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道德制约》章节试读

《战争的道德制约》的笔记-第206页 - 第一次车臣战争 1994－1996

民族自决原则具有着普世的合法性。然而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它仅仅支持那些殖民情景或是在非法占领情况下单方面宣布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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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论断认为民族自决权对各个民族而信全都是合法的车臣的分离主义运动采用的就是这种普世性论断。然而，即使那些赞成这种观点的政治哲学家也并不一定就认为独立是这种权利唯一的合法表现形式。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存在着很多合合法的、可行的民族独立的替代形式，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个多种族联邦中获得一种联邦的地位，正如俄国当局曾经实际向车臣建议的那样。然而，杜达耶夫总统却拒绝考虑这样―种替代形式，甚至拒绝同俄国当局针对这种形式进行讨论。他从来也没有认真解释过为什么一个类似俄罗斯同鞑靼斯坦之间达成的那种联邦协议对车臣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他援引理由是一个非常教条的理由。他说1992年的车臣新宪法已经宣布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而这种主权观排除了任何联邦实体间的分权形式。从这样形式的国家主权的角度看，民族自决权被看成是完全排他性的。这种主权观认为，不同民族不能以那种在一个单一国家内的联邦制度的方式来分享主权。每个单一的民族应该拥有它自己的主权。而这就意味着：分离权被看成是绝对的，并且这种权利不能成为严肃的政治谈判的对象。
但是，那些认为自决权是一种对每一个单一的民族都具有合法性的普世权利的政治哲学家们，并不接受这种有关主权不可分割性的宣称。那些基于在一个单一国家内的各民族间权力分享理念的各种联邦替代形式，被认为是可以完全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各种规范性的研究中建立的第一种论断不能为车臣单方面宣布的分离进行辩护的原因。
第二种论调是强调一个面临某种特定类型政府的民族其具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而不是民族自决权的普世合法性·如果民族正在受压迫、受剥削、受歧视，那么它自然会寻找替代这种政府的其他形式。在车臣的个案中，这种对替代形式的寻求是非常自然的。在沙皇以及苏联统治的三百年中，车臣人是那种最残酷的压迫剥削和歧视形式的牺牲品。90年代的大多数车臣分离主义领导人在他们童年时都亲身经历过他们的民族被放逐到中亚而带来的惨痛后果。
但正如第一种研究途径那样，第二种研究分离问题的规范性途径认为，在单方面的分离被当成一种补偿性的权利前，必须穷尽所有其他合理的选择。因此我们要证明那些由俄国的领导人建议的替代性的选择不足以保证车臣民族免除剥削压迫和歧视。但这点并没有得到证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仅仅在80年代的末期才开始而那时车臣还是苏联的组成部分。就政治改革而言，在导致俄罗斯1991年底独立的那短暂期间内，俄罗斯就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以叶利钦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已经确保了那些在俄罗斯联邦的内部组成那些种族共和国的各种族的权利和特权，并同时深化了联邦制的改革。这些都是中央和各种各样的联邦主体间认真协商的对象。在这个历史充斥着独裁统治并且在法治上缺乏牢固传统的国家民主化和联邦化肯定地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然而，车臣的领导人们从没有发展过任何严肃的论断，以放弃这种难以实施的民主的和联邦的替代性方案。这也是为什么根据研究分离问题的第二种规范性途径，车臣议会于1991年11月单方面的分离宣言不能被视作为在道义上合法的原因。
这两种研究单方面分离形式问题的规范性途径还有着更进一步的共同特征。首先，它们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独立应该受到人口中的明显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支持。其次，它们都要求由新生国家建立起来的那种政治体制，必须要比那个新生国家从中分离出来的国家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更加民主、和平、多元化。然而，自从车臣于1991年宣布独立以来，所有这些条件从来没有受到过尊重。车臣民众和政治精英们在有关车臣是否应该继续成为俄罗斯一部分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而且我们也不清楚究竟哪种立场获得了大多数的支持。车臣从来也没有就独立进行过全民公决，而且那场在1991年进行的、使杜达耶夫上台的选举本质上也不能被认为是一场民主选举。新宪法建立的议会体系也未被证明是可行 的。杜达耶夫的反对派遭到严厉镇压，各竞争团体间的政治斗争也时常以武力来解决。政治暗杀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然而，为各种单方面分离形式进行的道义辩护要求那个新的主权实体必须比那个它从中分离出来的国家更加民主化、多元化，并且更服从于法制。这些在车臣都没有实现。因此，这也是我们将车臣领导人主导下的单方面的分离主义运动看作是非法的一个额外理由。
当然车臣的领导人们有权利通过谈判的方式脱离俄罗斯联邦。分离主义运动在民主国家是完全合法的现象。在许多个案中，例如在苏格兰和魁北克的个案中，他们（即分离主义运动的领导者）都获得了其选区一大部分人的民意支持。但是，这些运动都是将它们的分离战略建立在接受民主的游戏规则和法治的基础上，这些规则中就包括那种对谈判和妥协的需要。这样一种选择从来也没有被车臣的领导人们认真地对待过，他们都认为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原则。
在我们的那种对正当理由原则在开启车臣战端中的应用所进行的道义评估中必须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车臣的领顷导人没有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考虑在内。车臣的周边地区不仅是那些起源于车臣的罪法活动的牺牲品，而且它们也受到车臣的领领导者们政治野心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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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进行军事干涉的第一个目标，即保护俄罗的领土完整可以被看成是正当的。但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因为车臣政府没有争取分离的权利。就此而论，争取分离是一个可以用和平及民主的方式来加以推进的合法政治目标。但是车臣当局排除了任何和平及民主的结局。他们在宣布车臣独立的过程中没有采用民主的程序。他们暂停了车臣各种机构的民主化运作并且镇压了所有他们统治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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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达耶夫政权没有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愿，将法治和平等原则延伸到车臣共和国的所有公民。。。尤其显著的是，那些非车臣人口在种族中心主义统治下遭遇了极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