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札记

章节摘录

　　战略转轨　　毛泽东首创新民主主义　　要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否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当年在为中国寻求独立富强道路的革命志士，是付出过极大代价的。一种意见认为，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展，中国革命只能先由资产阶级领导，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以后，建立一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以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另一种意见认为，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无力领导革命，1924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领导的人民大革命，又因资产阶级的叛变而告失败，表明在中国必须要同时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以“毕其功于一役”，使社会主义一步到位。从1924年到1934年这十年多时间的革命实践，证明这两种政治主张都是错误的，不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实际，因而都走不通。在这里重要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与本国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关系。　　创造性回答这个历史课题的，其功绩首推毛泽东。这就是由他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心内容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在1940年代臻于成熟，其代表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以毛泽东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其核心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经过民主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既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中国式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由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至于为什么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过程，才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曾有过透辟分析。他说，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据此，他指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必须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毛泽东明确指出，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他还对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发展资本主义作过专门的解释。他说：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_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他还针对有些人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提出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坚定而有力地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针对党内存在的急于搞社会主义的糊涂观念，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还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发展资本主义，在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50％左右。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曾多次作过说明：　　他在1948年中央政治局的9月会议上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　　在1949年9月的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回答有人提问要多少时间才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说：“大概二三十年吧”。　　七届二中和三中全会的路线　　如果说，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以前，谈论中国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还只是个理论问题，那么到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这就已成为提上日程的现实问题了。1948年9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曾讨论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和结论中说到：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他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　　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通过的决议郑重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了现代性工业经济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他们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守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容许其存在及发展。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又说，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活动范围方面、税收政策方面、市场价格方面、劳动条件方面，都要依各地、各业及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而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但决不可以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决议明确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很快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又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在口头讲话中更把“不要四面出击”，明确为党的“战略策略方针”，是“三中全会的路线”。

前言

　　林蕴晖同志是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位专家。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读那四卷一套的《1949～1989年的中国》（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时候。我那时准备参加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几乎读遍了已经出版的写建国以来历史的书。那四卷书，当时是名声很大的书，也是我划了很多铅笔记号作了不少简单批注的书。第一卷叫《凯歌行进的时期》，第二卷叫《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三卷叫《大动乱的年代》，第四卷叫《改革开放的历程》。淋蕴晖是第一卷的领衔作者，分工撰写“创业探索”这一篇。此篇写“前七年”中的“后四年”，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的四年。一般都认为，建国以后的历史，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那个曲折发展的岁月和“文化大革命”十年那个大动乱的年代，最为复杂，其实，这种复杂性在“前七年”中的“后四年”已经开始出现。　　廖盖隆同志为《凯歌行进的时期》写了序言，其中提到我那篇《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章。那是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结束后不久，中共党史学会在汕头召开的一个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上，我所作的一个包括十二个问题的长篇发言，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一期上（此文连同我的其他有关文章一起收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本小册子里，以后又收入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我的论文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中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龚育之文存》中）。对我来说，这是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的开始。

内容概要

林蕴晖，1932年12月生，江苏省丹阳市人。1992年退休前为国防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奠基创业》（《中国二十世纪全史》第七卷，专著）；《辅助建国》（《刘少奇之路》第三卷，专著）；《共和国年轮——1953》（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合著）；《人民公社狂想曲》（合著）；《风雨兼程一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主编）：《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主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21册（主编）。

书籍目录

代序：读林蕴晖《走出误区》

自序

战略转轨

毛泽东首创新民主主义

张闻天论“新式资本主义”

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的争论

要使资本主义十五年绝种

土地改革后的主要矛盾和过渡时期总路线

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偏差的理论原因

一九五三年的历史定位

为何没有一条刘少奇路线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再思考

胡绳晚年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拾零

探索悖论

1956年要事述评

刘少奇为准备中共八大作调查

苏共二十大以后周恩来的思考

在矛盾中起步探索自己的路

两类矛盾学说与对国际共运经验的总结

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穷二白”说与共产主义空想

由改革走向反改革的历程

理论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晚年张闻天对社会主义的思考

拨乱创新

社会主义历史的新起点

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

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苏东垮台的教训与邓小平的贡献

毛泽东与邓小平两种不同的高速发展思路

毛、刘、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之同异

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

破教条主义立唯物史观

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功转型

党史研究也要与时俱进

附录：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失败原因辨析

再读龚育之《党史札记》

谈谈中共党史研究中的“新八股”

跋

后记

编辑推荐

　　《国史札记(史论篇)》回眸六十年风雨历程，走出共和国发展认识误区。　　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何被提出者毛泽东本人放弃？　　如何评价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说、“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思想，以及他所重申的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评？　　造成一九五七年以后的曲折，原因很多，仅就中共八大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而言，是否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矛盾？　　“文化大革命”的原始动因，与一九五三年总路线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有没有内在联系？　　解放思想，仅仅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还是包括要从一九三六年斯大林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下解放出来？　　姓“资”姓“社”的问题为什么总是困扰着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为什么总是受到调侃？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在巨变瓦解中崩溃，而中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欣欣向荣，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如何评估邓小平的历史作用？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依据长期积累的档案资料与深厚的理论功底，并本着重新审视历史，既要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弄清历史的来龙去脉，又必须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去总结历史提供的经验教训的立场，对共和国六十年来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论证，提出不少独立见解，廓清了许多历史之谜，也澄清了多年来的一些模糊不清的观点与说法。

本书与本社去年出版的《国史札记事件篇》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分别从史实与理论两方面着手，对共和国六十年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剖析、研究，从而使广大读者能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国家如何从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如何从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龙去脉。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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