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书评

陈济棠：广东地方主义的符号

在某种意义上，陈济棠的崛起是与广东的地方主义情怀密不可分的。在漫长的帝国时代，广东一直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南岭也曾有效地阻碍着广东和省外的联系和交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塑造了独特的文化面貌和社会心理，其结果之一，便是带来了强烈的地方主义情怀和省籍认同感。而这一点，恰恰在陈济棠取代李济深、成为广东统治者的历史时刻，展现出来。军阀时代的人物关系常常让人为之目眩，忠诚和背叛似乎都是成就乱世英雄的法则。对李济深的忠心耿耿曾经是陈济棠崛起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在李济深与张发奎争夺广东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李济深一方，以至不惜与同出粤军系统的张发奎部同室操戈、血战东江，才让陈济棠在李济深集团中的地位显著上升：被提升为第四军军长；在随后的辖区划定中，占据富庶的珠三角地区；以及在全省的党代会上作军事报告，他的忠诚得到了高额的报酬。但背叛紧随着忠诚而来到，人们很快看到，当李济深被蒋介石拘禁汤山，陈济棠却带着蒋氏的命令准备接管广东军政。黑帮电影中的经典情节在这里真实地上演了。不过，从变幻无常的人事关系中，似乎又仍可以抽离出历史的某种合规律性的线索。自护法运动以来兵祸连结的广东渴望安宁的环境以从事经济建设，而外省军队的轮番肆虐和蹂躏更唤醒了粤人治粤的强烈愿望，当国民政府的首都迁往南京而广州不再充当全国性政治舞台的中心，恢复和实现本省自治，便成为普遍的愿望。这既是来自广西又与新桂系关系密切的李济深的致命伤，又是粤籍将领取而代之的条件。当乘坐军舰返回广州，陈济棠用主张广东和平、不介入蒋桂战争、令驻粤桂军撤退的政治姿态，取得了粤军上下较广泛的支持，而对上司兼恩人的背叛，对背信弃义行为的妥协，就在省籍情怀和地方主义的情怀中消解了。如果说，是陈济棠而不是其它任何一个粤军将领接管广东是必然与偶然复杂因素相作用的结果，那么，驱逐李济深、实现粤人治粤却是情势之所必然，而看清和利用了这一点，则是陈济棠成功上位的关键。也许，陈济棠确乎适宜于扮演地方主义者的角色，在随后执掌广东的岁月里他更像一座宅院的守护者，小心地看护着属于自己的一切。相比之下，十九路军的命运更像一位游吟诗人：从出衡阳截击张桂联军，到登陆山东，从背后攻击傅作义，再到阴差阳错中在上海滩抗击日寇，最后，又在福建以无望的搏斗走向灭亡。这样的命运，既带着浪漫的诗意，又充满悲剧的色彩。而对于陈济棠来说，如何保住在广东的统治，才是他唯一的命题。时代毕竟变了。经济上的自立性和军事上的割据性并不能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难题，形成中的民族国家对地方性政权的存在依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陈济棠来说，胡汉民的出现无疑是幸运的，他的资历和威望足以为广东当局提供它急需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以1931年的形势来看，陈济棠的军事实力显然不及在一年前刚被打败的阎、冯联军，在军事上与南京对抗的机会几乎不存在，然而，宁粤对抗却给了蒋介石空前的政治危机、最后以双方妥协的结局收场，显示出胡汉民巨大的政治潜力。当然，另方面，如果没有陈济棠的出手相救，胡汉民的政治生命也可能走到尽头，甚至在软禁中度过余生。枪杆子是基础，而笔杆子也不可或缺——军绅政权的逻辑与结构，在这里得到了具体化的展现。在这以后的几年间，作为西南阵营最高精神领袖和实际主导者，胡汉民和陈济棠实际支撑和保障了广东自治的局面。当然，同床异梦是政坛合作的常态，在政治基础、视野、理念和抱负上，两人终究相距甚远。当胡汉民等一众元老希望以武力反蒋、回到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陈济棠却宁愿保境安民，维持他在广东的统治。不仅如此，陈济棠处心积虑地防范和抵制胡汉民一派在广东地方社会的政治影响，终于使胡汉民“居港粤间，于国事固时时论列，尝言人所不敢言，独于地方政治，桑梓利害，少所表示”，在“言人所不敢言”与“少所表示”之间，不难窥视军绅政治的复杂与微妙。然而，无论如何，毕竟是这两个广东人的合作才使这一时期的广东自治成为可能，而且，这里似乎又仍有某种历史的逻辑与规律：一方面，广东固然有地方主义的深厚土壤，另方面，广东自近代以来毕竟又深深卷入了全国性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经历了程度颇高的社会动员和思想洗礼，这也决定了广东不能像山西或者宁夏、青海那样相对自立于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之外。因此，要回应社会公众对于全国性问题的关切，增强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就必然需要全国性的政治领袖和理论依据。或许可以说，陈济棠集团与元老派在广东形成的二元化的权力格局与政治生态，又仍是广东近代历史行程的合规律性的现象。拒绝出兵反蒋、坚持保境安民，客观上为广东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其实广东并不缺乏经济发展的条件，只是被连年的政争和动乱拖慢了步伐，而陈济棠政权的确立带来了兵祸的止息和政局的稳定。于是，在“三年计划”的指导下，经济建设开始大步向前：海珠大桥建成了，粤汉铁路通车了，工农商全面推进，各种高端人才被吸引到岭南，富裕华侨带回了资金和技术……有时候，加快实现工业化的强烈愿望还使当局的政策越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界限：一大批工业领域被划为省营工业的经营范围，而新生的省营企业则在鼓励性措施和保护性关税的支持下生长起来——这里的保护性关税不仅针对国外产品，还针对外省产品。那些年，广东农民把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来吃”;那些年，“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那些年，外地游客还在小城三水发现“竟有这样精美的茶馆，而且在这里饮茶的人大半都是劳动阶级，由此可以看出广东人民生计的宽裕”， 那确乎是经济狂飙猛进的年代，尽管有种种矛盾和不足，却依然凝聚着那个时代人的肯定性的感受，代表着某种期许和希望。其实，从政治上看，建立军政府式威权体制，保证政策走向的长期稳定，为技术官僚提供施展专业管理技能的平台；从经济上看，建立关税保护体制，鼓励和扶持本地企业，实行出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陈济棠时期广东当局的这些性质、思路和政策，在20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曾经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过，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各地也曾不同程度地试验过。如果一定要说属于陈济棠的特色或者功绩，那么，答案似乎仍在于：他掌粤的八年终究是广东动荡不安的近现代史上为数不多的较为平稳、安定的时段，而这一点，又仍是与他“保境安民”的地方本位主义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陈济棠时代的辉煌也就是广东地方主义的鼎盛。然而，这样的辉煌究竟能够持续多久呢？在高度强调内聚性的传统中国，地方主义从未获得理论上的正统地位，而在近代，地方主义的克星则是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陈济棠掌粤的时代，正是日本的步步紧逼不断刺激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时代，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使得军政统一、一致抗日成为越来越强烈而普遍的思潮。对于陈济棠而言，更糟糕的是，就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全国抗日正在孕育的时刻，胡汉民猝然去世了。据说，他是在与人对弈时因情绪紧张而脑溢血才突然去世的——毫无疑问的，这盘让胡汉民殒命的棋局转瞬间又牵动了中国政治的大棋局，尤其是改变了广东地域政治的走向。本来，以胡汉民的全国性资历、声望和人脉，还足以为陈济棠的广东当局提供道义和理论上的支撑，即使实现某种形式的宁粤合作，也能够保证两广方面的相对独立性。而现在，胡的突然去世把陈济棠暴露在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下了。陈济棠到底要举兵反蒋了。但这一次，与其说是要问鼎之轻重、逐鹿于中原，不如说是陷于困境中的孤注一掷，是一次从一开始就希望渺茫的冒险。其实，陈济棠从一开始就没有鱼死网破的决心，当衡阳被中央军抢占以后，他就更把两广事变当做讨价还价、争取维持自身低位的防卫性手段而已了。但是，人心已经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时刻为自己的权力利益不惜冒挑起内战的危险，这一次，他确乎站到了民族的对立面上。很快，在部下纷纷倒戈的绝境中，他不得不黯然离开统治了八年的广东。如果说，是地方主义的暗潮让他机缘巧合地取得了南天王的地位，那么，民族主义的巨浪则打翻了逆风行驶的他。走下南天王的宝座，宣告了陈济棠一生中最辉煌、最耀眼的时代的结束。此后他担任的农林部长虽然重要，却是具有高度技术性、专业性的官职，他个人施展的空间是有限的。机遇到1949年才出现了，看到自己的嫡系部队损失殆尽，蒋介石不得不把好不容易关进笼子的两广实力派军人重新放出，期待他们去对抗正势如破竹的共军。广东的地方主义好像又回来了，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齐聚广州，“继承粤军第一师精神”“四、七、九战区大联合”的口号被提了出来。陈济棠则受命主政海南，但是这座孤岛能够成为国民党残兵败将的庇护所吗？诚然，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没有制空制海权的大规模登陆战是难以想象的，但琼州海峡终究还是太窄了，它庇护不了正在崩溃的粤系军人。事实证明，1949年两广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只是灰飞烟灭前的回光返照，在这一过程中，陈济棠略有闪现，随即消失不见。然而，陈济棠执掌广东的时间虽然只有八年，却不妨碍后世用漫长的时光完成对它的历史想象。六十年代初，在对大跃进的批评中，有的人发出了“现在的工农业生产还不如陈济棠时代”的呼声；八十年代，邓小平曾对陈济棠的儿子表示：“令尊治粤，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而到今天，他的名字与海珠桥、中山纪念堂、越秀山水塔连接在一起，被用来命名一个老广州的辉煌时代。其实，陈济棠时代终究是军人强权的统治，在繁荣的背后是对异议人士的迫害和军政高层的腐败，无论如何，这是陈济棠抹不去的污点。而从全国的视角来看，陈济棠不像张发奎，后者仅凭北伐中铁军军长的英名便足以在国民党军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当然，也不如长沙之虎薛岳，以坚实的抗日战功赢得了声誉。在意识形态的“正统”脉络里或者民族主义的集体道德语境中，他的地位是有限的。而陈济棠的名字所以被记住，仍然是因为治粤的“确有建树”。当陈济棠乘船撤往台湾，他肯定没有想到，他刚刚离开的这片正处在“换了人间”的巨大社会变迁之中的土地，很快又会迎来一场中央与地方的激烈冲突。傅高义曾论述过这场冲突，但是对于土生土长的广东人来说，那些长辈口中北方干部欺压本地人的故事，显然比傅教授严谨的著作更有感染力。脱胎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独特的文化面貌和社会心理，决定了广东地方主义的源远而流长。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又发生了新一轮社会变革，而广东也再一次“先行一步”，迈向世界，既有的区域文化特色和性格也更加突出。于是乎，当陈济棠的时代已然远去，当他的功过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他所代表的广东地方主义的全盛时代却为后人留下了历史想象的空间。而陈济棠的名字也就留在了老广州的三十年代，是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代的符号，也是至今若隐若现的广东地方主义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