说。证据是双方都处于力量的最高峰，作好了充分准备，而且他看到其他希腊人都站到了其中一方，一些是立即站到了一方，另一些则也打算如此。这是希腊世界和部分蛮族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局，也可以说几乎是全人类的最大变局。（I. 1）当然，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在他看来，只有当代的事件才有可能进行比较确切的了解和记载。而“我们之前的和更为古老的事件，则因年代久远，并不能准确地求得”（I. 1）。即便是当代的事件，也不易准确把握，因此需要求实的态度和严密的方法。对于自己的记载，他这样说道：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即便如此，还是难以发现真实情况，因为见证同样事件的人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具有各自的偏好且记忆不同。（I. 22）这是令人惊叹的史学方法宣言，即使到了今天，这种求真的精神仍然值得历史学家们学习。这也是令人惊叹的人类思想成就，因为2400多年以前的古人，就已对于人类认知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差距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应忘记，在修昔底德写作之时，西方的历史学才刚刚诞生。他之前的希罗多德被誉为西方的“历史学之父”，其撰写的《历史》完成于公元前420年代，不过早了约20年。希罗多德是个伟大的叙述者，对于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文化充满好奇之心，因而在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尤其受到读者青睐。但他并未提出如修昔底德这样严谨的史学方法。他的记叙充满奇闻轶事，而且在他的笔下神谕和预兆在很多时候也还是历史事件的决定因素。到了修昔底德笔下，神谕和预兆以及其他超自然的因素都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对事件的因果关系、人类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人类活动的动机和理性以及心理因素的记叙与深刻分析。对于希罗多德的不严谨，修昔底德本人已提出了批评（尽管是不指名的），并称自己的写作目的不同，不是为了迎合当下的口味，而是为了垂范后世：也许我的记叙因缺乏神话传说而不那么动听，但如果那些想要清楚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以此理解将要发生的类似事情（因人性如此）的人判断它有所帮助，我就满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竞相取悦于眼下的听众，而是要垂诸永远的。（I. 22）这种自信并非盲目自大，而是新近建立起来的对人自身的理性的充分自信。要理解这一点以及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差异，我们需要回到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发生了希腊历史上最为深刻的思想大变革，通常被称为智者运动。智者派的思想家们质疑神明的权威，挑战传统的思想与信仰，提出从人出发、用人的思维和认知能力理解万事万物。普罗泰戈拉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是新思想的宣言。但新思想并不仅仅限于智者派，也不仅仅限于哲学领域，而是广泛地体现在希腊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哲学领域，苏格拉底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在文学领域，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用悲剧探讨一系列社会和人性的问题，阿里斯托芬则用嬉笑怒骂对雅典城邦政治提出质疑与批评，无疑激发了普通公民的思考与讨论。在政治生活领域，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与决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历史学从之前的神话叙史传统中脱胎而出，转而从人和人类社会的角度把握历史。如果说希罗多德的记叙仍带有传统神话思维的痕迹的话，那么修昔底德则彻底地告别了神话思维，用新思想所确立起来的理性方式记叙和分析历史，可以说他的著作是这场思想大变革的产物。如果要深刻理解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希腊思想史，我们能够阅读到的当时的文本除了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就只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了。因其严谨的史学方法和理性的历史书写，也因其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段历史细致而丝丝入扣的“还原”，修昔底德成为西方文明传统中最为伟大的历史学家。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勋爵写道：“我毫不迟疑地宣称修昔底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由于现代人的理性源自古代希腊，修昔底德的著作读来也非常具有“现代”感。在论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修昔底德写道：至于他们打破和约的原因，我将先记叙他们相互抱怨的事由及其利益相冲突的具体事例。这是为了使所有人清楚地知晓何以导致这场降临于希腊人身上的战争。但是在我看来，战争的真正原因很可能被这样的记叙所掩盖。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人力量的增强以及斯巴达人的担忧。这一经典的分析成为后世众多历史事件分析的榜样。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两大势力的对立于我们而言也并不陌生，中国实力的日益增强所引起的美国人的担忧充斥着国内外的媒体。实际上，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人）的这种思维在不小的程度上直接受到修昔底德的影响。在冷战形势初见端倪的1947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如果一个人至少在他心里没有思考过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时期以及雅典的失败，我真的怀疑他是否能够用完全的智慧和深刻的洞见思考当今基本国际事务中的某些东西。换言之，马歇尔所代表的西方人是拿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的对立来类比和理解冷战中西方阵营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的。这种思维实际上十分普遍，也许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著名古典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退古典学讲席教授W. 罗伯特•康纳尔（W. Robert Connor）在谈到他对修昔底德的兴趣时说：我最早阅读修昔底德是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奇怪的年代，我们美国人享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和稳定，但却认定这样的灾难近在眼前。在第一次冷战时期世界划分成两大阵营似乎不言自明。巨大的反民主大陆强国……都拥有自己的“卫星国”以及协调一致的征服世界的计划，它们似乎正驶向同“自由世界”的冲突，后者的力量来自于对大海和空域的控制。在此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民主的、主要基于海军力量的雅典和极权的、基于陆地的斯巴达之间的斗争，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但却是令人惊惧的寓言。修昔底德的著作为我们自己的两极对立世界提供了一个先例，我们希望，它可以指导我们处置险象环生的当代国际事务。当然，把雅典看作民主国家的象征，而把斯巴达看成是“极权”国家的代表，实际上是对希腊历史的歪曲。斯巴达的城邦政治事实上也具有一定的民主特征，城邦大事都要交公民大会讨论和决定，虽然这决定不一定是最终的，还可能为贵族议事会所推翻。在距马歇尔的演讲36年之后的1983年，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州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谈到20世纪“迅速而暴力的变化”时说，“惟一可能的类比是修昔底德记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代”。即便冷战时代结束之后，以修昔底德为指导的两极对立思维仍未改变。2000年，笔者应邀在美国一所有名的文理学院和该院古典学教师共同上一堂希腊史课。在讨论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该院老师立即提出了20世纪世界局势的类比，并向学生提问道：“谁是今天的斯巴达？”一名学生回答说：“是中国吗？”老师立即斩钉截铁地说：“完全正确！”因此，对于理解当今的世界局势而言，修昔底德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当然，这意义并不在于我们要先入为主地将我们的世界和美国人（或西方人）的世界看成是必然对立的，而在于修昔底德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美国人为代表的西方思维，从而理解我们的处境。修昔底德传输给西方人的并不仅仅是两极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而是一整套国际关系的思维。事实上，对于西方人来说，修昔底德正是国际关系中所谓现实主义或者说强权政治学说的奠基者。这一学说认为，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不同国家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它们总是处在对立和斗争之中。国家以自我为中心，以强权维护其利益。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大国，其相对稳定在于保持大国间力量的均衡。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阵营的记叙明确阐明了这些原则。在斯巴达人讨论是否向雅典宣战时，雅典使节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如此辩护：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个被给予我们的帝国，而不愿意放弃它，我们的行为并无特别之处，也未违反人性。三个有力的动机阻止我们放弃它，那就是荣誉、恐惧和利益。我们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相反，弱者总是为强者所统治，而且我们认为自己值得拥有如此权力。同样，修昔底德也阐明了强权政治的原则。在记叙雅典人和米洛斯人的谈判时，他让雅典使节说：“有力量者主导，弱者只能屈从。”对于修昔底德而言，历史书写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记录过去事件，更重要的是发现和阐明那些事件背后的一般性规律，以使历史能够成为现实生活的指导。过去的历史事件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可以通过对人性的把握来理解和解释的，因而不必依靠超自然的因素进行解释。详述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即在于通过个别事件的叙述来把握在事件背后起作用的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群体的一般性行为模式。因为人性是不变的，人类群体的行为模式是循环反复的，所以历史事件也可能在将来重复。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每个时代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也许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现代意义。

名著名译

又是一本买了许多年后才翻开的书。近十年前就在国际关系课上无数次听过这本书的名字，却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一本历史书能获得如此高的政治学评价。如今，在比雷埃夫斯坐过船，在卫城边丢过包，翻开这本书，看到阿提卡，陶器区，多少变得生动起来。对书的内容，千百年来人们的盛赞比书本身要厚重不知道多少倍，我就不再重复了，特别是不知是真实记录还是作者假托的各种演讲动员更令人印象深刻。二十世纪多位国际政治大师说过，修昔底德如果重生，对今日世界也必定不会陌生，国家间争权夺利的现实主义假定确实符合这几千年来的现实。对这些希腊城邦的名字和地理位置对不上，描叙战争进程的部分反而略显枯燥。唯一的例外则是西西里远征，从开始前大军离开雅典的雄伟场面，让我想起中国史书中王莽、陆机等出征时常用的一句“秦汉以来，未尝有如此之盛也”，最后由名将统帅的大军却在遥远的岛屿上全军覆没，几千年后仍令人掩卷痛惜，尼基阿斯在最后一战前总觉得忘了点什么的心态我自己也常有。其他如伯里克利、伯拉西达等双方名将的刻画也栩栩如生。其他人则显得平淡的多。对翻译而言，这个版本尤其能看出译者的用心，脚注极多，对每句话的定位也详细，不过大部分标注读书时很难用到，还是对各种人物的解释更实用。后面附的年表更让人把战争与当时辉煌的文明成就联系在一起，如著名剧作家的悲喜剧在战争中不断上演，苏格拉底之死也在战争期间。其他的感想还有不少，不过大抵只是关乎兴亡气数，也没什么新意，就不多说了。

译后记

十多年前译者在接到翻译西方学术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任务时，心里确实有些忐忑不安，今天的心情依然如此。古希腊文明博大精深，对于西方乃至全人类文明贡献巨大，影响深远。我们自知学力不济，难以胜任。自己对于希腊的历史和文化，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初学者。虽然近30 年来译者一直对此很有兴趣，也陆续发表过50 余篇小论文，对于古希腊文明不能说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根本谈不上对其有多少研究。译者至今的想法依然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我们所能，把关于修昔底德及其著作的正确知识介绍给广大读者。 修昔底德的著作成书于公元前5 世纪，是希腊古典时代盛期的重要著作，在西方文化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两千多年来，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欧美学者对这部著作做过大量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精深的研究成果。自1628 年霍布斯（Thomas Hobbes ）首次将修昔底德的著作译为英文以来，迄今为止，现代译本（英、法、德、俄、意等，有全书译本和单卷译本）和注释本恐怕不下数百种。其中，近百年来在国际古典学界公认的比较好的英译本有3 种：一是史密斯的译本（《洛布古典丛书》，4 册），二是克劳利的英译本（R. B. 斯特拉斯勒据此译本出版了较为详尽的校注本，1998/2004 年版），三是昭伊特的英译本（载《希腊历史学家》，2 卷本，第1 卷）。三种译本都依传统把全书分为8 卷，卷下再分章、节，只是在划分章节和段落时稍有差异，具体内容上也因依据抄本不同等原因而略有出入；三种译本在译文质量上各有千秋。史译本是希腊文—英文对照的，译文最为忠实；克译本素以文字典雅有力著称；而昭译本在遣词造句方面颇具特色。新近出版的哈译本（牛津大学2009 年版），译文质量也很高。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主要是根据克译本，同时参考其他三种英译本，如遇困难，则参照古希腊原文并参考两种注释本加以解决。这两种注释本分别是A. W. 高穆等的《修昔底德的历史注释》（5 卷本）和S. 霍恩布鲁尔的《修昔底德著作注释》（3 卷本）。本译本的卷、章、节的划分以古希腊文本和克译本为准。本书注释主要是依据研究成果和对修昔底德著作本身的研究写成，并且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书末的索引，根据以上几种英译本的索引相互参照编译而成，力求比第一版更加翔实准确。此次修订，译者尽可能吸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对全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校订，纠正了不少错误，改进了部分译文，并且注明了原文“章”之下的节次。这样，读者在核实原文时，也许感觉更加方便。此外，增加了四个附录：其一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七年（公元前411 —前404 年）简述；其二是古希腊历法简述；其三是希腊历史大事年表（公元前500 —前393 年）；其四是列举原著及主要参考文献，以便读者研究和查阅时参考。书中的长度单位，克译本都换算成英美制，没有保留希腊原名，译者参照史译本加以恢复，并按中国读者的习惯在注释中换算为千米。其换算标准是：1 斯塔狄亚= 0. 185 千米。修昔底德的著作曾有谢德风先生的全书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 年初版，1978 年修订版以及此后多次重印）和吴于廑先生的节译本（修昔底德著作的第七卷，载《外国史学名著选》，合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谢译本主要根据华尔纳（R. Warner ）的英译本（企鹅古典丛书，伦敦1956 年版）。该译本对原文做了大胆的处理，以便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然而，这个译本的章节划分与传统的分法迥然不同，使许多研究者在查对原文时颇感不便。另外，由于时代和英译本的关系，谢译本中某些译文的准确性似也值得进一步推敲。对此，我们通常在注释中加以提示，以引发读者的思考。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参考了谢先生的译本和吴先生的节译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本书第一版翻译工作由本人主持，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贤全教授合作完成。 初版之后，译者随即开始征求有关专家和各方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准备再版修订工作。此次修订工作，历时两年多，主要由本人独立完成，希望译文质量比第一版有明显改进。业师王敦书教授、师弟华中师范大学徐晓旭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祝宏俊教授对于本书的修订提出了很好的建设性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易宁教授阅读了本书序言并且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北京师范大学刘林海教授以及徐晓旭教授在国外访学期间，不辞辛劳，为我多方搜集近年出版的文献资料，介绍国际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对于本书部分内容的把握颇有助益；译者在前往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搜集相关资料时，得到彭小瑜教授的大力支持；首都师范大学晏绍祥教授、北京大学黄洋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刘玮博士也在百忙之中提供图书资料；尤其是侨居修昔底德故乡的井玲女士不辞辛劳，实地考察，提供了不少难得的资料；西南大学世界史硕士毕业生解晓毅（现在国家图书馆工作）、陈彬强（现在福建泉州师范学院工作）、陈思伟（现在重庆长江师范学院工作）、曹春梅（西南大学研究生）等也在资料收集和书稿校订中皆有贡献；我的爱妻黎冬梅女士多年来对我的工作始终不渝地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在自己学术成长道路上不断给予我精心指点和热情关怀的诸位恩师，尤其是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永采教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兴运教授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敦书教授，三位历史学家分别是我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时期的导师。限于时间和水平，译文质量距离自己的期望还相差甚远，书中不妥或错误之处势所难免，恳请海内外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徐松岩2011 年5 月于西南大学四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