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的力量》章节试读

《表达的力量》的笔记-第1页

序言，如果说19世纪的关键词是生产，那么从信息逻辑出发，人们总结出20世纪的关键词是交换。
正是因为全球化在加速普及人类生活经验的同一性，类似的信息效应的可移植性可以激发类似的欲望。
技术的目标是要统一，要规范，通过品牌形成市场半径。另一方面，文化系统的分化也在增长，出现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趣味差异。文化空间固有的边界，独特的“核心情感”以及身份认同需求。试图统一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在地化将会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乌托邦。因为在当今的信息条件下，对一个与全球化产生信息关系的普通人来说，他所感受到的外来价值和本土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身份认同的多重困惑。要检验传播效果，焦点在于受众在什么情况下是主动的。客观说来，如何认识和打破这种困惑，成为我们思考的原点，比如说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内部的信息挤压究竟是否具有社会意义？P3，学者们大多倾向于认为，行成中的中国公民社会应当是“被动”与“非对抗性”的，以此求得制度的接纳，但是在本书所观察的议题中，公益组织和社会民众却主动地利用媒体作为意见表达的政治资源，形成对于企业甚至相关部门的压力，并倡导政策出台。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关注“民意表达”与“公共舆论”的出现。P5,一个没有新闻报道的社会运动是没有意义的。而媒体往往倾向于维护现存的体质和意识形态，并“边缘化”、“琐碎化”公益组织和社会运动的诉求。媒体虽有自身立场，但它也是各种力量角逐与争夺的话语平台。媒体的新闻生产也蕴含自己的偏向和态度。当然，这一自我觉醒的过程，交织了国家、市场以及专业主义等复杂力量在议题当中的此消彼长。P6,国家不是一个抽象化的概念，具体到每个议题，我们都能看到不同层级政府的身影——它们在议题中扮演不同角色，或被动回应，或互相推诿，或借舆论东风进行自身力量的扩张。P13,当前在中国社会较为活跃的各种公益组织，有着明显的共同点，它们都符合国家主流价值观而且敏感程度较低。P15,当公益组织的活动，得到了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政府的承认，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所以不管是官办公益组织还是草根公益组织，能否获得媒体的关注，并且在平台上表达自己的诉求，都是构建其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
途径：1.吸纳记者进入组织内；2.定期举办相关沙龙；3.相关版面置办专栏及网站；
P54,“自然之友”媒体动员策略：
1.吸纳大量媒体记者作为会员，搭建自己的媒体网络；2.启蒙媒体环保意识；
3.利用特殊资源制造新闻事件（梁从诫）；4.公众动员（学生）；5.网络联盟。
但各种努力最终被“体制化”所平息，梁从诫甚至反思“一个自发形成的大众运动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有效的促进藏羚羊的保护工作？”对公益组织的参与是不是一个正面的因素没有把握。
P68,反思：它们先是用“悲情化”的方式讲述野牦牛队的故事，为其争取媒体曝光，但当议题开始涉及各种利益主体，这种表达在突显西部工委的同时，开罪了保护区管理局及相关的政府部门，将其置于舆论上的弱势地位，最终引致它们的反弹。
草根组织在公共表达上的另一个错误是，未能有效的进行议题的合法化，并以诉诸国家权威的方式动员中央政府部门的支持。在议题后期，公益组织、精英媒体和西部工委，逐渐被建构成为国家权威的对立面，在公共论述中被边缘化。
P69，我们支持“野牦牛队”的过程中，忘了还有一条潜规则——表扬孩子，要先表扬父亲。NGO如果不支持野牦牛队，它或许还能半死不活。我们支持它，让它红火了一阵子，反而落下一个解散的结局。
P72,在绿色和平一份完整的媒体策略计划书上，往往会列明目标受众、目标媒体、媒体框架方式、不同故事版本等多项内容。恰当的媒体策略运用，使得它在公民利益表达、与利益集团博弈等方面取得了出色成就。
从绿色和平的运作方式看，它属于典型的倡导型组织（advocacy NGOs）。当中国的大多数环保组织仍然集中于环境教育领域默默耕耘，并十分谨慎的处理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时，绿色和平则以推动公共议题为要务，提倡对中国环境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从而达到国家或者社会采纳其主张的目的。对于它来说，通过媒体建构议题是最为关键的工作内容。
P74，APP是一个大品牌，会比较注意到公众形象，媒体的报道能对其造成很大的压力；在整个生产链条中，它处于与消费者直接连接的一端，消费者的反应也能对其形成影响；最后，一旦它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则能给整个生产链条带来启示，促进整个行业的变化。因为NGO的力量很小，我们只能把力量集中在最为关键的个案，从而带动更多的关注。
P92，在新闻产生过程中，媒体对事件的选取受到谁的影响，谁的世界观得以被传送出来，显然是最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