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书评

转移视线，无人喝彩

五月风暴：让想象力夺权 　６月１６日，伦敦、纽约等地爆发反资本主义浪潮。在伦敦，成千上万青年上街游行，抗议资本主义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富悬殊。这或多或少可以视为１９６８年法国“五月风暴”在今日的回声。当然，和波澜壮阔的６０年运动相比，这只是一次无伤大雅的示威，只是短短一天的爆发，只是砸几块银行玻璃，掀翻几辆汽车，其破坏力尚不能与足球流氓相比，虽然主流传媒在报道中照例扣上“非理性”、“破坏”之类帽子。　　和“五月风暴”一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进步、理性、秩序等价值观又遭到了挑衅。当年法国学生上街，英国学生隔海呼应，但这一回伦敦动了，巴黎没多少动静。１９９７年，法国一家报社在１８—３０岁的年轻人中作调查，被问及“你是否向往１９６８年５月”时，５５％的人回答：不，谢谢。　　这早已不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五月风暴”另一个最常见的提法是“五月革命”——今天的年轻人甚至连隔岸观火的凭吊的兴趣都不会有。为什么？不为什么，如果非要问为什么，那就是：我现在活得不赖。　　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正在越来越有效地抑制不满、消除不满。继“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之后，那个叫作福山的日本人又跳出来高唱“历史终结”的福音——从此，就是资本主义的大同世界啦。　　但在１９６８年，文明有太多的不满需要宣泄，有太多的欲望——这是当时流行的字眼——需要被赋予现实的形式。这是一场事先毫无征兆的革命，法国作为一个高效率的资本主义强国正在戴高乐领导下，像一台精确无误的社会理性的机器一样正常运行。但是突然，齿轮飞脱，一切都散架了。假如可以称之为一场革命，则这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场自发自主的革命，甚至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不为面包、为蔷薇的革命。　　戴高乐借助“二战”形成的克里斯玛光环将权威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建立起第五共和国，经济至上，强国至上，但民众诉求与其权威主义却形成愈来愈大的断层，这一断层终于引爆了革命。１７８９——１８４８——１８７１的法兰西革命传统，给１９６８提供不竭的思想能源，而激进主义的６０年代精神也煽风点火，政治上，托洛茨基、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胡志明提供了形形色色的旗帜，文化上，萨特、加缪、马尔库塞、列斐弗尔提供了火药和汽油。改善物质状况的诉求在这场风暴中退居次要，工人并不满足于增加面包、提高最低工资、缩短工作时，他们更沉迷于一场反抗异化的主体的革命，一场身心俱焚的狂欢节。民族主义被当作戴高乐别有用心的统治手腕遭到漠视，学生高举越南国旗，在德裔的学生领袖柯恩·邦迪被政府驱逐出境后又高喊：“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这从另一个方面拓展了“五月风暴”的普世主义情怀。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自发的、缺乏统一政治纲领的革命，这使它注定失败。但是，形形色色的西马团体在“五月风暴”中理论先行、凌空蹈虚的教条主义表现更加映衬出“五月风暴”行动主义的革命本色，一种即时行动的空前激情和斗争策略赋予这场风暴狂放有力的线条和色彩，在那些充满创造性的墙上标语上，法兰西，一跃成为抽象表现主义的乌托邦。有人说，“五月风暴”像超现实主义运动一样，在所有次要方面获得了胜利，但在所有主要的方面都失败了。（见《读书》１９９８年第５期王昶《１９６８年５月，或，我为叹息》）但什么是、又如何分清“五月风暴”以及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难道要那几个喜欢吹牛和绝交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像切面包一样分开梦和现实并判别哪一块更大？超现实主义运动是无所谓失败的。而“五月风暴”，如果非要评价，也只能说，在社会革命上，它失败了（但埋下了变革的火种，例如，第二年，戴高乐下台），但在文化革命上，它无疑胜利了。“五月风暴”和美国青年的嬉皮、花童、性解放和摇滚文化一样，同样是一种马尔库塞所说的颠覆“单面人”异化社会的感性的解放。它引爆了文化领域的其他革命，“五月风暴”是萨特的思想实验场，也是新一代理论家拉康、德吕兹、福柯、德里达等人的思想资源和出发点。对发明“电影传单”的戈达尔、特吕弗等人来说，法国电影史从此改写。对布托尔、萨洛特、杜拉等“新小说”作家来说，文学的先锋与政治的先锋、占领作协办公室与创造午夜出版社是合一的，而戴高乐分子马尔罗、莫里亚克只能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秩序的江郎才尽的捍卫者。　　对戴高乐五体投地的右翼大师雷蒙·阿隆的自传前几年在中国出版，用阿隆给萨特、用改良给革命败败火解解毒，未尝不可，但有论者以“五月风暴”后学生也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来论证革命的虚妄，则是成王败寇史观的某种变相发作。不错，当年的头号学生领袖柯恩·邦迪如今是大腹便便的欧洲议会和绿党成员，在他时隔３０年后的自传《我们曾经如此热爱革命》中，也确有“我们当年干了无数的蠢事”的感慨，但问题是：他仍为“五月”而骄傲。邦迪们毕竟不是中国的红卫兵。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文化革命”，“五月风暴”的“革命”多少仅止于反抗，而非暴力（“五月风暴”自始至终没有枪声），即使是最激进的毛派，与圣战般以卡车撞卡车同归于尽的红卫兵相比，他们只不过善于利用街头小流氓去向敌对派别扔石头罢了。“五月”学生非但无须承担历史罪责，反而应当引以为豪，当一个法国家庭中的父母慢慢懂得与孩子平等交流，我们知道，这是“五月”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当年的托派领袖若斯潘已经成为法国总理，“成为体制的一部分”，那又怎么样呢？没有浪漫主义的青年和革命，未必会有日后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改良。正如“五月风暴”最令人激赏的两句著名口号“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以及“让想象夺权”———乌托邦激情（不是乌托邦政纲）或者说理想主义和想象力，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在本土语境下夸大革命或改良，容易演变为奢侈的伪问题。反传统之后是整理国故，主义之后是问题，萨特之后是阿隆，启蒙之后是学术……历史的钟摆总是这样。“五月风暴”之后，法国亦有所谓“结构不上街”，但未见得有多少知识分子纷纷跳出来高扬“人文精神”或论证为何“结构不上街”，倒是从萨特的“介入”到“福柯”的“具体斗争”到德里达的重寻马克思，左派积极传统一脉相承。　　布努埃尔是到了晚年才写回忆录，而我们还没老，我们会回来。　　１９６８年５月，或，别为我叹息。文/你家张天师

一辆诡秘莫测的破车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读到的关于五月风暴的中文译作。从前是在网上，或图书馆，或电影里偶尔见过。一直以来都认为五月风暴是群不太懂事的年轻人受到一些左派的鼓动，憧憬毛太阳的理想乌托邦在欧洲进行的法国版文革。虽然这么想也没有错，但背景显然更深刻，更复杂。虽然历史学家声称研究过去发生的经验是为了指导未来前进的脚步。但事实上，几乎没有决策者真的会参考过去的历史经验而决定未来路线。所以说，人类发展真的就像一辆诡秘莫测的破车，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在何处转弯，何处停止，何处逆行，何处前行……其实“五月风暴“这个东西不仅在法国，在意大利，在英国，在葡萄牙，在希腊，甚至在日本也都相继发生了各种左派思潮活动。现在看毛太阳当时说，要把革命发展到全世界的确是有特殊背景的。不知为何，读此书的时候突然想到了Jean Ferrat这位法国老牌左翼歌手的死。他在前年因病去世，许多中年男女出席他的葬礼时齐唱年轻时哼唱过的左翼歌曲，是怀旧呢？还是纪念呢？ 感谢上帝吧！法兰西没让你丫折腾成苏联！

清算“红五月”的遗产

历史常常以出人意料和难以捉摸维持着自身的神秘魅力。在“历史就像小说”的法国，社会运动尤以其强烈的戏剧效果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巴黎就再度轰轰烈烈地上演了法式革命传统剧目——街垒战，只不过，这回主要演员换成了乳臭未干的大学生。三十多年来，法国各界对这一事件褒贬不一，其意义不断受到质疑。在该运动中红极一时的极左派，由于不愿给右派做嫁衣，并不热衷于回味这段历史。法国社会学家让－皮埃尔·勒·戈夫却提醒我们，反思这一事件及其影响的时机已经到来。法国骨子里本是充满激情和躁动的民族，而那一代法国青年又生活在富足而平庸的社会阶段。正如福柯一代的知识分子一心想要超越萨特一代，这群只有故事可听却没有故事可讲的青年终于有机会造就自己的传奇了。他们用空洞无物的概念武装到牙齿，在热火朝天的批评和否定中宣泄着青春激情，体验着前所未有的表达快感。各界民众也积极参与大学生的讨论，雷诺汽车厂的工人、咖啡馆跑堂都上了讲台，争相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受人文传统浸染的法国当局最终没有动用武力镇压，然而其种种弊端仍受到运动分子的激烈抨击。步步升级的暴力行为愈演愈烈，但“街垒前后的人都不想打死对方”。巴黎街头，发生着一场言语暴力和肢体暴力的狂欢节。虽然后来失控的局面日益复杂化，戈夫最终还是将红五月运动看作是“社会达到发展的新阶段时，……停顿和发泄民主的时刻”。红五月运动结束后，极左派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运动中讨论的自治、女权、公民权等话题却留在了公共领域中，并对之后几十年的法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和六八青年患有相同“解构强迫症”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至今也仍是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宠儿。没有人预料到法国在一个和平并逐渐富裕的时期爆发了这样一场运动，正如没有人预料到它的迅速失败。然而这场运动将法国带入了面临众多挑战的新时代。正如《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的作者所言，红五月运动象征性地提到了革新共有世界的理念，同时却开辟了一条切实破坏集体行动原则和准绳的道路。有关人和文化的观念在“最美好愿望的名义下被搞得一团糟”，这个突变的事件为革命神话敲响了丧钟，破坏了政治伦理和理性的基础，给法国人留下了一份“无奈的遗产”。运动分子高呼：“同学们向前跑吧，旧世界就在你的后头”，“可是，要到哪儿去呢？”这种“乌托邦病态倾向”最终不可能将法国社会引向一个美好的未来。戈夫语重心长地指出，只有跳出六八一代的视野，法国才有革新政治和文化的可能。六八一代中的激进分子“号召彻底抛弃文化遗产，根本不在乎取其精华为现在所用”，同样经历了红五月的作者，对这一拒绝遗产的运动所留下的“无奈的遗产”进行了深刻反思。这种对遗产的清算本身，已显示出当代法国知识分子的可喜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