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艺术

章节摘录

　　1．在场（prcsenCe）概念的批判。以表征取代在场。在场是指直接经验或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事物，传统上认为这种在场的直接经验是和表征（符号、语言、解释等）相对立的。传统哲学认为直接经验的这种在场比任何表征都更为可信更有效更确定。但后现代主义则对这样的区分提出了质疑。它否认了事物可以独立于语言、符号和解释之外直接呈现出来。即是说，我们不可能在语言之外达到一种直接的透明的对事物的认识。对在场的否定导致了后现代主义者在讨论一个事物时，以该事物的表征的分析来取代它。比如，西方多少年来一直存在着关于什么是智商的讨论。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作为在场的直接经验物的智商，有的只是如何使用这个概念的过程。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以为和分析哲学非常接近）关心的并不是什么智商这样的事物（根本不存在），而是使用这个术语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意义。（这和分析哲学有别，分析哲学之关系如何清理出语言使用的逻辑，而后现代主义者却要揭示隐蔽在这些概念运用下面的政治意义，从而达到一种颠覆效果。）比如，智商概念的使用往往有利于现存的教育制度，或一定的阶层，表面上看这些范畴的使用是价值中立的，但实际上这后面隐藏着复杂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压抑性质。对表征的肯定和对在场的否定，在后结构主义那里就转化为这样一个口号“文本之外无他物”（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这个口号的意义并不在于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是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只能通过文本、表征或其他中介来遭遇真实的指涉物（real referents）。这个思路后来在福柯那里成为一个对历史分析的独特方法，如关于性、疯癫的历时分析等。这个分析最终归结为一种“知识型”或“认知型”的历史分析。　　2．本原（0hgin）概念的否定。在现代主义哲学中，一种普遍的观念是理性探索必须透过现象寻找本质，探讨本原就是超越现象或在现象背后发现它们的最终基础。比如存在主义主张自我的本原乃是一种本真性等等。但后现代主义否定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是说，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回到超越现象的本原、根源或任何深层实在都是不可能的，人们无法把握甚至表述这样的事物。这就否定丫这样事物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通过逃避的严格的分析来有意指向表面性，而是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通过把事物的表面性（现象）不当作一种指向更深层或更基础性的事物，来关心表面性。这种思想的例子可以在巴尔特的“作者之死”，或福柯的“作者功能”的概念中看到。宣告作者之死，实际上就是表明，文本的意义无需通过联系作者的意图来获得某种权威性。作者的意图与理解文本无关，它们不是文本而是本原，因而也不具备比其他因素更重要的特权地位。这个观念可以视为后现代主义对本质论、基础论的一种否定，正像利奥塔所说，在后现代条件下，一切元叙事都不再起作用，局部决定论因此而兴起。以往援引解放的叙述（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在这里都不起作用了，而启蒙的叙事（理性）也丧失了合法性。甚至弗洛伊德式的对深层心理的追求也是不可能的。这种观念反映在文学艺术家，就是杰姆逊指出的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消失，而后现代主义艺术不可避免地转向平面化模式。　　3．统一性（unity）的抛弃。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表明，过去被现代性所关注的那种统一、一致和整合性，其实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存在形态是多元（plural）。这种思想的出现和结构主义有关，结构主义就指出，文化要素（词语、意义、经验、人类自我或社会），是由各种要素的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是多元的，没有什么事物是由单一的本质或因素所决定的，一切分析都是开放的未确定的。比如，一个文本就有无数种解读方式，没有一种可以提供完全的真正的意义。 （如巴尔特关于文本解读相当于织袜的比喻等）甚至自我也不是单一的统一体，毋宁说我有多个自我而非一个。这种思想的进一步扩展，就形成了对总体性观念的否定。我们知道，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总体性的揭示和追求，它具体展现为对一种绝对和中心的乌托邦式的向往。追求统一性和一致性，必然会消除差异，泯灭个体差异，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法西斯主义，导致西方中心论，导致种族主义，导致对人的尊严和差别的蔑视。于是，通过否定总体性和统一性，后现代主义提倡差异，提倡共存，提倡宽容和多元的世界，这显然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4．对先验标准的否定。这是后现代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对后现代主义来说，是不存在任何诸如真、善、美、理性这样的先验标准的，因为这些所谓的先验标准实际上都不过是被用于特定的判断和控制的产物。比如，福柯就说过，不存在抽象的先验的公平，所谓的公平总是服务于某种特定的利益或社会关系。他指出，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着一种“认知范式”，它把一切事物作了先在真一伪、善一恶、美一丑、理性一非理性等对立二分，因此，每当我们使用这样的范畴时，表面上看它们是自然的、公允的、普遍的，实际上，它们却服务于某种“权力话语”，受制于特定的话语主体和特定的时间地点及其利益关系。因为我们这些判断依赖于我们用以判断的特定话语形式及其隐而不现的权力关系（疯狂、性和禁忌在不同的时代都是服务于这样的权力话语的）。而后现代主义特别关注那些被禁止被压抑的那些话语形式，如非理性话语、少数话语、女性话语、边缘话语等。这些被称之为“他者的话语”，或“理性的他者”，后现代主义就是要质疑一切话语，取消它们之中的任何先验的标准，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的话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对先验标准的否定，在带来一种解放效果的同时（使他者话语呈现和合法化），也不可避免地走向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因为没有什么是可以先在地肯定的，一切都值得怀疑，甚至他们自己的理论也不例外。　　5．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了。　　正是通过这个方法论，以上四个方面的否定才有可能运作。这种方法论就是一种所谓独特的策略：即把“不可或缺的他性”（consdmdve 0themess）观念运用于文化分析。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任何文化现象，无论是人类自身，还是词语、意义、观念、哲学体系或社会组织，都是通过一种严格的排斥、压制或层次化（高低等级不同的确立）过程而得以维持的。一个社会在肯定什么的同时，就在压抑另一些事物；在赞扬和鼓励一些行为的同时，也在排斥另一些行为。这另一些事物或行为就被认为是异己的、不合法的。福柯曾专门分析过这种对他者排斥的现象和方式。他指出，—切话语活动（书写、阅读或交流）都包含了对他者的形形色色的压制，这种压制是通过三种基本形式运作的。第一是排斥：排斥又分三种，一是言语或词语的禁止（掩盖对象、仪式化和演说特定对象），二是区分和拒绝，最典型的莫过于疯狂一理性的区分，三是真一伪的对立。这是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文明的伟大的区分（真伪的区分最终将导向一种“求真意志”或“求知意志”。它不但体现在个体的认识行为中，而且体现在一系列的体制活动[学校、教育、图书馆、书籍出版]等）。第二种控制话语的方式是话语的分类、组织和交流原则。它体现为注释（对经典的注释）、学科系统及其规则。（学科的对象、方法、命题、学术规范等，比如，历史上有些最真实的理论往往不被当时的学科所接受，而被视为疯狂的或非理性的理论，不合法不合学术规范的理论等，这些仍是“求真意志”或“致知意志”的产物。）第三种控制话语的方式是话语进行的前提条件。这包括：一是言语惯例，即言者说话的资格、地位、方式等；二是话语圈，即一定的话语集团或共同体：三是信仰群体，可以视为话语圈的另一种形态，但更多地反映为共同信仰；四是话语的社会征用，如教育体制对话语的种种限制等等。福柯对这些规则的揭示，实际上要揭示他者的存在，揭示被压制和排斥的“理性的他者”，进而揭示西方文化自启蒙以来的“逻各斯崇拜”对他者的压抑，实现他激进的为他者合法化的“颠倒原则”、 “断裂原则”、“特殊性原则”和“外在原则”。所以，我们看到，在现代主义理性原则遮蔽下被排斥和压制的许多他者，从女性主义，少数族裔，一直到同性恋，都被赋予合法存在。后现代文化显然是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庞杂的文化，强调差异，提倡宽容，主张共存，这就是后现代的本质。　　毫无疑问，后现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也有其消极意义。要对后现代主义作准确的评价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同时具有积极一面又具有消极一面。两者并存，建设性和破坏性并存。再加上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有不同类型，如左派和右派的不同后现代主义，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从总体上说，它的积极的正面的作用体现在消解中心，去除霸权，提倡差异和共存，关心少数话语，对启蒙现代性及其工具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纠正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弊端和局限。而它的消极面则体现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相对主义、碎片与局部性、不可通约性、局部决定论、虚无主义等。

前言

　　1928年3月26日，初舂的西湖，天空中飘荡着浅浅的温润的绿色，一辆黄包车从西冷桥后边烟树婆娑的民舍中匆匆而来，停在孤山前山的湖畔罗苑门前，车上走卜来…位气度儒雅的瘦长老人，缓缓地走进罗苑狭长的楼门中。他正是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来参加刚刚建成的国立艺术院的开学典礼。紧接着，他面对三十佘位教职员、七十佘位学生，语气深长地发表了题为《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重要讲话： “入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改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藉以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　　蔡元培先生一生数载旅欧研学，作为一代硕学通儒，曾经遍览欧陆各大博物馆，深研世界文明史的演变，甚至还是美学研究的专家。他深知艺术作为人文关怀的重要形态，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完备的知识和认知体系的意义。1912年4月，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发表了著名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注意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主张，井明确指出培养人才对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个方面的要求。在“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又大声疾呼“文化运动中不要忘记美术”，在《新青年》上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论文，引起海内外的注意。在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的心目中，“美术”二字包含着相当宽的意义，泛指一切美的文学艺术和道德言行。]928年国立艺　　术院在西湖之畔创立，正是他锐意推行以“美育代宗教”的重要举措，同时，作为横跨中丙界域、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先驱，蔡先生坚信办学一是应该有学术至上、思想自由的学术气度，力主在学术上“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是应该强调欧洲的人文教育思想，把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识的批判者作为奋斗目标。蔡先生在艺术院的开学典礼上发表《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讲话，对一个艺术的专门化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学校所寄予的精神思想，已经将一种庄重的学术使命作为立校之本、创业之基，托付给了一代年轻的创业者们。蔡元培先生以思想界、教育界一代伟人的远见卓识，为新创的艺术学府，奠定了学术讲坛的高度。　　艺术院建院之初的一代教授们大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这是一个年轻的艺术理想者的集群。一方面，他们中大多数人旅欧的学历、中西两个学域的开阔视野形成了不凡的志向和学术积累；另一方面，他们置身于中西文化冲撞和救国图强的精神理想之下的痛切思考，使他们具有激昂的改革的锐意。他们一腔热血、满怀热望，做学问，创杂志，办画展，创立“艺术运动社”，主持中国最早的高等艺术教育，带着艺术和思想的锐气，带着反封建斗士的勇力，涉人一个艺术学府对一个民族存亡和文化迁变所能起作用的方方面面。尤其在积极投入艺术创作的同时，他们养成了讨论问题、著书立说的风气。他们一方面从振兴东方艺术、唤醒民族意识的艺术社会学方面着眼，纵论艺术作为人类优秀精神载体和发展动力的重要意义，痛陈艺术衰微对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深重影响；另一方面，从美术发展和艺术风格等具体问题人手，系统研究中西美术的殊异渊源和演进的形态，探索和思考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教育的诸多问题。这个现象，在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史上被称为“理论热”，它作为艺术家涉人文化研究的一种集群现象而备受大家的重视。1999年，当郑朝先生编撰《西湖论艺——林风眠及其同事艺术文集》并嘱我写序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艺术学府在它初创期所曾经涌动的人文关怀的热力；感受到我们的精神家园的一代拓荒者所开掘的不凡的学术疆域；感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治学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主掌着我院的学术宗旨并得以代代相传的精神脉络。正是这个优秀的教授集群，从一开始就以浓郁而严肃的历史使命感，在理想与现实、开放与固守、为人生与为艺术等深刻的矛盾中，求取两端理想化的结合，坚持着追求一个学术的理想：以时代的精神，广泛吸收各派所长，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去表现东方的意境和情韵，创造东方新兴艺术。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而深情回望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代教授们以毕生的追求，以一世的心血所铸造的我院学术讲坛的高度。

书籍目录

许 江：重建讲坛的高度（丛书总序） 周 宪：从现代到后现代 曹意强：视觉艺术与智性模式——对艺术中的一些公认理论的反思 王 林：反省当代艺术 易 英：公共图像与艺术 张志扬：“把割伤手的刀包扎起来” 陈孝信：20世纪水墨艺术问题 殷双喜：论中国当代雕塑 朱青生：媒体艺术问题 顾丞峰：传播艺术在中国 丁 宁：西方现代艺术心理学纵横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二重奏 孟 建：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对一种文化形态和传播理念的诠释 华 明：崩溃的剧场——西方现代先锋戏剧 水天中：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美术问題 王南冥：在国际交往种：走出后殖民主义时期与中国艺术制度的转换编后记

作者简介

《人文艺术》汇集了“视觉艺术与智性模式”、“反省当代艺术”、“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传播艺术在中国”、“从现代到后现代”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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