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一角》书评

关于《书房一角》

关于《书房一角》止 庵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周作人日记云：“又拟集短文为一册，曰‘书房一角’，其中包含‘旧书回想记’、‘桑下丛谈’、‘看书偶记’也。”一九四四年五月《书房一角》列为“艺文丛书之一”，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从前引日记可知，“看书余记”先不在其列，乃是后补入的。全书四辑中又以“看书余记”（最初在《晨报》副刊发表时，总题为“药草堂题跋”）起手最早，还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待到写完已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了；一九三九年一月“看书偶记”开始陆续发表，二月“桑下丛谈”亦有个别篇章面世，这两部分写作或许稍早于“药堂语录”（首次刊载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完成则在其后；“旧书回想记”写于一九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十月，—这大概也是全书完成时间。《知堂回想录·从不说话到说话》介绍此书缘起说：“当时以为说多余的废话这便是俗，所以那一年（一九三八）里只写些两三百字的短篇笔记，后来集有二百多则，并作一集叫作‘书房一角’。”《读东山谈苑》（以写作时间计大约是集中第一篇）则说：“特别如余君所云，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多少道着作者当时心境。作者此前在《自己所能做的》中说：“我不喜掌故，故不叙政治，不信鬼怪，故不纪异闻，不作史论，故不评古人行文得失。余下的一件事便是涉猎前人言论，加以辨别，披沙拣金，磨杵成针，虽劳而无功，于世道人心却当有益，亦是值得做的工作。”已经预告了《书房一角》和《药堂语录》的主要内容和思想特色。“风趣今且不谈，对于常识的要求是这两点：其一，道德上是人道，或为人的思想。其二，知识上是唯理的思想。”（《一蒉轩笔记序》，载《风雨谈》杂志一九四三年第四期）这是他对前人笔记的选法，也是他自己笔记的写法。《书房一角》与《药堂语录》不是当文章写的，思想含量却不小，文化批判精神仍然贯穿始终，—这包括“疾虚妄”和“爱真实”（或者说“重情理”）两方面，从前者出发排斥某些东西，从后者出发则收纳某些东西。而且因为所涉古籍甚多，可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批判工作，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两本书完成的。《书房一角》、《药堂语录》以及《药味集》，总的来说仍属于作者以《闭户读书论》开始而贯彻于《看云集》至《秉烛后谈》的思想系统，尽管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笔意之惆怅黯淡，却与此一背景有关，是亡国之音哀以思也。《书房一角》与《药堂语录》实为姊妹篇，但牵扯的方面更广，中国古籍之外，也谈及今人所作和外国图书；读书笔记之外，也有民俗风物小品—“桑下丛谈”一辑，几乎都是此类作品，可视为一部别致的回忆录。作者后来谈到《旧书回想记》时说：“此系一时遣兴之作，”（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致鲍耀明）但是至少起始部分是颇有系统的，其意义不限于对某种旧书的追忆，要旨在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反思，这项工作以后在《我的杂学》中得以完成。较之《药堂语录》，《书房一角》在写法上多所变化，有的更为短小，有些篇目（如《旧书回想记》起始部分）白话成分更大一些。《桑下丛谈小引》说：“平常胡乱写文章，有关于故乡人物者，数年前选得三十篇，编为《桑下谈》，交上海书店出板，适逢战祸，未知其究竟，今又抄录短文为‘桑下丛谈’一卷，只是数百字的笔记小品，但供杂志补白之用耳。”《桑下谈》大约编在一九三七年夏，因上海战事而未能出版，乃是周氏一种佚著，现只存序言，收入《秉烛后谈》。按照这里所说，似乎是个选本，至于有无未曾发表的篇章则不得而知矣。该序有云：“故乡犹故国然，爱而莫能助，责望之意转为咏叹，则等于诔词矣，此意甚可哀也。”由此可知《桑下谈》及“桑下丛谈”之编写均别有寓意也。此次据新民印书馆一九四四年五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次一页，新序一页，原序四页，正文一百八十九页（各卷题目四个插页不在此数之内），各卷细目十六页。目次仅列新序、原序、四卷总题及书房一角各卷细目数项，而细目置于正文之后，其中未列“桑下丛谈补记”。正文每卷各篇均为连排。

人们对古文很隔膜了

《书房一角》可以看作周作人的读书笔记。我略微翻了几页，不能沉浸其中，掩卷想了想，是因为我对周作人所读之书很隔膜，它们与自己的生活相距甚远的缘故。周作人喜读线装书，如今线装书已然成了古董，被束之高阁，和读者的接触面减少，大家自然是陌生的了。此其一，其二，现在的人古文功底差，不识繁体字。周氏兄弟告别喜欢收集乡贤著作，周作人在书里透露“得清朝人所著书才三百五十部”。江南文风显著，吴越自古依然。周氏兄弟处风云突变之际，所集乡贤著作，保留了一方文脉，功莫大焉。《书房一角》卷二名为《桑下从谈》，皆是对故乡旧物旧事的回忆，与本土乡贤著作相互比照，其中有深情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