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区挽歌》书评

以悲作喜描摹世俗的群像

以猎奇心态看非洲——比如津巴布韦这个国家天文数字一样面额的钞票，总让人由衷生起八卦的欲望——我们终究会意识到内个几十步笑百步总是笑得太早、太没心肝也太没城府。比如《东区挽歌》中那些无论有无资金一律大干快上的造城工程，那些打着各种旗号招摇撞骗的皮包公司，那些高通胀压力下市民种在公路绿化带中灰头土脸的蔬菜，那些充斥在卖场小铺街角旮旯的“中国制造”——我们受尽了伪劣之苦的本土产品漂洋过海后同样荼毒着津国人民——难怪该书作者佩蒂纳•加帕会在书中以反讽口吻说如今的津巴布韦其实是“中－中－中巴布韦”。她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中国意欲输出革命和意识形态，但予我的印象却是形形色色的中国式城乡在该国遍地开花。于是，这个讲述另一半球、另一国度、另一肤色种族的短篇小说集，在我读来尤有本土叙事的切近感。这种切近感当然有一个前置条件，即作者的书写着眼于经济与思想趋同、点一下鼠标就能拉近你我的当代，而那些前现代或者后殖民时期的遗产——非洲的原生态文化，殖民体系的建立和瓦解，跌宕起伏的独立斗争和独裁政治，等等——在本书中退至为背景，化为人物心头一点浅淡的印象。作者佩蒂纳•加帕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本土大学读书，后来负笈剑桥，任职于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因此，比起那些可能为上辈人屡屡记忆的物事，她更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本土所发生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帕的写作兼具地理的横向性和历史的纵向性，她让我想起如V.S.奈保尔等具有国际视野的跨文化书写者们。跨文化常常意味着作家笔下的人物总是不得解脱。他们活在今世，眼观未来，却无不被身后的过去和不尽人意的现实牵拉扯拽。如《来自伦敦的好东西》和《我的堂妹兰巴纳伊》描写移民热：出国游了一圈的年轻津巴布韦人，“想要一个更大的世界”，于是一家人协同上演一串鸡窝出凤凰的闹剧、喜剧和悲剧，而那些无力折腾的人，只好在心比天高、人比土贱的现实中苦熬在本乡的日日夜夜。《东区挽歌》野心勃勃，意在描摹津巴布韦世俗百态，但平心而论，除上述移民故事外，那些军官夫人、腐败丑闻、有闲阶级的故事，涉及太多政治性话题，有点扁平也有点宣传式腔调，反不及书中那些教师、女仆、保险推销员、技工、学生、乞讨者……的故事有趣。事实上，正因为这些人不需要什么“更大的世界”，他们的生活才更日常、更琐碎、更形而下，也更具烟火气。而加帕显然也更拿手这类题材，且拿手得近乎邪门，她把这些小人物的琐碎人生和无望命途写得五花八门，并且，精彩绝伦。而按照常理，沉重的话题也应以沉重之笔叙述，但加帕反其道而行，选择用轻快、搞笑甚至玩世不恭的调子讲述之。如《穆潘达瓦纳舞蹈冠军》中工作三十年的老人一朝下岗，作者不写老人如何辛苦维生，而是调侃充当养老金的三双鞋子的不合脚，以及老人穿着不合脚的鞋子在舞场上飙舞的潇洒劲；标题小说《东区挽歌》讲一个反复流产的女人上教堂找巫师，把自己折腾地死去活来精神崩溃，还偷走了另一个疯女人生下的孩子。而那些无业游民，在高达2310000000%的通胀率下个个都成了“亿万富翁”。“微笑中带泪”大约是追求“治愈”效果的作家们所津津乐道的，上述故事便在一种闹蛮热络的情境中展开，诸如爱与背叛、渴望与幻灭之类的主题，披挂着日常性的闲言碎语和鸡毛蒜皮，读之确有一种“治愈”感。不过，加帕却未必赏脸这类廉价的催泪法，她宁愿赋以决绝的犀利和冷酷的幽默，让那些滑稽的情节戛然止于故事结尾的那一刻：她仅仅以“紧啊”一词概括了最后暴毙的飙舞老人的一生，而人们所居住的“东区”则于一夜间被政府实施强拆的推土机辗平。所有重建生活的荒诞、喜剧通常也是乐观的一面在巨大而无言的灾难面前瞬间崩溃，暗示了生命的无常与脆弱。虽然前现代性在本书中被置于一个轮廓模糊的背景中，但其功用绝不意味着在现代生活中失色或失灵。家庭、婚姻和两性关系从来不能割裂历史而孤立地存在于社会，这也是集子中另一批故事所要表达的主题。在作者笔下，这些前现代元素老而不僵、僵而不死，于现代生活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来自伦敦的好东西》中家族与家庭就遗产发生争执，家族以吃空丧家财产的精神实施报复。人们明明“相看两厌却不得不服从于他们无法否认的血缘关系”，反映了承自上古的家族传统与当代法律认可的家庭、身份和财产上的紧张关系，事实上，这也是宗族与国家搏弈的现世投射。在家庭制度上，加帕显然站在传统的对立面，而在婚姻和两性关系上，她的态度却有些暧昧。没错，加帕在《朱莉安娜小姨的印度雇主》中批判了男性的处女情结，但她在更多篇什中对女性的描写选择了一种很奇怪的方式。《金三角中心》等篇中的女性不乏受过高等教育，却一律甘做有钱男人的“偏房”和二奶，穷极无聊时她们还会抗争，但结果无不乖乖飞回金丝笼。我们会觉得纳闷，一个女作家——尤其是在一个男权当道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作家——在写两性时，为何不选择一种比较女权、比较激烈的方式呢？我想，这也是像加帕这样的跨文化书写者常常遭遇的困境。非洲传统的一夫多妻、重男轻女固然是糟粕，西方的“自由”性关系和淡薄的家庭观念同样要不得。在书中，那些抛弃家庭、乱搞关系的女人甚至比男人更惨，而《和解》一篇直接表达了作者对女权的回应：维系情感的家庭，以及家庭那些“大的小的，一切需要做的”，才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加帕才不管这种说法有多土多惹恼女权分子，而这篇小说在整个集子的黑色氛围中的确透露出一丝难得的温馨和隽永。总体而言，此书写得简练精粹，不拖泥带水，对容易陷入情感陷阱的女作家来说甚是不易。书中那么多麻烦和灾难，常人大概要作一番抒情、渲染，幸得作者以轻快手法带过，《东区挽歌》反映的世俗群像才如此生机勃勃，令人发笑，又痛在心头。

讽刺的力量

在小说史上，讽刺小说曾拥有相当显赫的地位，是小说艺术初期最重要的形式之一。通过讽刺，小说与现实生活建立了联系，经典如《傲慢与偏见》、《堂•吉诃德》等都带有强烈的讽刺元素，而果戈理、哈谢克们的长才，至今令人难忘。然而，随着传媒手段突飞猛进，讽刺像故事一样，被不同媒体所采用，在今天，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新闻报道乃至评论，无不在讲故事，也无不在娴熟地使用讽刺技巧。讽刺的普及化，与讽刺小说的衰落是同步的，在我们生活的空间中，快餐式的讽刺俯首皆是，瞬间就能满足我们的寻求，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讽刺的浅薄化。讽刺作为艺术，它本应有一个深切的关怀，它并不仅仅是一中技术，而是一次高尚的绝望。如果讽刺堕落，则心灵就会坠入麻木的深渊，我们就可能彻底丧失道德敏感。可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能真正抵抗现代性呢？小说的智慧正被逼到角落中，无奈地看着世界呼啸前行。毫无疑问，《东区挽歌》是一本令人重建对讽刺的信心的创作，佩蒂纳•加帕来自津巴布韦，她的写作洗练、干净，如果不标明作者国籍的话，几乎以为她是一位美国南方作家。然而，她是不同的，因为她有过于犀利的讽刺，那是与背景绝不妥协的勇气。佩蒂纳•加帕的特点在于速度快、容量大，她有很精致的细节，给人以客观写作的错觉，然而，一旦她开始甩垃圾话，那就是滔滔不绝的，让人应接不暇。好在，她的才华经得起这样消耗，全部13个短篇看下来，居然毫无重复之感。能做到这一点，也许与她故事多样有关，也许与她切入角度不同有关。佩蒂纳•加帕可能是使用现代小说技巧最熟练的讽刺作家，她的小说即使去除讽刺部分，同样是一部佳作。讽刺不是目的，它最终是为了关怀，然而，这个尺度并不是很好把握，太多的讽刺小说最终走向了刻毒，比如《孽海花》、《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相比之下，佩蒂纳•加帕有一种彻底的悲剧意识，它超越了肤浅的黑暗意识。是的，在那片充满伤痛记忆的土地上，所有的拯救看上去都那样遥远，每一次努力，带来的却是更深的堕落，对此，佩蒂纳•加帕没有嘲笑，没有忘却，没有自渎，她保持了一份厚重的沉默：当心灵失去彼岸，当行走失去道路，我们尤其不应去恨，宁可凋谢，也不让恨来扭曲和涂改生命。在讽刺中，写出莫大的尊重，所以初读时觉得有趣，再读时觉得有味，回味时，简直就是凄凉了。本书作为短经典中的一本，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极高的品质，佩蒂纳•加帕的写作，属于一切被命运的魔咒所封印、无路可寻者，对于真正的苦闷来说，天然会喜欢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