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书评

断片的美学

断片的美学——读朱朱《故事》Ⅰ 童年、回忆与叙事继2005年的《皮箱》后，朱朱在2011年年末出版了他个人的第四部诗集《故事》，虽然其中收录的大部分诗作之前已在国内文学杂志上陆续发表过，但此次结集依然可以视作他近六年来诗歌创作的总体性呈现。《故事》，不仅被用来命名整本诗集，同时也是朱朱献给自己祖父的一首诗的题目。这首诗延续着上部诗集中《皮箱》的主题，只是将叙事线索由父亲带儿子钓鱼改换为祖父为孙子讲故事的童年记忆。从父亲到祖父，朱朱历时数年完成了对自己家族系谱的缓慢回溯。但是我深知，不再有真正的故事和讲故事的人了，夜晚如此漫长，空如填不满的深渊，熄灯之后，心中也不再升起亮若晨星的悬念。（《故事》）在木朵与朱朱进行的一次访谈中，木朵说他在《皮箱》这首诗中读出一种“子爱”，对此朱朱回应道：“爱是唯一可以信赖的源头，是那种不朽的轻逸。……为什么愤怒和仇恨、或者说其他情感就不能造就诗呢？我的理解在于，惟有爱是一种真正令人激动的节奏，一切可以做为动机，但只有爱能够引导你合上节拍，启动真正的激情和想象。” 如今看来，“爱”确实启发了朱朱相当一部分的诗歌写作，其中就应该包括《故事》在内的组诗《七岁》。这组诗共由八首诗构成，收录在整本诗集的末尾，每首诗的内容都截取自作者童年的生活记忆。法国哲学家巴什拉认为人类童年时代所钟爱的形象记忆往往会变为诗歌的萌芽，“这些通过形象，在形象的功能中保留下来的记忆，在我们生活的某些时刻，尤其是在年华消逝的时候，成为一种复合梦想的起源及材料：这时，记忆在梦想，梦想在回忆。” 而朱朱的这组诗似乎就完美地印证了巴什拉的观点，来看其中第一首《井台》： 井台最沉寂。废木条钉成的圆盖子好像一扇终年关闭的门，一块搁在上边的石头重如铁锁。依托着对自己童年时“井台”形象的记忆，朱朱踏上了“返乡”之路，想象与回忆相互作用、充满着童真感以及叙事的现场感。（如《排水》、《理发店的椅子》、《数学课》）如果说对“叙事性”的自觉引入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代汉语诗歌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在新世纪的写作实践中，不少写作者开始反思这种过分关注日常生活细节的“小我”化表达，试图对琐碎的经验陈述与修辞堆砌作出一定的纠正。但就朱朱的个人写作而言，他近些年加以强化的似乎反而就是“叙事”，相较于他九十年代（以诗集《枯草上的盐》为代表）的一批纯“抒情”作品，此种倾向尤为明显。当然，诗歌中的所谓“叙事”与“抒情”本来就不应是一对截然分立的概念，正如诗人张曙光所言：“对日常性因素的强化，对更为复杂经验的引入，对因抒情过滥而带来的陈腐老套的清除，这些一旦成为诗歌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必然寻求一种新的表现方式。而叙事性恰好适应了这种需要，平静客观的态度，和它本身具有的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将人们带入到一个延伸着的情境中去。事实上，它不但没有损害抒情诗的特性，反而拓宽了抒情诗的空间。” 母亲知道第一束阳光的金色丝线，怎样在天空的蓝缎子上滚边。每个早晨她的眼睛总是最先睁开，枕边一小块湿迹，来自伤心的梦。（《早晨》）我们也许很难在这样的诗句中分清“叙事”与“抒情”的界限，况且对于一个优秀的诗人来说，他完全有能力将二者融合统一。朱朱近年诗歌中“叙事”成分的增强，正可以看作是他企图超越自己早期诗歌作品的努力。朱朱之所以将整部诗集命名为《故事》，也就不言而喻——祖父在朱朱童年时为他讲故事，而现在，也轮到他练习用诗的形式给他的读者们讲故事了。Ⅱ 互文中的传统从著名的组诗《清河县》开始，朱朱似乎开始沉迷于一种想象与历史互文的写法，即用现代汉语（经验）对中国古典文本（人物）进行演绎和重塑。在新诗集中，朱朱延续了这种由《清河县》所确立的写作策略，将书写对象从自我意识转向更为宏阔的历史语境。中国现代“新”诗似乎自其诞生之日起就生长在“中国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传统”这“两大传统的阴影下” ，不仅如此，它同时还要承受传播过程中公众对其朦胧意象、形式主义、口语实验的诘难与指责。因此，“新”诗的“合法性”问题从上世纪白话文运动以来，始终潜隐于诗人和读者的争吵之中。但自九十年代汉语诗歌对“本土性”的强调开始，越来越多的诗人已经意识到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单纯模仿正面临着匮乏之境，他们必须从那个曾经辉煌的“传统”中寻觅得以自立的精神血统。其中，当代诗人肖开愚、孙文波、陈东东、柏桦、张枣等都在此做出过重要的探索。同样，作为一名在九十年代成长起来且主要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诗人，朱朱也无法逃脱那个强大“传统”的召唤，更何况他的居地江南正是中国古典文明聚集之所，而他自己也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江南的每个生活的细节都充满文明的气息，它是这样一个地方。” 但究竟应该如何回应传统却是每个诗人都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一味地从表面上去寻找传统，那么结果肯定是找不到，也没有办法去继承的，因为如果像古人那样去写作，譬如我们也来写乐府体、律诗，结果肯定是我们不会写得比古人更好。为什么？原因在于，古典诗歌的形式留给我们辗转腾挪的空间几乎已经没有，再之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基本认识。” （孙文波语）对于这个问题，朱朱当然有着自己的回应，因此在《故事》中，我们便幸会到《江南共和国》、《海岛》、《再记湖心亭》、《多伦路》这些作品，作者用分镜头般的语言分别对柳如是、苏轼、张岱、鲁迅进行了特写，使他们的形象一一在现代性的时间中复活、行走、呼吸……比如，《再记湖心亭》这首诗中的雪片、飞檐、炉火、小船、酒壶、罗汉、经书等意象全部来自张岱的古文小品《湖心亭看雪》，但它们一旦经过诗人的拼贴就好像飘荡于现代诗歌河流上的有序浮标，照亮了一条通向历史夜幕的航道。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曾经提出过一个“断片”的概念，作为我们与往事之间的联系媒介。“断片”可以有多种形式，如“片段的文章、零星的记忆、某些残存于世的人工制品的碎片”，而读者可以经由这些“断片”的指引抵达昔日的空间，在死的文本与活的生命之间建立起联系。“断片的美学同一种独一无二的感受力是密不可分的：一种通过诗歌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最为优秀的个人的能力。在这样的诗歌里，诗人植入了他自己的形象，他希望别人能看得见他。” 上述朱朱的那些“追忆”往事之诗，就可被视作宇文所安所谓“断片的美学”，因为我们同样能够在朱朱谈论他写作《清河县》时的感受中找到证据：“至今我依然留恋它的滋味，明白了生命可以超越时空，被词语运载到那么远的地方。无论诗本身的价值如何，我都的确受到一次净化。” 朱朱通过张岱的“断片”回到晚明，而当下的我们又通过朱朱的“断片”亲历了他与张岱虚构的邂逅。诗歌，就在这沉默的对饮中言说了自身。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 杯子空了又满，满了又空， 面对炉火交谈显得多余， 风中传来远在白垩纪的回声。（《再记湖心亭》）当然，朱朱对历史感受的处理也有不足之处。例如对人物生平的常识性复述有时就会显得过于呆板单调，幸亏有细节部分出色修辞（比喻）的挽救，才使得整体免于陷入平庸。怎样避免在对古典文本（人物）进行重塑赋形时名片式的简单再现，应当是朱朱需要面对的问题。Ⅲ 比喻、现实与梦想长久以来，朱朱诗歌中的精妙比喻一直都是他最为突出且被人称道的优点，在新诗集中，朱朱这种天赋般的技艺同样再度得以集中呈现，令人叫绝的比喻在诗集中可谓俯拾即是。先随便举几个例子：“我们害怕地狱般的血腥和腐朽一起复活，/自己像棋盘上的卒子再无回返的机会”（《石窟》）“我生起炉火就像筑一个临时的巢”、“衣衫破得像翻烂的债本”（《再记湖心亭》）“大教堂的尖顶/就像一座风中的烛台伴我守灵到天明”（《圣索沃诺岛小夜曲》）“我们从衣橱里翻寻出冬装，如同假释的犯人重新领回囚服”（《乍暖还寒》）……朱朱诗歌中的比喻往往让人意想不到却又恰如其分，而正是这些“活的隐喻”才反映出一个诗人卓越的创造力。譬如诗集中一首仅有四行的短诗《故障》：我们之间的故事好像一部小说开了无数次头，一根电压不足的日光灯管在郊外空关的仓库里不断地跳闪。这首诗就内容而言，其实不过就是一句比喻。简单说，本体就是“故事”，两个并列的喻体，一个是“小说”，另一个是“日光灯管”，而这两个喻体一旦加上了谓语、宾语、定语、状语之后就使本体充满了不确定甚至危险的可能性和开放性。“一部小说开了无数次头”，是对于“故事”发生的时间描述，“一根电压不足的日光灯管/在郊外空关的仓库里不断地跳闪”则打开了“故事”发生的空间维度，同时，两个喻体的迅速切换也如同电影蒙太奇般眩晕着读者对于“故事”的期待——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当朱朱在1999年与凌越所作的一次访谈中被问及对中国当代诗歌前景的看法时，他曾不无悲观地谈到：“对现实的超越需要一个人的自信、勇气、耐心，和不断地发现生之欢乐的品质；我们的诗人已很少能维持他们的‘幻觉’，而成为人群中的讲求实效的人” 十几年之后，我们确实看到许多曾经的“诗人”与现实达成了妥协。这些曾经的“诗人”大都停止写作并隐迹于官场或商海，诗歌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只是青春时代的一个久远记忆。如果“诗人”可以作为一种职业的话，那么它的特征就在于用写作建造一个想象的世界，借以超越索然沉闷的现实。朱朱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作为自由职业者，他长年居住在古城南京的郊区，并与国内各个诗歌团体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而他的诗歌却以冷峻、克制、精确、优雅的风格获得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近些年来，他一直作为艺术策展人跨界活跃于中国当代艺术圈，并撰写了大量艺术批评，乃至他的诗人身份几乎快要被遗忘。对此，朱朱内心一定有着比他人更为真切的感受和丧失梦想的焦虑，因而就用《岁暮读诗》表达了他对“穿梭于道路与风尘”的生活状态的厌倦之情，以及渴望回归诗人“原型”的愿望。现在，就给我一个双倍漫长的冬季吧，阅读、沉思，甚至什么也不做，就像乡村池塘边的鸭子面对着粼粼的波光梳理肮脏的羽毛。（《岁暮读诗》）的确，对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还有什么更幸福的事情能够比得上永远待在房间内安静地阅读、写作、想象呢？朱朱在悼念张枣的诗歌《隐形人》中感叹道：“中国在变！我们全都在惨烈的迁徙中/视回忆为退化，视怀旧为绝症，/我们蜥蜴般仓促地爬行，恐惧着掉队，/只为所过之处尽皆裂为深渊……而/你敛翅于欧洲那静滞的屋檐，梦着/万古愁，错失了这部离乱的史诗。”尽管在现代消费社会中“诗人”的现实处境尴尬万分，但我们依旧有理由相信诗歌是一块富有神奇魅力的精神飞地，是抵抗所有粗暴与颟顸的轻盈飞升，是关于梦想的旅行和“故事”。（载《文景》2012年12月号，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