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领袖当翻译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如果可以‘假辞职’……” 就在这次宴会上还有一个插曲：高碕达之助先生在席间交谈时向周总理说：“我们很想邀请周总理到日本去访问。不知是否有此可能？” “请周总理访问日本”，这可是个大事！我边做翻译边想，高碕在席间提出这个问题显得太突然。我眼望着周总理，不知他将怎样回答。 周总理感谢高碕先生的好意，说：“我是很愿意访问日本的，但我是现任总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法律上有‘假释’，如果总理能实行‘假辞职’，我就可以去访问了。”说罢，二人都愉快地笑了。 是的，在中日两国没有建交以前，现任总理怎能访问日本呢？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在为周总理做口译的许多场合，感到周总理对于他青年时期为救国救民、寻求真理曾访问过的日本，时而流露出怀念和怀恋之情。 那是1970年4月松村谦三最后一次到中国来访问，周总理要会见代表团一行，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等待客人。由于我回国休假临时参加了接待工作，当时也在现场。周总理知道我新近从日本回来，就问了一些日本情况。我简要地做了介绍后，他对20世纪60年代初东京修起的密布如网的高速公路以及这些高速公路在耸立的高楼大厦半腰的窗户外通过等情况，很感兴趣。周总理还关切地问我琵琶湖的情况。琵琶湖位于周总理年轻时曾经住过的京都附近，我想周总理一定到过那里，便向他汇报现在琵琶湖已成为观光地，而且部分地被污染。由于当时我们国家不像今天这样通过实行改革开放，观光事业有了大发展，所以“观光”这一说法还不流行，听起来使人感到比较耳生。我使用了生僻的“观光”一词，使周总理产生了误会。周总理把“观光”听成了“光光”，便惊讶地问我：“怎么？湖水都光了？”我连忙解释说不是“光光”，而是变成了旅游胜地。周总理听罢，会意地笑了。 后来1972年9月中日建交时，我正在日本做记者。听说，周总理在北京曾问过田中首相：“上野公园的精养轩还在否？樱花是否像旧时一样年年盛开？”颇有旧地重游之念。由此可见，周总理的对日情怀。中日建交前由于不具备访日的条件，无法访日。建交后，有了这个条件。如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很快就签订，周总理便有可能访问日本，但遗憾的是这个条约的谈判竟拖了6年之久，于1978年才签订。而周总理在这之前于1976年与世长辞，这实在是莫大的憾事！ 在高碕举办的这次答谢宴会结束前，周总理看到我由于不停地做席间谈话的翻译，未能吃上饭，便关照服务员给我包了几种小点心和菜肴带回家做夜宵。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供应比较紧张，总理生怕我回家后弄饭有困难。周总理想得多么周到啊！他首先想到的是别人，想到的是做具体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员。我和妻子至今念念不忘周总理的关怀。 宴会之后，我随周总理在北京饭店的走廊上走，以为今天的翻译任务已经结束。不想，周总理跟我说：“我还要单独跟高碕先生谈一谈。”于是，周总理就同高碕先生一道来到一个房间，又进行了深入的谈话。记得当时周总理与高碕谈了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问题。周总理说：1955年万隆会议时，你同藤山爱一郎一道出席。当时你对我说日本最近要加入联合国，希望中国届时不要反对。当时，我说在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日本也不要阻挠。你说，没有问题。可是日本继续进行阻挠。最近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冈崎的讲话是不好的。哪怕日本弃权也好嘛！然而，日本却追随美国进行反对。 高碕极力为日本政府进行辩解，说中国不理解日本的处境，云云。同时他一再为美国敌视中国的行径进行开脱。 这次，周总理和高碕二人又谈了近4个小时。结束时，已经是半夜12点了。 周总理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他为了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不放过任何一个做工作的机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给后来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内容概要

刘德有，1931年生于辽宁省大连市。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1949年参加工作后，从事教学和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的编译工作，1964年至1978年任《光明日报》驻日记者，新华社驻东京分社记者、首席记者，在日本常驻15年。其后任《人民中国》杂志编委、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以及文化部部长助理。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成立后，曾任中方委员，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副会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现任中日友好协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并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刘德有在外事工作中曾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王震、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与日本来访者之间的重要会见和会谈担任过口译工作。2000年春，被授予日本国勋二等旭日重光章。主要著作有《在日本十五年》《现代日语趣谈》《战后日语新探》《随郭沫若战后访日》《友谊•花束•21世纪》《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等。主要译作有《占领下日本情况的分析》（合译）《祈祷》《突然变成的哑巴》《山芋粥》《虫子二三事》《残像》等。

书籍目录

自序
我的翻译生涯
“吓得我腿肚子筋转到了前面”
我为毛主席做翻译
毛主席的湖南话，我听不大懂
真不愧是毛主席，把生僻字读得准确无误
毛主席问：“‘顶’字不好翻吧?”
引用《三国演义》，纵论天下大事
国庆夜天安门城楼上的会见
毛主席亲手给客人递烟
“要辨别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
“manzhou”——是“美洲”吗
毛主席从上衣兜里掏出挥毫的鲁迅诗
为何突然要见日本朋友
毛主席穿的是不美观的褐色大头皮鞋
毛主席问了我的名字
毛主席说，日本人民“不怕鬼了”
“靠看书打仗，是打不赢的。我是一面打，一面学”
毛主席问我：“你有德没有德?”
毛主席说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
毛主席问日本客人怕不怕美国
毛主席说“我这个人本来不晓得怎样打仗”
毛主席说“我这个臭不可闻的菩萨也香了”
外国记者伸过来长话筒，毛主席问：“这是什么?”　
“mama”与“马马虎虎”
人民拥有周总理这样的政治家，是幸福的
再细小的事，周总理也不放过
周总理只说了三个字：“差不多”　
撇开讲稿，慷慨陈词
浅沼说：周总理夸奖了我的讲演
浅沼稻次郎的鲜血绝不会白流
周总理的锐敏与机智
昨天还在田里扛锄头，今天西服革履接外宾
别开生面的车中会谈
花好、月圆、人寿
“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
双赢的“口头表述内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松村向周总理推荐高碲达之助
高碲问周总理：“您怎么认识我?”
周总理“将”日本政府一“军”
“从两头挖隧道，至中间携手”
中国典故“廉颇与蔺相如”
LT贸易的诞生
“要有很好的火车头和司机”
“如果可以‘假辞职’
不飞经香港，乘风破浪，直航秦皇岛
“阮玲玉”?我没听懂，怎么办
“日本没有虎吗?”
“你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以礼相待，平等待人
礼貌周到，缜密细致
谆谆教导，铭记在心
言传身教，一生受用
缘何两年后才公布这一消息
团长为什么要第二次祝酒
穿一身作业服，怎登“大雅之堂”
“不能把自己手脚捆住”
为“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做翻译
“‘叛徒’、‘工贼’、‘内奸’的罪名是不实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doum0 doumo”是什么意思　
江主席用日语说：“（很好）”
怎么派了一个“娃娃”来
“这才是农民的手，好好地干!”
“我喜欢吃日本农民的饭”
寻找刘君当年的小学老师
相隔28年在日本重逢
为一名普通日本人的回忆录写序
“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大干部”
郭老和夫人的家宴
怎敢为大文豪郭沫若做日语翻译
保障郭老和代表团万无一失
在帝国饭店接待的第一位客人
“驱散了乌云，月儿会更加明亮”
官方出面的午宴
箱根游
不忘旧情去扫墓
逝后空余挂剑情
“不要以我个人的名字命名”
访问须和田旧居
高超的斗争艺术
荞麦面五枚，清酒二十杯
东京一场令人难忘的讲演
关西行
怀念河上肇
弘法渡重洋，目盲心不盲
以和为贵，语中有禅
愿将丹顶鹤，作对立梅林
卅年往事浑如昨
一梦十年游，再生似凤凰
夜宿一茶苑，晓望宫岛影
千家灯火竞霓虹，一点灵犀万感通
令人陶醉的诗一般的演讲
青松无处寻，未改白砂心
劝君莫畏赤，请看鲷犹红
看望恩师
重返东京，观看歌舞伎
加热吧，水总是要沸腾的
战后频传友好歌
六十年间天地改
别府行
再见吧，日本
面酒兼味美，中日友谊长
殷勤红袖酒频斟
茶香粥细饱瓢亭
廖承志亲笔用日文撰写回忆录
明仁天皇和皇后访华
天皇表示“深感痛心”和“深刻反省”
皇后在《清明上河图》中发现“骆驼”
三笠宫殿下吃盒饭
田中角荣——“电脑加推土机”
中曾根首相脱离讲稿，即席发挥
“莫怒，莫吼，莫去解手!”
“历史是可以学习的，但不能改写”　
酷爱兰花的松村谦三先生
信为经，爱为纬，编织美好人间
后记

编辑推荐

《我为领袖当翻译:亲历中日高层往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作者紧密结合个人经历和实际参与的活动，通过具体生动的小故事，介绍了中日往来中的大量鲜为人知的趣事和活跃在日本各界的名人逸事，反映了战后中日关系的演变。

作者简介

《我为领袖当翻译:亲历中日高层往来》作者从1951年开始从事对日工作，亲历了战后中日关系从不正常走向正常，其间经历了民间交流、以民促官、半官半民、两国建交、官民并举的几个阶段。因此，《我为领袖当翻译:亲历中日高层往来》同时也反映了作者60年来从事对日工作所走过的道路。《我为领袖当翻译:亲历中日高层往来》作者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叶，在外事工作中曾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王震、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与日本来访者之间的重要会见和会谈做过口译工作。在中日复交前后，作者曾在日本担任《光明日报》和新华社常驻记者达15年之久。回国后，从1964年到1996年出任中国政府文化部部长助理和副部长，从事与世界各国——主要是与日本的文化交流。退休后，继续投入这项工作至今。其间，作者与日本皇家、政府要人、官员、新闻界以及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茶道、花道等文化艺术界的朋友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往。作者的这一特殊经历，应当说是比较罕见的。作者紧密结合个人经历和实际参与的活动，通过具体生动的小故事，介绍了中日往来中的大量鲜为人知自々趣事和活跃在曰本各界的名人逸事，反映了战后中日关系的演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为领袖当翻译:亲历中日高层往来》不是从资料到资料的那种通常意义的“中日关系史”。《我为领袖当翻译:亲历中日高层往来》还收录了作者珍藏的大量历史照片。这些珍贵照片的配台，大大提离了《我为领袖当翻译:亲历中日高层往来》的可读性和欣赏性。中日关系今天虽然已进入全面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新时期，但仍存在着许多变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加珍惜和维护由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掘井人”长期努力取得的、来之不易的友好果实，不断加深相互理解，消除两国间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制止和反对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行为，以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在当前形势下，写作与出版《我为领袖当翻译:亲历中日高层往来》的目的也在于此。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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