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章节摘录

书摘    二次大战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日本国内，否认侵略战争、美化战争罪恶的“皇国史观”宜传仍有增无减，作为代表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国会”，至今尚未公开承认侵略战争的罪行。本来1994年村山首相访华之前，曾动议让国会作出“不战决议”，三党联合政府也曾达成过一个“协议”，可是遭国会内右翼势力反对，致使村山首相只好两手空空来华访问，只能表达个人的见解和看法。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左右今日之日本政治的核心集团，对五十多年前发生的侵略历史和罪恶行为不肯正视吗?如果再结合半个世纪来的“日本修宪”活动，突破军费开支限额，军事势力大大增强，以及向海外派兵，鼓吹复活军国主义的种种事实来看，这不正说明日本政治日趋右倾化吗，能不使人们对日本产生“不信任感或者说疑心”吗，能不“担心日本扩军备战，会使军国主义复活”吗?!    片山潜不仅是日本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活动家、东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历尽千辛万苦，立下了丰功伟绩。他是劳苦大众的代言人，为千千万万贫穷而痛苦的，不满不平的人们说话。正如片山潜作为自己终生座右铭的格言所反映的那样：“人民是沉默闭口而不敢言的，我将为这些，沉默者来说话，我将为这些小人物来向大人物说话；我将为弱者来向强者说话。……我要做人民的喉舌，要在我嘴上带以箝口具也是没有用的；即使我嘴里冒着淋漓的鲜血，我的话也是不会停止的”。片山潜的毕生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并且用自己的言行实现了他的诺言。因此，他博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特别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片山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是中日近代友好的开拓者之一。他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相处；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为动员与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和日本人民支持中国的革命，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他正是在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向人民伸出友谊之手，始终一贯地，最勇敢、最坚决地给予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以有力支持和声援。正如中共中央在纪念片山潜诞生一百周年的贺电中所表达的那样：“片山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他始终以极大热情，讴歌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关怀中国革命运动，并且在其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活动中，一再向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大声疾呼，支持中国的革命。我们对中日两国这种友谊，感到无限珍贵，对片山潜同志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无限敬意”。我们正是怀着如此无限崇敬心情撰写此文，以示缅怀这位奋不顾身的，同国际无产阶级的敌人和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伟大英雄人物，学习他那彻底的革命精神，颂扬他不朽的丰功伟绩。    第二节  片山潜的伟大一生    为了深入地研究片山潜与中国的关系，有必要先研究一下片山潜的伟大的一生，从而更加深刻而清晰地弄清片山潜与中国人民和革命事业血肉相连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伟大历史人物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马克思教导我们：“每一个社会时代都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人物来。”    1998年11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访问日本，并与小渊首相举行重要会谈，并受到日本天皇接见。最后，中日双方于26日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宜言。    《中日联合宣言》重申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确认上述文件今后仍将是两国关系最为重要的基础”。其具体内容：第一，双方一致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两国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加，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双方宜布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第二，日方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第三，双方确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准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第四，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    30年来中日关系发展，首先在经济贸易领域有极大的发展与进步。如：中日贸易额，30年前不过11亿美元，1999年则增加到662亿美元。    据日方估算；从1979年度至1998年度，日本给予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总额约超过2.48万亿日元。2000年中日贸易有望达800亿美元。日本的实际对华援助从12.2597亿美元，增到1999年累计为144.7869亿美元，其中日元贷款占总额的70％。实际上，日本已成为中国的最大投资国和贸易国，中国也成为日本的第二贸易国。虽然在两国经贸交往中是平等互惠的，但日本对华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积极实惠作用，因此，应当对日方的援助表示感谢。    1998年11月26日，发表《中日两国联合新闻公报》，主要内容有如下要点：    第一，日本对华日元贷款，第四期对华贷款中向中方28个项目提供约3900亿日元贷款。第二，根据《中日面向21世纪的环境合作的联合公报》，进一步加强该领域合作。第三，继续在农业领域特别是可持续农业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同时在灾后重建、植树造林保护及预防洪水对策方面合作。第四，中日签署《中日关于进一步发展青少年交流的框架合作计划》，一致同意从1999年起到2003年争取实现1.5万人规模的青少年交流。第五，日方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诚恳对待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承担责任并尽快采取实际步骤销毁这些遗弃化学武器。第六，中日双方确认，中日两国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参加国，将继续信守在上述条约中承担的义务，致力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及有关国际合作。    总之，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8年11月访问日本时达成了33项协议，这些通目的具体落实，对促进中国社会的经济建设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总理朱镕基2000年10月12~17日访问日本从某种意义说，就是具体溶实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时与小渊首相达成的33项协议。这些协议，除信息技术外，还涉及到北京—上海高速铁路建设、能源、核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等很多领域里的具体内容落实和实施方案与计划。    除此之外，朱总理向日方提出中方愿在以下一些优先和重点领域进一步加强与日方的合作：    第一，拓展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中的合作。说明我们已颁布了20项促进西部开发的统一政策，包括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开发的一个重点。希望日方发挥环保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优势，为中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环境整治做出贡献。    第二，深化双方技术和投资合作。中日双方应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在基础研究和高科技及其产业化领域的合作，扩大科技人员的交流。日本作为世界的技术大国，具有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优势；中国在这方面拥有很大市场。希望日方抓住这一互利互惠的机遇，加大对华技术转让和投资，积极参与用高新科技对中国企业进行的改组改造。中日还应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    第三，开辟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领域。东盟和中、日、韩合作机制已经启动，并取得初步成果。《东西合作联合声明》，确定了东西合作的重点方向是加强经贸、金融、科技、人力资源、文化和信息等领域的合作。中日同为本地区大国。中国重视日本在地区经济中的影响和作用。愿在东西合作框架下，与日本加强协调，推动东西合作在重点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为亚洲崛起做出应有的贡献。    朱总理此次访日与日本民众直接对话，对话进行了50分钟，日本市民就他们广泛关心的事情进行提问，问题包括中日关系、两国人民相互之间的看法、如何看待历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如何促进中日经贸合作、台湾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等。朱镕基在对话结束前特别强调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应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重要文件基础上，共同努力发展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让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将不仅是中日两国人民之福，也是亚洲人民之福、世界人民之福。    (二)日本企业加速移师中国    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企业加速移师中国的步伐。    日本松下电器于2002年1月宣布：年产600万台、目前全球最大的空调用压缩机生产基地在中国广州正式投产。为了集中兵力把握住全球经济中心移向亚洲中国的契机，松下已关闭了在美国的压缩机生产工厂，把原在美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和机种等全部移入中国——松下万宝(广州)压缩机有限公司生产。    日本富士施乐公司今年初也宣布：基于对中国市场与投资环境的强烈信心，决定关闭在日本的一家产量达15万至20万台的打印机工厂并将其移师中国，同时在深圳富士施乐成立产品研发技术中心。其产量可增到25万，成为富士施乐全球最大的生产中心。据日本共同社2002年2月调查：日本全国700家制造公司中，约有百余家已经或计划将生产线移到海外，中国占了其中四成，位列第一。    日本企业之所以移师中国是经济利益驱使的，是别无选择。用上海松下微波炉公司经理的话说：“如不移师中国，不降低成本，松下的名字很可能从中国微波炉市场上消失。”东芝的一位负责人也说：“移师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同类厂家的冲击，这些产品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质量也不逊色，为降低生产成本，东芝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到中国去办厂。”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一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由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    该书是以研究日本对华政策为核心的学术专著。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理论为指导，在广泛地参阅大量文献资料、档案文书及中外有关论著的基础上，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教及社会思想等方面历史与现实，进行多角度的分析研究；从而论证日本对华政策的形成、发展、特征，以及通过对中日之间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史的研究，阐明它对中日关系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参加本书写作的是一批多年从事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教授、研究员、博士等学者。为了研究。此题，作者们曾先后访问过日本，进行实地考察，收集各方面的资料。    作者名单及撰写部分：    刘天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教授(主编、其余章节由本人撰写)；    赵自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前所长(第十三、十四章)；    俞焕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前副院长(第十一章)；    赵  军  滞日中国访问学者，教授、博士(第二草)；    孙  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第十二章第二节)；    高  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第十五章)；    徐建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员(第十三、十四章)；    丁英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副研究员(第十六章）    该书的出版应感谢“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社科院出版基金”和“人民出版社”的支持。此外还应感谢同志们的齐心合力的努力，才有今日之成果问世。    撰写本书，尽管作者主观上做了努力，但是由于涉及方面较广，又是合作之产品，加之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或不当之处，诚恳期望读者批评指正。                                                           刘天纯                                                      2003年10月30日于北京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日本对华政策概观

第一章 概论日本对华政策

第二部分 近代时期对华政策

第二章 幕末日本人的中国观

第三章 大陆政策的理论基础及研究价值

第四章 对朝鲜、台湾及流球的政策

第五章 大陆政策与甲午战争

第六章 大陆政策与日俄战争

第七章 大陆政策与抗日战争

第八章 大陆政策彻底破产

第三部分 现代时

作者简介

该书是以研究日本对华政策为核心的学术专著。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理论为指导，在广泛地参阅大量文献资料、档案文书及中外有关论著的基础上，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教及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多角度的分析研究；从而论证日本对华政策的形成、发展、特征，以及通过对中日之间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史的研究，阐明它对中日关系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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