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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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1
ISBN:9787010059372
作者:朱晓进
页数:349页
内容概要
朱晓进，江苏靖江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独立承担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教委和省级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已出版《历史转换期文化启示录》、《鲁迅文学观综论》、《“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研究》、《找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角度》、《非文学的世纪一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等学术专著6部；主编出版教材5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先后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江苏省社科联优秀论文一等奖、江苏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多项奖励。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全国高校国家级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书籍目录
引论 中国三十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第一章 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语文学氛围第二章 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形态第三章 文学争论和文学批评的政治文化特征第四章 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对文学的导向第五章 政治文化与作家的文学选择第六章 政治文化与三十年代独特的文学风尚
作者简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30年代文学（1927－1936）与政治文化之间有着特殊关系。30年代许多重要文学作品都明显表露出在题材上的政治化特征，在题旨上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同时隐含着一种政治权力运作机制，它广泛涉及不同的党派、社群乃至个人的政治意愿，并以此为中介，影响和制约着30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
本书尽可能地真实地再现30年代文学所处的政治文化氛围，尽可能地以翔实准确的史料去研究30年代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控制、文化制度的运作，以及由此形成的普遍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并由此来认识各派文学对此的实际反应以及所采取的不同的文学策略，即通过对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的揭示，以期找到30年代许多文学现象（包括作家行为，作品特征，重要的文学论争、文学派别、文学范型、文体现象的形成等等）的重要依据，以达到对30年代文学的准确把握和全面而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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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特里•伊格尔顿诚如伊格尔顿所言，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始终与政治、权力问题纠缠在一起。面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者——哪怕是极端的审美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政治的“幽灵”总是在文学中若隐若现。然而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准确把握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却是相当困难的事。对于50至70年代流行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式机械决定论的研究方法，我们出于本能就会拒绝；而对文学实践活动进行唯心主义的解释，强调文学本体性的审美批评，虽然在很多方面相当有效，但在面对三十年代众多政治化的文本同样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能力。在文学的审美性与政治性的两极之间，该以什么角度切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每个研究者需要面对的问题。朱晓进先生的近著《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以下简称《政》）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解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无疑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朱晓进先生在《政》中借重的“政治文化”概念是西方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艾尔蒙、罗森邦以及达尔等人提出和阐释的政治学理论。作者在书中无意对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多费笔墨，他没有探究这个概念本身的历史脉络，而是将“政治文化”理解为一个相对宽泛的学术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一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他认为广义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政治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术理论的复合体；而狭义的政治文化则是指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作者在《政》中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时，以其狭义涵义为主，不时也使用其广义涵义。对作者来说，在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中介——即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作者“试图找寻的政治与文学之间关系方式的桥梁”。以政治文化为切入点，朱晓进先生在《政》中主要从六个方面来探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首先，作者揭示了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与文学氛围。他认为其时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取得权力主体的地位；而其他各派政治势力由于处于权力客体的地位，只能通过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传媒来发生影响，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因此，国民党政权所采取的种种文化控制手段、文艺政策与其他各派政治势力的文学表达之间发生尖锐冲突，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语境，并由此相应的塑造了当时的文学氛围。这是作者考察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其次，作者着重研究了三十年代中国各派作家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的实际反应以及其相应采取的文学策略。他认为三十年代中国各派作家的文学主张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政治意识、政治观念、政治态度以及政治价值观而不是文学观念。因此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身上有着鲜明的“亚政治文化”特征。在揭示了三十年代各个作家和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形态特征及其性质的基础上，作者着重分析了各个文学群体的主要文学观念得以形成的政治文化因素。第三，作者具体分析了三十年代一些重要的文学论争和文学批评所具有的政治文化色彩。他认为，论争各方的政治态度、政治情绪以及成为某种惯性的政治化思维，最终支配着论争各方的行为、文学论争的过程以及结果。在这些论争中，文学观念、文学主张本身的差异和分歧实际上并不是论争的中心议题。第四，作者探讨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对文学的导向。在这一部分，他着重考察了中国三十年代公众的普遍的阅读心理，揭示了最广泛的读者层（包括批评家）在政治心理驱使之下形成的文学期待，以及这种期待是如何强有力的影响了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面貌并最终左右了其发展走向的。第五，作者研究了中国三十年代政治文化对当时作家的创作活动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他努力寻找三十年代作家的政治意识与其文学选择之间的关系，即探讨政治意识、政治态度以及政治价值观的或明显或潜隐的趋导，是如何有力的决定了作家们选取文学题材的眼光、处理题材的方式以及观照问题的角度的。最后，作者还探讨了三十年代政治文化对当时文学风尚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即考察政治风气、政治需求和普遍的政治心态等与流行的文学风尚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文学的风尚又是如何导致了主导的审美倾向的形成和一些特殊的文体形式的盛行的。通过以上这六个方面的考察，朱晓进先生对整个三十年代许多文学现象（包括作家行为、作品特征、重要的文学论争、文学派别、文学范型、文体现象的形成等等）做出了全面而中肯的评价。在笔者看来，作者细致的研究不仅让我们更为深切的认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其以“政治文化”角度进入文学研究的思路对研究者来说更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首先，从“政治文化”角度进入文学研究，使作者不仅仅把他的研究对象设定为中国三十年代出现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或文艺思潮上，同时也把他的目光投射在整个三十年代的文学空间上。这样的研究思路和眼光使作者没有把文学从其生长的“环境”中孤立出来，他所要做的恰恰就是看“环境”如何强有力的影响文学。因此统治者的文化控制、文艺政策；社会动荡所造成的普遍不满情绪；读者的阅读期待及其市场需求；出版商的市场运作及营销等等容易忽略却又是构成文学空间的重要关节都被纳入到作者的研究视野中来。例如在本书的第四章，作者主要探究的是左翼文学如何在短时间内风靡整个文坛。作者在书中没有把左翼文学的勃兴与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简单地对应起来，而是在读者、出版商以及作家之间的多重关系中寻找左翼文学兴盛的原因。他用翔实丰富的史料向我们证明，由于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以及当时社会破败的经济，公众普遍对政治和社会现状极为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使得文学读者狂热地追捧那些发泄反抗情绪、书写现实政治之外另一种可能性的左翼文学。读者的文学期待制造了成庞大的市场需求，使得出版商在利润的驱动下，甘愿冒着被国民党查禁的风险，用各种巧妙的方法骗过国民党政府的书报检查机构，大量出版左翼文学作品。同样的，读者的阅读期待也深刻的影响了作家的创作，鼓舞作家创作满足读者需要的作品，推动了三十年代作家“向左转”的倾向。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现实、读者、出版商以及作者等因素的合力共同创造了中国的“红色三十年代”。在这样的眼光下，文学史上很多令人疑惑的现象，如田汉、丁玲这样的作家，早年都崇尚浪漫主义或个人主义，到了三十年代为何突然转向，创作左翼文学。一向政治立场中立的良友图书公司、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在三十年代为何都开始出版以左翼文学作品为主的《一角丛书》、《新文艺丛书》等等，都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其次，从“政治文化”角度进入文学研究，必然会涉及到文学空间中权力的运作问题。这对文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倾向起到了纠偏的作用。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界针对50至70年代文学研究的政治决定论倾向，开始强调文学的“本体”，文学的审美性，对鼓吹“人性”、“静穆”、“美”的作品大加吹捧，而对那些有关“革命”、“战斗”、“力之美”的作品常常给予不公正的待遇。而作者在《政》一书中则向我们揭示了文学其实紧密联系着各种社会权力。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作者探讨了活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各个文学群体以及发生在鲁迅、茅盾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之间以及包括“左联”在内的左翼文学群体和“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京派”之间的历次文学论证。以往很多文学研究者面对这些论争，往往把目光局限在论争双方各自提出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观点上，最终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左翼文学群体的观点过于武断偏颇，而他们的对手则是客观的看待文学问题，虽然有和时代脱节的问题，但却更深刻的触及到文学的“本质”。朱晓进先生的研究思路与此不同，他用所谓“亚政治文化”的概念来概括鲁迅、茅盾、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以及杜衡等作家及其所属的文学群体的特征，认为发生在三十年代的历次文学论争，论争双方的着眼点并不是表面上文学观点与文学主张的不同，其实在这些论争的背后，隐藏着论争双方夺取文化权力的目的。在作者眼中，发生在三十年代的历次文学论争大多起于一两个观点冲突，进而引发文坛大论争，但在论争进行到最激烈，论争双方都没有在理论上把问题澄清的时候，争论就偃旗息鼓的现象，其实就是背后的“政治文化”在作怪。因为论争双方所追求并不是说服对手，达到真理越辩越明的目的，双方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例如发生在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等左翼作家之间以及左翼作家与“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京派”等作家与群体之间的一系列论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并非出于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而常常是从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第三，从“政治文化”角度进入文学研究，也是对文学研究中曾一度盛行的阶级决定论等庸俗唯物主义的纠偏。在作者看来，政治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不是直接的、决定论意义上的，而是通过“政治文化”这一中介物间接发生的。也就是说，实际政治要影响文学，首先要作用在社会人（包括作家、各类团体、读者和出版商等等）身上，产生一定的政治意识、政治态度以及政治价值观等政治文化，然后再经过社会人之间一系列复杂的关系，最后由作家创造出作品。因此，实际政治作用于具体的文学文本，中间要经过政治文化的多重关系，其间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形和可能性。在本书的第六章，作者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出现的文学社会科学化倾向、革命文学“浪漫化”倾向、文学创作中追求“力之美”的倾向、文学创作“集团化”、“公式化”倾向以及杂文、报告文学与速写文体盛行等现象进行了全新的阐释。面对这些现象，作者没有从时代变化或革命形势发展等角度谈政治对文学的直接影响，也没有站在审美主义的立场对这些现象嗤之以鼻，而是从政治形势变化对作家身份构成的改变、作家自身专业背景的变化、社会心理氛围、作家创作心态、文学出版环境以及读者的阅读期待等角度对上述文学现象的形成做出解释。这些从“政治文化”概念出发得来的角度全都与政治相关，又全部是对文学现象的合理解释，没有以政治分析文学时常见的生硬和武断。朱晓进先生在《政》中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打开了文学研究中文学空间的视野，为我们处理文学与政治之间复杂暧昧的联系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这种思路对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以及文学思潮有很大帮助。不过作者用政治文化来处理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空间时，仍存在一些缺憾。朱晓进先生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三十年代的文学空间，展示了广阔的研究视野。但他在具体处理这一文学空间时，似乎仍然在沿用老式的二元对立思路。在《政》中，他将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分为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两极，前者是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控制和文艺政策，后者则是包括左翼文学群体、“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京派”、读者以及出版商等在内的“大杂烩”。在二元对立思路下，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政治文化就是在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尖锐对抗下所形成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以及政治价值观等等。正是因为这样，《政》中所描述的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给读者的印象是权力机构与在野势力时刻在尖锐的斗争。显然作者思考“政治文化”运作的方式类似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以及福柯的“压抑”理论。然而在笔者看来，“政治文化”概念所引出的文学空间视野，相对于阿尔都塞或福柯的思路，更适合处理复杂的文学问题。文学空间视野最大的优势在于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可以将各种有极大差异的事物容纳其间，真实再现复杂奇诡的历史情境。政治是复杂的，其中不仅有斗争和对抗，也有诡诈、合谋和虚与委蛇。回到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历史语境，我们与其说出版商出版左翼文学作品是在对抗国民党政权的文化控制政策，不如说这是出版商与国民党政权书报检查政策虚与委蛇以求在文化市场上分一杯羹。而新月派同人在《新月》月刊上开展争取人权、言论自由的运动，确实是与国民党的文化控制、文艺政策的直接抗争。然而就在《新月》上的人权运动刚刚落下帷幕之际，胡适等人就在幕后频频向国民党高层官员示好。 于是新月派与国民党政权之前的种种冲突，多少显得有些暧昧。还有《政》一书中没有涉及到的通俗文学。三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个个角落，通俗文学自然不能独善其身。由于通俗文学这一文体天然的要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和市民阶级趣味，当主流意识形态与市民阶级之间出现裂隙时，通俗文学在其间所处的立场、所扮演的角色就相当微妙了。文学空间这一研究视野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容纳这些晦暗不清的地方。因此相对于朱晓进先生把中国三十年代的文学空间描绘成两军对垒的战场，笔者更愿意称其为众声喧哗的广场。
精彩短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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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概念不清楚，或聊无新意，论述上宏大叙事，觉得乏善可陈。 -
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三十年代文学确实可以解释很多三十年代独特的文学现象，比如左翼文学，比如丁玲、田汉的转向，只是亚政治文化的阐释框架实在是有些霸权阐释的意味，所有的都被纳入其中，感觉文学自身的发生空间被大大挤压或者忽视了。#2016使劲读#002 -
记得有篇文章谈王瑶先生聊天时常提醒学生现代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朱老师做这个题目大概也是受了王先生当年的影响，只是…理论套用太生硬，用左翼史观贬低当时搞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又忽视左翼的文学期刊实际上也办不下去了这个事实。让人觉得很遗憾 … -
写十七年文学与国家意志方向论文，参考