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书评

最毫无规律可循的那种东西，它就叫生活。

读完书后，这一段印象最深，便摘录下来：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事情总是简单的、相似的、可以用形象的语言加以归纳总结的。爱情是什么呢？就是潘先生和潘太太各自坐在餐桌的一侧。婚姻是什么呢？就是潘太太遇见了潘先生。那么童年呢？就是幸福仍然呈现块状的那些日子。最后问一句，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潘先生和潘太太在一起，各有所思，各有所梦，彼此相爱，彼此深爱；生活就是大家不闻不问，互相隐忍又时而暴怒；生活就像一只鸟突然说出了人话，又突然死了；生活就是一个人地上呆不住做梦也想着睡到树上去；生活就是终于把爱变成了支撑，这支撑又突然到了；生活就是两个人充满可能又永远压抑；生活就是潘先生需要潘太太的时候，潘太太走了，但在潘先生心里潘太太根本没走；就是想要和满大街的人一起笑，并且真的也具有一起笑的理由，但不知道为什么却就是笑不出来；就是你哭了我也想跟着一起哭，结果还是各自哭各自的。生活是最乱七八糟、最相互矛盾的——最毫无规律可循的那种东西，它就叫生活。”

南方

这是怎样的一个女子，南方的女子是不是都是这样子，隐忍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粗鲁”的心，这份“粗鲁”爆发出来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惊世骇俗。可是再怎么惊世骇俗的故事，到了朱文颖那儿，时间好像就停住了，不往前走了，就一直只停留在一个叫做童莉莉的女孩子与潘菊明坐在那要炸开的春天里了。当然每一本书中一定是有美好的部分的，那我宁愿只记得这些美好的部分。作者以一种平和又犀利的文字，点出了生活的姿态“最毫无规律可循的那种东西，他就叫做生活”，朱文颖总是在平静的笔调中散发出一股让人无力的哀伤，以及一种挫败感，这就是命运。你永远都不知道，命运的轨迹会朝着那个方向而去，命运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在如此强大的命运面前，细小的莉莉姨妈以一种绝美的姿态在抗争着。不管是莉莉姨妈还是继承着家族里“粗鲁”的血统的“我”，这种恣意在血脉里的张扬，是不是就是你我的南方呢？

温婉的“细小南方”潜藏的孤绝无依

江南之清丽温婉似乎已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文化符号，覆盖于公众的意识之上，不管是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还是雨巷里撑着一柄油纸伞的姑娘，均不断强化着这样的“南方”。而我们知道，任何一种事物都不会是单向度的，它总是要分裂与嬗变，即使是积淀已久的符码。女作家朱文颖在《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中即想写出一种“不同的音符”，包蕴着南方式的“粗鲁”、“呐喊”和“反抗”，尽管这种声音依然会在坚硬的时代之墙上撞得粉碎，但其终未违抗自我屈从外在的任何东西，面向内心即是“直面自己身处的社会和历史”。《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写了三代人的故事，外公童有源，莉莉姨妈，“我”，以及围绕着他们的家庭和朋友们。时间跨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时代在不断流转，可三代人的“怪异”却一脉相承：外公童有源一次次地离家出走，随处漂移；莉莉姨妈与同一个人几次三番地结离婚，似乎一辈子都在莫名“赌气”；“我”呢，对爱情犹疑不定，欲语还休。作者说，她“书写了一群南方世界里时代的局外人”，而正是他们构成了别样的“细小南方”，大时代的另一种生活变奏。这些局外人有着相似的文化性格，不安分，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疏离，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或许每个时代都会有人被暧昧不清地丢在那里”，于是，被丢弃的人将自我与内心封闭，“孤独着自己的孤独”，不愿让别人闯入。外公童有源可以跟随外来的评弹剧团出走数月，任意而为；外婆王宝琴与外公一辈子的暗战，爱恨交加；莉莉喜欢的潘菊民对不守承诺不做任何解释，一味逃避；“我”的身边总是有这么多言说孤独的朋友，如此令人不安。没有谁来解释那种孤独，似乎这是天生而成的，如潘菊民说的，“真的，我发现从我出生那天起，我就注定要失败、注定要孤独的。”失败感是与孤独感相伴相生的，当原本稳定的依托倏然坍塌消失的时候，这些感觉自然而然会出现，所以其来由并非不可解释，而是有迹可循。书中一个情节几乎可当作潜在的寓言：潘家夫妇依照往常的习惯去教堂做礼拜，却惊愕地发现，原本的教堂已变成了一个储藏食物的仓库；不久潘太太死去，潘先生开始一遍遍地书写政治语录，以此排遣某种难言的情绪。时代在大的变动中，没有人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它，此时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成为局内还是局外人了。在这个“细小南方”中，有意识地逆时代潮流而动是少见的，但每个人都自觉地遵循自己的内心。外公以一次次的出走和凄迷的箫声试图打开死寂的缺口；莉莉姨妈则是在婚姻中反复折腾，表达自己的冀望；“我”对姨妈诉说，“生活怎么这么难啊，我说，这是为什么呵？”他们都不愿违背自己的心灵，可又不知晓路在哪里，只能行行复行行，踩在参差打滑的石子上涉水，谁知哪个波纹下就有暗含凶险的坎儿。这些时代的边缘人有着异于常人的清醒，但也唯其清醒，痛苦更为加深几分，忍受莫名的煎熬。不过即使有如许痛苦，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须为之有什么懊悔，或许做被抛弃的已逝“文明”若隐若现的一条刺绣花边，于他们也是心甘情愿的。“细小”南方，与宏大是对立的。朱文颖自觉地避开大而化之的叙事方式，选取个人敏锐内心对时代的感知来切入历史，笔走偏锋，为“少数派”的坚守出声维护。这种小处着手，焉知不会达至更深的所在？我们看到，“细小”南方的人们，似乎在各自的时代是多余的，他们游离于固有的空间，总有一种不合时宜感，“浩浩荡荡的人流”奔涌而过，却未曾裹挟他们，几乎被搁置在遗忘的角落。他们未必主观上不想跟上步伐，“但是眼睛明亮、歌声嘹亮的人们，手里举着鲜亮亮的红旗”，大约从气质上和内心的呼应上，双方都有比较大的距离，渐离渐远也就是不知不觉中的事了。不过即使与时代存在龃龉，“细小”南方的人们也从不相信生活就此停止了。以莉莉姨妈为例，潘菊民的消失，于她，等于是“扬起的手和心在半空中做着奇怪的姿态”，原本的拯救者的失去使她的孤独无可消解，且进一步地强化了这种孤绝无依的感觉，但她不会认输，因为这不是她对待生活的态度。莉莉上下追寻，既是在搜寻真实的人，也是在验证自己的内心，使其无法枯萎，失败者也要有失败者的气度，如她后来所说，“真的，我觉得那三十几个像疯子一样没日没夜、没天没地的日子，它们突然美丽了起来，再次流动了起来，它们改变了模样，那几乎就是我生命里最充满力量、也是最美好的时光。”在以后的岁月中，她与同一个人不断地在婚姻的门槛内外进进出出，过六十岁了还突发奇想将单眼皮变为双眼皮，她未必知道自己真的要什么，但她真实地是要的，生活对其来说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固执、一意孤行，在书中有一个很特别的词：“粗鲁”。“我们这个家族里所有的女人都有一种深藏在心里的粗鲁。她们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来自于历险，来自于如履薄冰怆然失重的片段……”面临有停滞危险的生活，女人们放弃了温柔、含蓄、婉约的风格，毅然选择了“粗鲁”，也即反抗、呐喊，原本做着奇怪姿态的手和心重新收回，直面一切尴尬与孤独。意义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反抗的愿望。在这一层面上，朱文颖重构了属于自己的“南方”，这个南方虽“细小”却有具象的纵深，时间和空间的深远意义隐含在具体而微的细碎生活细节中，虽不乏柔和，但已不是清丽温婉可概括之，而是分裂、不安、尖利与难以捉摸。细小南方是莉莉姨妈的，是她整个家族的，也是每一个感同身受的人的。朱文颖在创作谈中说了一些“题外话”，提到一本书《城记》，里面有梁思成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说的话，“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朱文颖说自己终于理解了梁思成先生的痛苦，于是写了《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这的确是与小说故事情节无甚关系的题外话，但自有穿越时空的脉络牵丝扯蔓，不能断绝。

当时我是如何被雷劈到的，才买了这么一本书啊！

很差都无法形容。。。。反正如果你有蛋，想让它疼一下，再疼一下，不停的疼一下……就赶紧阅读吧！装13的文艺女青年如果没有丁点儿才华，就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怎么就有人给出版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